地名尤其是村名，乃是人们赋予居住生活之地的专有名称。千百年来，地名所包含的文化符号和历史底蕴， 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感到亲切，让背井离乡的游子看到故土之名都倍感温暖。
地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她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深圳辖区内有不少聚落地名，都曾经发生过更改，当然改名的理由有相同也有不同。
01
避讳的无奈
这个改名的原因很特殊，在历史上却也是常见。在我国古代，城市的改名易称，大多因为汉字的避讳。翻开古典史籍，发现这样的事比比皆是：如恒山改常山（汉文帝刘恒）、启封改开封（汉景帝刘启）、广昌改枣阳（隋炀帝杨广）、禾兴改嘉兴（吴太子孙禾）、无棣改海丰（明成祖朱棣）等，这些都是因为地名“犯了”当权者的名讳而需要改名。
山东《海丰县志》中关于避明成祖讳的记载
还有一种避讳而改名的原因是“避恶讳”，大多数是因帝王嫌恶某人，“恨屋及乌”而不愿见到其姓名中的字。这个最典型的，便是唐至德元年及至德二年的全国“安”字地名的大更改。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次年，唐肃宗登基，改元至德，因憎恨安禄山，而下令对全国大多数带“安”字的地名进行更改，其中便包括了宝安县。至德二年（757），宝安县更名东莞县。注意，此次为宝安县改名，并不是朝廷撤销宝安县建制，更不是宝安县并入东莞县。
陈垣《史讳举例》中关于避“安”字恶讳的记载
除了宝安（东莞），历史上广东还有敬州改梅州（宋翼祖赵敬）、信义改信宜（宋太宗赵光义）和祯州改惠州（宋仁宗赵祯）等因为避讳而改名的地名。
02
县级重名的不得已
“宝安县”作为正式地名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1157年，直到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对各省重名的县名进行规整时，再次回归。
在中国的历史上，县名重复的现象是很常见的，明朝时江西甚至出现了两个永丰县。唐朝曾经进行过县名调整，减少同级地名的重复（最小到县一级），改掉字形相似或读音相近相同的地名用字，天宝元年曾更改县名110多处。
明朝江西同时存在两个永丰县，一个属于广信府，一个属吉安府，故分别以广永丰和吉永丰相区别。清雍正年间，广永丰改名广丰县，就此结束了江西省内同时存在两个永丰县的尴尬局面。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县的设置，因落后的通讯与行政管理方式，县名重复的现象依然存在，民国初年的“废府存县”运动更是加剧了重名县的产生。据统计，1913年底，全国重名县共有221个，共94组，大多为二县重名，最夸张的是六县重名（新城县）。
有鉴于此，1914年1月，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上书大总统袁世凯，提请对各省重名的县名进行规整，各省同名之县，只保留一个，其余全部改名，并附上《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
保留县名的原则基本就是“先到先得”，也就是同名县名谁先用谁就可保留县名。此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已开辟为商埠且在对外条约中涉及到的县名，虽然后到，但亦可挤掉先来的，如广东三水县设立虽晚于陕西的，但因近代已开辟为商埠，影响较大，故只得“委屈”陕西的三水，令其改名。
朱启钤
新县名亦有一套原则，主要是四种：一、从旧从远，即此地是否有老县名或是否存在过以其为治所的府、州、郡的名字；二、以境内的名山水为名；三、以县境内重要地名为名；四、以旧行政区的方位来命名。
深港的母县为1573年从东莞县分设出来的新安县，取“新县安宁”（《新安县志》则记载为“革故鼎新，转危为安”）之意。在广东分设新安县时，河南省河南府和直隶保定府已经各有一个新安县。1913年废州府存县，保定新安与安州（安县）合并，改名安新县。故1914年县名大调整时就河南广东两省在PK。
《内务部改定各省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中关于广东省新安县拟更名宝安县的理由
河南新安县，设置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比广东新安县早了1794年，广东的新安进行改名。查历史，新安县城南头曾经为宝安县治所在，故更名宝安县。1993年，深圳市宝安县撤县设宝安区、龙岗区，宝安县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宝安地名依旧使用至今。
说完县一级，现在来说说深圳地区村一级地名的改名。
03
并乡的“遗留”
从中华民国开始，广东省曾进行多次乡镇区划调整，各种并乡导致现深圳辖区内产生了许多“联合”地名，如爱联、六联、南联、六约、新放岭、大坪联村、布新等等，这些地名现大多保留下来，成为行政村名，而当时组成该行政村的各自然村则依然使用原名。（详见《》）
始建于1931年的六约学校
当然，并不是所有“联合”地名都是上述情况。随着人口的增长，有些合并的大队大乡也重新分设，最后只剩一个自然村，却依旧使用“联合”地名，而原先的地名却渐渐被人遗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上合、三围、九围、共乐等村。
上合，原名上川村，始建于明朝，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有“上村”，嘉庆《新安县志》记载有“上川”。1950年4月，宝安县第二联乡的上川乡、八合乡合并为上合乡，乡府驻上川村。八合乡为民国时期所设，是由甲岸（隔岸）、流塘、庄边（含北灶）、臣田、凤凰岗、铁岗、公爵薮（孔雀斗）、更鼓岭（下埔）八个村组成。
原上合乡大致范围
（底图为1941年宝安县地图）
上合乡成立不久，就有多个村从上合乡分出，或单独成立乡（大队），或与附近其他乡组成新的乡（大队）。到了1986年，上合改组为上合村民委员会，辖上川、甲岸、布心、灶下四个自然村。1994年，甲岸村从上合村分设。2004年，上合股份合作公司成立。就这样，上川村“改名”上合村。
三围，原名塘边村，土改时与草围村、后瑞村（厚兴围）成立三围农会，1958年公社化时成立三围大队。1988年，草围、后瑞从三围分出，塘边“独占”三围之名，但如今已经很少人提起塘边这个地名了。
原三围的三条村
九围，原名蔗园埔村。和三围类似，原九围村系九条村组成，分别是蔗园埔、簕竹角、黄麻布、料坑、凉水井（杨水井）、亚婆髻、黄金洞、刘民（龙门、林门）、鸡毛（草尾蓢）。如今当年的九围仅剩蔗园埔、簕竹角、黄麻布和料坑四村，分属两个街道三个社区。蔗园埔属航城街道九围社区，簕竹角、黄麻布属航城街道黄麻布社区，料坑属石岩街道。走进九围社区，现依然可以见到村口的牌坊写着“蔗园埔”三字，不过蔗园埔的股份公司名则用了九围之名。
蔗园埔村牌坊
共乐，原名共和村，属宝安区西乡街道，系西乡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共乐乡，辖共和、乐群与盐田三个自然村。1986年设共乐村，1995年，共乐村划分为共乐、乐群、盐田三个行政村。
福永新田村，原为岭下（凤凰）新村，属宝安区福海街道，原属凤凰村的一部分。1991年1月22日，凤凰村析出新田，该名源于新村和稔田，各取一字组成行政村名。2005年4月13日，新田社区分设新田社区和稔田社区，原新村沿用新田之名。
岭下新村+稔田=新田
东周，原名木墩，属光明区光明街道。1951年，公明乡分为公明、东周、碧楼、水蓢、玉塘五个乡。东周的东指的是东坑、周指的是周家村（当地老人还有一种说法，东周指的是周家村的东边）。原东周下辖塘家、东坑、塘尾、将石等村，后几个村又分别成立生产队，东周的名字却保留在木墩村上。不过，木墩和上述的众村有所差别，其股份公司依然使用木墩之名，东周则为社区名。
木墩村口的石刻
04
分村的遗憾
在深圳历史上，除了并村，分村的情况亦不少见，如沙头分为上沙、下沙，水径分为上水径、下水径，报美分为上报美、下报美，梅林分为上梅林、下梅林等等，这些地名都或多或少保留了原村名的痕迹。还有一种分村之后“弃用”了原村名的，这只能是一种遗憾，如公明的上村、下村，观澜的上围、下围等。
民国地图上的沙头村（即上沙+下沙）
上村、下村，原为水贝村，始建于南宋时期，为陈姓村落，公明陈氏亦被称为水贝陈氏。1953年，水贝村进行土地改革，以永北和东边头为界，即永北水渠为界，将水贝村分为上村和下村，东边为上村，西边为下村。如今，在两村的股份公司名称上，已见不到“水贝”字眼，当地人亦习惯以上村、下村称自己的村子，水贝之名似乎就要从公明地界消失。
上图：民国时期的水贝村地图
下图：1977年地图上的上村和下村
上围、下围，属于樟坑径社区，始建于清初。与上村、下村的情况不同的是，其所属的樟坑径村的村名现如今保留在社区的名字上，如今随着上围艺术村名声鹊起，越来越多的报道提到了上围，但很少用“樟坑径上围”来称呼她，未尝不是一种遗憾。
樟坑径上围地图与相关报道
老一、老二、老三、老四，原为新田老村，简称老村。上世纪70年代，原老村分出三个生产队，称老一、老二、老三，后老二队又分出老四队。1983年，老村四个生产队改组为四个村，称老一村、老二村、老三村、老四村。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牛湖老村，牛湖老村也分为老一村、老二村，但其村名前保留牛湖二字，称牛湖老一村、牛湖老二村。
05
特殊的印记
深圳有一系列地名是带着浓厚的解放和公社化色彩的，如翻身、自由、解放、劳动、永丰、和平、民主、安乐等，这些村大多位于宝安区沿海，为疍家人上岸后所取的村名。不过，也有例外的，如西乡的乐群，龙华的民治、民乐及共和，松岗的东方、红星等。
宝安沿海疍家地名很有特色
乐群，原名屋下，系西乡墟的一部分。土改期间，屋下、艇巷、黄屋、俆屋成立生产队，取“乐群”之名，意在翻身得解放，群众得安乐。现乐群多指屋下村。
民治，原名望天湖，后发展为一个大乡，下辖多个自然村，现为龙华区民治街道。直到抗日战争后，即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民治之名才被叫开。
民国地图上的望天湖
民乐，原名李公径，又叫“雷公径”、“雷公惊”，属龙华区民治街道。根据《深圳村落概览》记载，1941年李公径改名民乐村。
共和，原名国钦围，系油松村游氏的分支，现属龙华区龙华街道。1958年，国钦围、瓦窑排、伍屋村及上、下油松五村联合组成共和大队，后经各种区划调整，最终国钦围保留的共和的地名，使用至今。
1977年地图上的国钦围
东方、红星，原名上报美、下报美（报美为莆尾的方言谐音），现属宝安区松岗街道。人民公社化时期，上下报美分别成立东方大队和西方大队，文革期间，西方大队再次改名红星大队。改革开放后，大队改制为乡（村），原队名也成了村名，至此，东方村和红星村在正式场合中取代了上下报美的名字。不过，上下报美这对地名，依然存在于不少老松岗人口中。
1977年地图上东方、红星（上、下报美）
06
历史的误会
上述聚落名称改名系属于有规律可循的，在深圳聚落地名中，还有一种改名是因误会或种种原因而造成的，比如下梅林的粪箕冈变梅富村、罗湖的大壆龙变大塘龙、福田的燕子泊梁变梁泊鹰等等。
梅富村，原名埔尾，更早之前则叫粪箕冈，原属于下梅林岭背村。根据一位下梅林的老人讲述，当年政府来下梅林勘测，问村长，此处为何名？答曰：“粪箕冈”。但后来此处却被钉上牌子，写上“埔尾村”。到后面，埔尾村又再次更名，取名“梅富村”。
现代地图上的梅富村
大塘龙，属罗湖区桂园街道，原名大壆龙。“壆”变“塘”，这与字体简化有关。当年“壆”字做简化的时候，与“學”（学）、“澩”（泶）、“嶨”（峃）等字一样做简化，后来发现简化后的“壆”和“坣”字过于相似，因而恢复为“壆”字。但由于简化的“壆”书写比较方便，所以哪怕已经废除了，依然有许多地方依旧使用，并被写成“坣”字。于是“大壆龙”成了“大坣龙”，最终变成“大塘龙”。
01
02
梁泊鹰，为梅林山一座山峰的名字，最开始写作“燕子泊梁”，因山顶的石头如燕子巢穴一般而得名。后因本地话“燕子”快读时发音像“鹰”，便写作“鹰泊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书写习惯的转变，旧有的竖排从右至左的写法变成了横排从左至右，导致“鹰泊梁”变成了“梁泊鹰”。
上：民国地图上的鹰泊梁
下：1987版《深圳地名志》地图上的梁泊鹰
以上仅为个人总结的深圳部分地名改名原因的总结，当中难免会有错漏，有不同见解或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因谐音而发生用字改变的地名，本文未列出。关于此类地名更改可阅读本号《》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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