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诈骗罪的规范作用，界定受骗者的范围至关重要。目前可以明确的是，自然人是合格的“受骗者”，但是“法人”能否成为诈骗罪所指的受骗者呢？如若不是，既然实务中存在大量法人作为被害人的案件，法人应该处在什么位置呢？
首先，我们来看传统理论关于诈骗罪的阐述，诈骗罪的构成要素必然包含使他人陷入认识错误进而处分财产，在这句话中，有两个词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他人”，其二是“处分”，其三是“认识错误”。同时处在“他人”词义的可能性范围内，且有处分能力，会产生认识错误的，恐怕只有自然人。
其次，我们来讨论法人的本质。关于法人的本质，民法上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分别为：法人拟制说、法人否认说、法人实在说。具体而言，法人拟制说认为法人是观念的存在，其人格基于法律的拟制，而非应然存在；法人否认说直接否认法人的存在，将法人视为目的财产、形式上的权利义务主体、没有自己的个人财产；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主体。目前我国民法学界采取法人实在说中的组织体说，即法人是一种具体区别于其成员个人意志和利益的组织体。
再次，我们来讨论法人受害的诈骗案中，受骗人应当为何者。为了保持法秩序的统一性，在刑法上也应当承认法人是一种客观实在的主体，但是法人的意思归根结底仍然是个人或集体的意思，而且集体也由个人组成。法人的意思虽然不是个人意思的简单相加，但可以说是自然人意思的沟通与协商。而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也是对这一观点的肯定。如果将自然人的意思完全从单位意思中排除，对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便缺乏相应的正当性基础。任何受害者是法人的诈骗罪中，欺骗的对象仍然是中的自然人，使其陷入认识错误进而处分财产，导致法人遭受损失。
最后，我们来讨论法人受害的诈骗案中，自然人作为受骗人的合理性。其一，如此界定有利于维持诈骗罪的基本构造，区分此罪与彼罪，因为无论是外部人员欺骗法人财产、抑或内部人员盗窃法人财产，法人意志并无明显区别，若将法人界定为受骗者，则难以区分诈骗与盗窃罪；其二，如此界定有利于合理认定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倘若将法人界定为受骗人，无异于否认行为人的行为作用；其三，如此界定有利于合理认定诈骗罪的着手时间，反之，不仅会推迟诈骗罪的着手时间，而且会导致针对自然人和法人的诈骗着手时间不一致的情况。
简而言之，欺骗行为只有作用于法人证，具有处分财产之权限或地位的自然人时，才能骗取法人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