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专辑》之一百零四

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2009年9月26日， 我从内蒙古坝上采风路经北京转车回南昌，有一天的空闲时间，大家有去鸟剿的、有去王府井的、有去颐和园香山的,我在朋友协助下，前往北京永定路解放军仪仗队大院，采访老红军曾绍东同志。

我按胡泊提供的电话，与曾老家取得了联系，虽然我朋友是北京人，也开车来回寻找半个多小时，才找到了曾老家。

曾老家在解放军仪仗队大院左侧，新建的小区花园中有几栋新楼，曾老住在中间单元二楼，我轻轻敲了敲门，警卫开门让我进屋，曾老听说来客人了，从里屋走了出来，当听说我从江西来的时，曾老特别地高兴，吩咐女儿去倒茶，拿水果。

采访中，曾老对于过去的经历作了简单地介绍。吃完饭后，曾老带我在两间书房参观，并介绍每张照片上的人员及拍摄情况。并与我边看边聊起了当年的一些经历。

曾绍东，1917年出生在江西赣县。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进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中共中央保卫局特务队队长、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骑兵旅中队长、冀察热辽军区、华北军区团长、第十九兵团师参谋长。参加了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回国后，历任师长、军副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第一任局长。

1955年被授予上校。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曾绍东说：“当年参加红军时差两个月才十四岁正，一九三四年十月从于都出发长征时。母亲专门来送我。还给了两个银元一袋盐给我，这一别就是十八年。

我长征后，家里就剩下母亲一个人，父亲我都没有印想，本有个妹妹，但很小就卖给别人做童养媳了。

在长征时，背包、粮食、枪一样不能少，子弹袋子里没有那么多子弹，是削了些木棍子插在里面。前面部队都在路上用石灰做标记，以免后面部队走错路。

过草地很难走，沼泽地越踩越深，如陷入沼泽，就要赶紧爬下，把背包带子扔给战友，再拽上来，在草地里后来没有吃的，我吃过草根、野草、皮带、皮鞋，还吃过前面人拉下没消化的东西。

长征虽然很苦，但我入朝参战也很苦，我在朝鲜打了三年半的仗，没有食物是常事，有时一个月后勤供不到前线，就要挨饿一个月，有时比长征还艰苦。”

讲着，他又指给我看当年在朝鲜战场与几位师领导的合影，与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的合影和中央领导接见时的照片，曾老脸上显露出自豪的笑容。

2013年6月30日 我参加长春战友聚会结束，2013年7月1日到达北京，按先前与北京东润书香菊屋有限公司胡泊之约，前去采访江西籍老红军、原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年逾94岁的老红军陈旭东。

昨天，我与外专局老干部处取得了联系，征得陈老女儿同意，7月2日一早 ，我从前门坐地铁到中日友好医院，和之前赶到的胡泊一道来到了在中日友好医院国际部二楼住院的陈旭东病房，陈老女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简单介绍了父亲的近况。

陈老身体状况还较好，但思维能力减退，当医生查房询问他腿脚好些否，他却说：“我能爬山，跑步。”他女儿讲，其实现在走路都不稳定了，他就是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我在病床前拍了照后，胡泊将对陈老采访的原稿给我作了介绍。

陈旭东于1919年9月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劳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母亲便病故了。父亲陈富贵是村里的一位老共产党员。

由于永新地处井冈山下，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红六军团的发祥地，当年著名全国的“三湾改编”和“龙源口大捷”就发生在这里。 永新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在父亲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陈旭东年幼时便要求进步，积极向上。

1933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当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进犯时，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壮大红色队伍，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父亲的鼓励下，刚刚15岁的陈旭东就加入了红军。

陈老说：“加入红军后，班长带领我站岗放哨，教我打枪。那时年纪小，在部队还是有些想家，想回家。是党的培养教育和革命环境的锻炼，使我成为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我们劳源村在山沟里面，当时人也不是太多，但参加红军的却有十多个。

红军长征结束时，这十多个人中活着的只有我一人。我比他们幸运得多。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胜利得来的不易，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好好珍惜。”

在苏区和长征时，陈旭东曾担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政治委员于立金的警卫员。陈老一直珍藏着反映了他所在的红六军团及合编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不少宝贵情况。

红六军团是1933年6月在以任弼时为书记的湘赣省委领导下组建的，辖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

从1934年8月开始，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西征，转战两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打破了十倍于我军兵力的围堵，于同年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的印江县与红三军胜利会师，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

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0月28日，红二军团（约4400人）、红六军团（约3300人）由黔东向湘西进发，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采取积极防御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多次进攻，在战略上牵制了湘鄂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年9月，国民党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又一次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决定退出根据地。11月19日，他们也开始长征。突围西征后，强渡澧水、沅水，横扫湘中，进入贵州。在国民党调集十几倍于我军的兵力对我军进行“围剿”后，我军退出贵州，进入云南，北渡金沙江，翻过雪山，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党中央电令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到达陕西省静宁县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历时11个月零4天，行程一万六千里的长征。至此，胜利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伟大会师。

1936年11月，红二方面军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给胡宗南第一军以沉重打击，对实现国内和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长征中，陈旭东不畏牺牲和艰难困苦，怀着大无畏的精神，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他跟着首长高一脚低一脚地踏着烂泥巴路往前行。到了宿营地，他们常把雨衣或布什么的搭在树干上，几个人坐在树下背靠背地打个盹，度过漫长的黑夜。

饿极了时，就去找些野菜、野果充饥。过雪山和草地时，更是风寒饥饿交迫，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陈旭东除了和战友们一样经受艰苦环境和敌人追杀的考验外，还要忍受伤痛的折磨。

1935年在贵州与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手，手腕骨头被打断，并在手腕内留下了骨头碎片。但他在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后，又和战友们一道继续长征。这些碎片在手腕内化了脓，一直到延安住进医院以后才被完全取出，伤口才愈合。

陈旭东说：“首长和战友对我都很关怀和照顾。他们不让我拿枪打仗，于立金政委还让我骑他的马。我很怀念和感谢他们。”

1943年10月间，根据上级指示，陈旭东和季宪明所在的陆军中学六七百人，从河北邢台出发，步行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陈旭东和季宪明等11人在同一个班，11人中只有班长陈旭东等5人有枪，季宪明等另外4人只有手榴弹。

一路上，陆军中学的同志们吃尽了千辛万苦。大家有时一天一夜急行军90公里，一边行走一边打瞌睡。一些同学在冲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时，光荣牺牲了。他们到达延安时，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

当时毛泽东主席不在延安，朱德总司令、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在延安中央礼堂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朱总司令说：“他们在前线很辛苦，到延安以后要自己动手，创造学习和生活的有利条件”。他们陆军中学的同学被改称为抗大七分校第三大队。

第三大队又分为两个梯队，一个梯队负责开荒种地，另一梯队负责挖窑洞、盖教室和住宿窑洞，养猪、养羊。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没有人烟的荒地上建起了新窑洞、新教室，长出了新鲜蔬菜，出现了成群猪羊。在抗大，陈旭东仍是班长。他和战友们朝夕相处，一起劳动，一起学习。

1945年9月，日本也已宣布投降，陈老在抗大学习结束了，原陆军中学的六七百人又回到了河北一带，并举行了正式的抗大学习结业典礼。滕代远同志在结业典礼仪式上向大家讲了话。

学习结束后， 陈旭东在太行山地区担任过新八军（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成为八路军）的特派员，以后又担任过八路军的指导员。1946年在山西寿阳与阎锡山军队的一次激烈战斗中，连长赵勤漠不幸受伤倒下，陈旭东紧接着又带领战士们往前冲。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下颌，牙齿被打掉。送进野战医院后，护士对他说：“子弹打下一些，就打掉了你的下巴；往上面打，会打瞎你的眼睛。”至今他配着假牙。

上次受伤，他被定为三等残疾。这次又受伤，被定为二等乙级残废。这次受伤出院以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当组织干事，担负起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连级以上军官的教育工作。陈旭东说：“我们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宣传党的俘虏政策，告诉他们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可以发给路费回家。”

1949年进北京后， 陈旭东转业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委办公室负责人事工作，1954年调到国家外国专家局友谊宾馆任经理、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华大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中国同苏联达成友好协议，苏联政府同意派1200名各行各业的专家到中国，支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为解决这批援华苏联专家的居住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果断地挤出宝贵资金建设饭店。

1953年，新中国成立了专家工作局，即现在的国家外国专家局，直接隶属国务院。1954年，中国建造起了代表共和国当时最高水平的豪华饭店，西郊专家招待所，即现在的北京友谊宾馆。

陈旭东说：“刚解放时，友谊宾馆这一带是一片荒地和坟地。友谊宾馆刚建成时，就有五座主楼以及一些配楼，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住在这里的，开始时是苏联专家，这里也被称作“苏联城”。以后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住在这里。周恩来总理常来这里看望外国专家。”
国家对友谊宾馆这样重视，使陈旭东认识到做好友谊宾馆工作的重要性。

他全心全意地做好为外国专家服务的工作，使他们感到温暖，像在家里一样。1963年，他调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1968年，陈旭东和全家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1971年他被调回北京，继续担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分管人事、党团和政治思想工作。1982年离休

2013年2月，在与资溪县摄协交流时，资溪县党史办帅主任听我讲述人物拍摄用光介绍中提及老红军拍摄后，他告诉我说，抚州市资溪县唯一健在的老红军徐如壁现住在苏州，已98岁高龄，帅主任主动先与徐老长子徐新中联系好后，给了我徐老长子徐新中联系方法。

为了避开春运人多购票难，我与徐新中约定好，于2013年3月2日乘坐南昌至南京K506火车，于当晚9点28前往苏州，采访98岁江西资溪籍老红军徐如壁。

火车于2013年3月3日早上7点20分到达南京站，出站后，在自助售票机上购好了8点11分南京至上海D3135动车，于10点15分到达苏州，在北广埸与前来车站接我的徐新中大哥会面，乘坐徐老的红旗车十几分钟到达了解放军总后勤部苏州干休所。

徐老知道我的到来,他已在客厅等候，98岁的老人，身体还很好，行走自如，每天还保持着散步习惯，老人叫儿子通知干休所政委前来，并吩咐安排我住下，我当即提出采访结束就返回南昌，婉谢了他们的安排，我在徐新中夫妇协助下，顺利完成了对徐老的采访、拍摄工作。

老红军徐如壁说：“我1915年2月15日出生在江西抚州资溪县乌石镇乌石村街上，1931年3月参加红军游击队任战士,5月调红军瑞金卫生学校任学员、1932年1月任红军大学卫生员、1934年10月随红军干部团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6年1月在陕北独立师任司药、医生。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派往延安医科大学第十二期学习为学员。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太行总部特务团卫生队主治医生、卫生队长、 第一二九师医院卫生所主治医生、卫生所长、太行第七军分区医务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太行第二、第三军分区卫生处副处长、处长、山西省军区医院院长。

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南京军事学院医院、 军委机关直属医院院长(后来改为302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69年离休、1980年享受军级干部待遇。荣获中央军委三等功，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勋章等荣誉。”

在我采访中，徐老记忆很好，谈吐清晰，他简单地回忆了自己参加革命走过的一生经历。

徐老说：“我父母生有十几个儿女，各种原因只活下了我与姐姐两人，由于父母过世早，是姐姐、姐夫把我养大的。”（此时，老人双目紧闭，喉声哽咽，数分钟坐而不语，眼中满含泪水，沉浸在对家人的思念之中）。

喝了口水后，徐老接着说：“我家祖辈种田是贫苦出身。我从10岁起就在农村做各种农活，生活十分艰苦。在那个年代，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封锁，加上反动宣传，加上对红军的不了解，红军起初来到我们这里，大家都很害怕，有的躲而不见，有的关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大家知道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真正帮助穷人翻身的队伍，我认识到只有参加红军，跟着红军走才是我们穷人唯一的出路。我当时提出参加红军，姐姐、姐夫不让我参加，因为家里只有我两姐弟，姐不放心。

在我的坚持下，1931年3月我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当时我只有16岁，在游击队当了两个月小兵之后，当时由于家人不同意我参军，常到部队闹要我回去，而我本人又坚决要参加革命，5月游击队领导就决定送我到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在学校学了半年多就毕业了，分到瑞金九堡的红军大学（原彭杨学校）当卫生员。

陈赓任校长、任弼时任政委。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本校的伤病员服务，有时也要为前线和中央首脑机关送来的伤病员服务。

由于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决策，在我离开家乡后不久，资溪老根据地便丢失沦陷为白区，从此，我就一直与家乡亲人失去联系，家乡人都以为我在战场上牺牲了，当时，我的亲姐姐后出嫁到茂林村上营村小组付氏务农，我直到全国解放后，才与亲姐和几个外甥相认见面。

1934年红军反国民党第五次对苏区“围剿”失败，10月份，中国工农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红军大学隶属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其任务主要是担任中央机关警卫团的工作，我随红军大学长征,陈赓任警卫团团长。当年老百姓也叫我们离开，他们讲：“你们大部份是梭标、土枪，怎打得过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机关枪，还是走开好保存自己实力”。

我们从瑞金出发，一路经过于都县、赣县、信丰县经湖南到达贵州，我们红军大学总是与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在一起相伴随行。当行程前方遇到危险时，我们红军大学的队伍就走到中央机关的前方去打头阵，当前方较安全，而后方遇有危险时，我们就要停下来，护送中央机关的队伍前行，而我们则在后面担任护送保卫工作。

所以，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我们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有时甚至一天可看到几次。我作为中央机关警卫部队的一员，一路上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大的战斗、战役，但零星的遭遇战或与小股白军及阻击地方武装偷袭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长征进入贵州境内时，我的双腿患了严重的急性关节炎，两膝红肿，行动极为困难，如果我走不动，掉队太远的话，就极有可能落入敌人的手里。我忍着痛、咬着牙，柱着拐棍坚持行军，就在我生病最困难的时刻，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我军的领导地位和革命的正确路线，不但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也挽救了我本人。

因为在中央开会期间，我们在遵义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休整调养，我的关节炎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

遵义会议后，我们红军大学正式改编为中央红军干部团，陈赓任团长，任弼时任政委。红军干部团不但是中央的警卫部队，而且是一支战斗力极强，能在关键时刻打硬仗的骨干部队，在后来的攻打土城和会里县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红军抛开了敌人的前堵后追，左右夹击，空中飞机的袭扰，将敌人抛得远远的，在过金沙江战斗中，刘伯承搞了十几条木船过了金沙江，干部团作为先头部队，晚上先过了金沙江，待军委过去后，我们对山上敌人进行了歼灭，当时山上驻守一个团的四川军阀的部队，陈赓团长指挥干部团两个步兵营、一个特工营，特工营是炮兵、工兵技术兵种，两个步兵营都是干部， 没有上山的路，部队从山的两边登上去，我紧随陈赓团长身后，亲自看见陈庚团长指挥部队消灭了敌人一个团。”

休息片刻，徐老接着说“长征中土城战役是一场硬仗，由于当时对敌人情报侦察有误，红军先头部队在土城附近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遭遇战，前面开路的红军已攻打下的阵地又被敌人夺了回去，红军损失很大。

正当红军中央机关进退不得，处在非常危险的紧要关头，上级决定调我们干部团去啃这块硬骨头，由朱德总司令亲自指挥这场战斗，毛泽东主席还特地亲自给干部团作动员说（原话记不准确，讲活大意是）：“我们虽有些舍不得让你们去，因为你们都是干部，你们的素质好。只有派你们去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陈赓团长上来二话不讲，示意部队立即出发，一到了阵地就立刻吹响了冲锋号，全团所有人员一起向敌人阵地猛冲，冲杀声响成一片，一下子就占领了阵地。这次战斗，我们干部团伤亡近半，约500来人，才换来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战斗结束时，全团剩余人员进行分工，有的负责掩埋牺牲同志的尸体，有的负责把重伤员安排到老百姓家里，而轻伤员则随大部队继续前进。我负责照看一批轻伤员随大部队继续前进。我负责管的这些轻伤员无一人掉队，后来身体全部康复。

土城战斗取得了胜利后，我们部队到达了大渡河边，河水湍急，水打在石头上哗哗作响，敌人封锁又严，部队分数路渡河，我们有三条船过河，我坐的小船行到江心时，水中有许多旋涡，甚至可听到水底石头被冲走时发出的咚咚响声，我亲眼看到另两条木船被河水冲向下游，如不识水性人将会淹死，这种险境在长征途中曾发生过多次。

有一次在过草地时，我们淌过一个河岔口时，因摸不清水中的情况，我就使劲抓住一匹马的尾巴，另外几个人，每人分别抓住前面同志的腰上旧皮带跟在我后面走，当河水变得又深又急时，我的旧皮带突然被拉断了，有几个同志当时一下子就被急水冲走，如果水性不好的话，那肯定是凶多吉少了。

强渡大渡河后我们强占了泸定桥，真奔夹金雪山，红军有股干劲，不怕雪山高，红军坚决要过去，走了几天，部队才翻过了雪山，但牺牲了不少战友，有的炊事员背着个大铁锅，在山上被大风一吹，连人带锅吹下山谷牺牲了，有的战士走累了坐在厚厚的雪地上起不来也牺牲了。下雪山也没有路，大伙跟着前面的往下滚。

翻过了雪山，我们在毛尔盖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我见到红四方面军服装整齐，崭新统一，我们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打仗，像讨荒的一样。会师后，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北上路线，干部团与中央走中路，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右路军，张国焘、朱德、刘伯承为左路军，当我们与右路军北上时，张国焘不北上，与中央对立，自作主张南下，造成部队损失惨重，在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人反对下，张国焘才同意改北上，放弃了第二中央。

经过血染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金沙江、抢渡大渡水、强占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玻腊子口，一路上环境险恶，我们红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除牺牲在敌人枪炮下，过雪山时的严寒缺氧，过草地时的疾病与饥饿，许多人就是倒在艰苦险恶的生存环境下。

1935年10月我们胜利到达了吴起镇，8.6万多红军只剩下不到8千人，我是这其中的一个。毛主席当年讲：“你们不要看到我们人员是少了些，但我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看得很远。

1936年1月，组织上第二次派我去学习，在志丹县卫校学习。同年7月，我在卫校学习毕业，分配到陕北独立师卫生所当连级司药医生。陕北独立师担负着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而这时的红军大学改编为抗日军政大学。

独立师在延安安塞一带主要担负着安全、守卫各项工作。记得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时，要紧急赶往西安参加张学良、杨虎诚发动西安事变后的协调会议，我和独立师的一些同志，一起护送周恩来去延安机场。

1937年4月，组织上第三次派我去延安卫校学习，后该校改为延安医科大学，我就成了延安医科大学第十三期学员。在这个时期，红军已编为八路军。部分改编后的红军部队开始东渡黄河，开赴抗日战争的前线，我们学校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全校师生要渡过黄河去山西五台山附近日夜抢救伤病员。

这时从前线战场源源不断运送来的伤病员有一千多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参加“平型关”战役的前线伤员战地紧急大抢救，一直到抢救工作结束后，我们全校师生才返回学校重新上课。

1939年4月，我完成了医科大学的学习，由组织安排到太行山抗日前线工作。在这里，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我先在太行山总部特务团任医生和卫生队长，接下来又在第一二九师医院和太行山第七军分区、第二军分区工作，先后担任过医务主任（营级）、副处长（副团级）、处长（团级）等职务。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我们八路军的形势和工作环境是相当困难的，既要与日军作战，又要预防阎锡山的部队与我们发生磨擦，几股力量相互穿插交错，随着战局的变化，国民党阎锡山部队与我们争夺地盘、地域上时刻都有矛盾冲突。

我们的伤病员情况也十分复杂和困难，有时山下是敌占区，而我们的伤员就三三两两地住在山上的不同山洞里，日军时常到山上巡逻，我们要为分散在各个山洞中的伤员治疗，带来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我现在的苏州干休所就有一位曾是我部门的卫生员，他在山洞里护理伤员时，被日军发现，挨了日本兵一刺刀，还好没刺死，他最后逃脱了日军的魔掌。如遇上日军的大扫荡，对伤员救治就越发困难，在前线野战医院牺牲的伤员和医务人员也有不少。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内战。阎锡山军队向我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于是，我们又投身到解放战争中，我参加的最大战役是晋中战役。我们医疗单位随作战部队转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山西省的几十个县，参加战地伤员抢救和医疗工作，直到太原解放和整个太行山、山西省成了解放区，我的战争生涯才宣告结束。

全国解放后，我从山西太原到南京、西安、北京一直在部队医院任领导。1951年，我首次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

1969年底我又回到阔别近30多年的老家，得到家乡领导、县人武部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并在资溪县委机关大院内专门为我建了一幢住宅楼房。在家乡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亲切关怀下，我的身体得到康复，在此，我特别向资溪县的家乡父老和各级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解放军总后勤部的统筹安排，我从1982年离开资溪，到了解放军总后勤部苏州干休所休养。原在资溪住的楼房已由资溪县委安排为资溪县纪检委员会机关办公地点。我现在年事很高，但身体尚好，我和所有离退休干部一样，过着一种平静、愉快的晚年幸福生活。”

徐老最后对我说：“中国革命来之不易，这是人民的胜利，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老人最后写下了“不忘长征路，牢记两个务必，永远跟党走，不掉色”。

采访结束，徐新中开车送我到苏州火车站，我乘下午2点37分G7134高铁返南京转车于4日早上回到南昌。

2022年9月4日，我弟弟与一个朋友聊天时提及我采访了几百位老红军，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朋友张桂荣大姐马上说：“我一位好姐妹父亲是江西老红军，叫王敬群，是江西吉安人，你哥哥采访了吗？”我弟弟马上拨通了我的电话，我告诉他去联系几次都没采访成，得知此情况后，张姐即与南京老红军王敬群的女儿王阳联系前去采访的事。经与王阳沟通，王阳同意我们去南京采访。

2022年9月6日上午10点40，我开车在九洲大街接上张姐陪同我一道前去南京采访。车经南昌象湖隧道，上九州高架。走昌九大道、昌北飞机场高速、昌九高速过湖口、彭泽县进安徽、过池州、九华山、到芜湖。下午4点20分。马上就到马鞍山，不远处因道路修建。按照导航指示，沿芜湖南、绕常洲、镇江、扬州边缘，从南京市的西面绕到了南京市的东面进了南京市区，路程比原计划多走了200多公里，于晚上7点15分在定位导航下与王阳会合，到达了他父亲王敬群家。

我们走进家门，王老正在吃晚饭，饭后王阳和王雪对我采访给予了极大配合。老红军王俊群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叫戴廷耀，从江西南昌来看你。老人很高兴地说：“你是戴廷耀同志”。我送给老人一本我著的《红星耀中华》211位红军口述历史书，王老翻看见到了书中的老红军王世年、黄良生、朱耀华时说：这是我的老同事和老战友。

经过两个小时的交流。王阳给了我一些他父亲的资料。于晚上九点半钟离开了王老家，结束了我的采访。

同王阳在外面吃了晚饭已是10点半钟，送王阳回到她新街口的家，我同张姐随即开车离开南京在芜湖住下，已是晚上12点30分。

第二天早上8点40分离开芜湖。于下午四点半到达南昌，胜利完成了对老红军王敬群的采访。

王敬群，原名王申蔼，于1919年5月出生在江西吉安值夏镇桐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王老小时候由于连年战乱生活十分艰难，目睹红军队伍在家乡的秋毫无犯、纪律严明，当时年仅10岁的王敬群“为了让家人与天下人能够有饭吃不饿死”毅然投身革命加入共青团，老人家讲“那个时候的艰辛我们现代人也许无法理解，当时是没有穿、没有吃、许多人就在饥饿中死亡…………”王敬群几个妹妹也是在饥病中死亡、家中就他一个孩子活了下来。

1929年加入共青团的王敬群十分机智好学，能够很好的完成各种任务、很快就成为当地县儿童团的核心负责人，王敬群记得，当时的中央苏区共青团在各地开办列宁小学，让儿童们学习文化、读好书、锻炼好身体；反对女孩缠裹小脚、穿耳洞，反对虐待童养媳；反对家长无故打骂儿童，保护儿童权益。

王敬群还记得，在中央苏区三八儿童干部会、国际青年节时，组织过少年先锋队儿童进行大检阅，粤赣省儿童团还进行过唱歌、跳舞和打假仗比赛。在他的印象中，儿童团经常组织宣传队到前线做宣传工作，鼓励父兄为保卫分田果实和苏维埃政权参加红军，支援配合红军打胜仗，用歌舞慰问红军，将标语写在木板上，通过河流漂流送到白区瓦解敌军。“想方设法当好党组织的助手和红军的帮手”

1932年，王敬群担任宁都、广昌、建宁三个共青团中心县委儿童局书记。有一次，县里开中心县委扩大会，王敬群虽然不是党员，但以儿童局书记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他见到了时任江西省军区司令陈毅。“我站在他面前，他问我小同志，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神气地回答，我是儿童团书记。”

1933年各地儿童团率队到井冈山慰问红军队伍，在井冈山王敬群遇到了同样率领儿童团前来慰问红军的儿童团长胡耀邦同志，这两位少共早期的革命同志从此认识并互相勉励对方，这种从战火中一路走来的革命情谊一直激励着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到达井冈山慰问后，当时少共国际师的政委冯文彬动员大家参加少共国际师，王敬群加入了少共国际师，这支队伍全是由年轻的孩子组成，并且迅速参加训练与学习。

1934年3月，由于工作训练成绩突出、王敬群正式转为中共党员。王敬群老人也是目前少有的几个全程参与反国民党部队五次对苏区“围剿”的在世老红军。第五次反国民党部队“围剿”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的“围剿”轰炸，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王敬群也随所在的少共国际师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全程。

到达陝北后，历任红一军团第一师青年科科长，陝甘宁独立师统一战线科科长兼宣传科科长，陝甘宁支队一纵队二团、十三团青年干事，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后改任团中央秘书长。

任团中央秘书长的王敬群坚决要求上前线作战，1939年100多人从延安出发经河南到达淮南地区，任津浦路东联防政治部主任、总医院政委，从此开始在安徽天长、南京六合、扬州仪征地区抗日打鬼子，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第二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宣教股长，新四军第五支队教导大队教导员兼党总支书记，第五支队新八团、十团、独二团和第十五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二师淮南津浦铁路东联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第四旅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淮南军区直属部队政治部主任兼党委书记，第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十一团政委，淮南军区地方武装工作部部长兼淮南军区总医院政治委员，淮南独立旅政治部主任。

1941年4月，任第二师副师长的罗炳辉亲自指挥新四军第2师第4旅第12团，在天仪扬六地区进行反“扫荡”打击日伪军，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津浦路东根据地。王敬群作为第二师第四旅主持工作的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这些战斗，当时日军与伪军利用火力的优势多次抢夺百姓粮食财物。

新四军第二师在仪征县模范营的配合下，先后6次对谢家集、大仪、甘泉山等地进行连续作战，在成功完成任务后从仪征撤至六合的金牛山休整后，遭到了驻扎在扬州的日军第12旅团一部和伪军共700人的偷袭，新四军队伍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偷袭。

战斗中，仪征模范营得知消息从大营李的方向前去增援，共同夹击日伪军，新四军装备不如鬼子、弹药也少、子弹打光了后，新四军战士就用大刀和敌人贴身肉搏，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都很大，特别是从大营李模范营赶来的战士用大刀劈死鬼子机枪手、自己也壮烈牺牲的英雄用生命扭转了战况。

在金牛山战斗中，新四军第二师一共击毙200余名日军、300多名伪军，生俘了2名日军和30名伪军。战后第12团与仪征县委为牺牲的56名烈士在金牛山修建了墓地，进行了追悼和安葬仪式。这样的抗日打鬼子的战争在津浦路东沿线天天进行着。

王敬群和同批从延安奔赴淮南的红军队伍是新四军第二师组成壮大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天六扬仪地区有效的打击了日伪军，发展壮大了新四军革命队伍，王敬群老人讲：“新四军第二师就是天六扬仪地区人民群众支持发展壮大的，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把这种军民鱼水情传承发展下去”。

抗战胜利后王敬群所在的部队北撤山东，随后参加了淮海战役，大军南下时从江阴过江，一路战斗、从江苏到浙江、从浙江到福建、到福建后准备解放金门，后来由于抗美援朝局势的变化转到福建地方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王敬群历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师政委，第十纵队第三〇师政委，第二十八军第八十四师政委等职。

在解放战争中。王振群老人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战斗、转战苏北、挥戈北上、鏖战鲁南、参加莱芜战役、南下鲁中南、血战孟良崮、挺进鲁皖苏、。逐鹿中原、破击平汉路、围攻确山城、参加豫东战役、转战豫东、决战淮海、强渡长江、参加淞沪战役、进军福建、解放福州、平潭岛、大嶝岛战斗。

在七战七捷战斗中，中央军委指示，华东我军先在内线打几仗，使我军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并借以看出敌军弱点，取得作战经验，然后视情况向津浦路徐州至浦口段出击，配合向豫皖苏行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大量歼敌。

当时位于苏中地区的华中野战军主力共十五个团、一共不足三万人。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指挥五个整编师一十五个旅约十二万人进犯我苏中解放区，华野第一师七月十五日在泰兴宜家堡歼守敌第八十三师第一十九旅第五十六团及山炮营，俘少将团长钟雄飞以下三千两百余人；

七月十七日于如皋鬼头街田肚里歼灭整编第四十九师师部及二十六旅，歼敌六千四百人，其中生俘中将师长王铁汉、少将旅长胡琨以下五千三百二十五人；8月11日奇袭海安李堡，歼敌两个旅部又两个团，生俘105旅少将旅长长田从云以下三千五百人；8月21日强攻丁堰，歼敌美械装备交警第七总队四个大队等1557人，击毙少将总队长，生俘另一少将总队长何熊剑。

25日到27日，在如(皋)黄(桥)公路首创苏中我军一举迁敌两个整旅又一个整团的范列，共俘敌一万两千余人，其中第一师歼敌三千一百人。

苏中战役开始以来，从七月十三日到九月十二日，第一师连续打了六仗，全歼一个整旅、一个师部、三个整团及四个交警大队等部，共一万八千一百余人，其中生俘一万两千七百七十二人，缴获大批物资和装备，取得对美械装备之敌作战的经验。第一师在战斗中伤亡指战员六千三百九十五人，其中七团团长林少克、第九团参谋长范唐生光荣牺牲。

王敬群1950年1月任中共永安地委书记兼永安军分区政委。1952年8月任中共福建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福建省委书记。1954年起，历任北满特殊钢厂副厂长，北满钢铁建设总公司第一副总经理，江西省建筑工程局局长，江西省革委会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江西省计委、江西省经委副主任。1979年7月至1981年10月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兼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1年11月任江苏省人民政府顾问（副省级，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1985年进入中共江苏省顾问委员会，直至1992年10月顾委撤销。1992年11月离休。

离休后的王敬群老人最开心的事就是为学生讲解红军故事、新四军故事，经常为学生及社区传承红色故事。

面对釆访王敬群老人饱含热泪的讲道“我是见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弱到强，见证从没有饭吃到今天的丰衣足食，我们任何时侯都不能忘记长征牺牲的同志、不能忘了在仪征谢家集战斗中牺牲的同志……记住过去紧跟党走、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好”。

釆访完毕，王敬群老人留下了手印并且在我带去的信封上签写上“为人民服务、长征万岁、红军万岁。老红军王敬群104岁”留言，

作为目前全国少有的几位全程参与反国民党部队五次围剿的在世老红军之一，王敬群先后经历过红军长征、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历经枪林弹雨的洗礼和考验。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