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王朝1566》中，杨金水是个命途多舛的太监。本来，他作为地方国企的实权领导，喝着红酒、抱着美人，过着天上人间一样的生活。
但是，自从改稻为桑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十万匹丝绸的超级大单签订之后，杨金水就再也没有过消停日子。
毁堤淹田、郑何落马、海瑞审案等一连串的事件之后，眼看着浙江的大火就要烧向宫里，杨金水不能无动于衷、只能立马装疯，这才最终保全了皇家的颜面，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不过，在装疯之前，杨金水也曾遭遇过一次危机——织造局买田事件。
当时，人在京城的杨金水忽然接到了浙江的密报——有人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在淳安、建德两地买田。这劲爆的消息差点给杨公公整不会了。
在大明朝，所有人都知道，织造局的尽头是皇宫。作为直接对嘉靖负责的部门，织造局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皇帝的意志。
如今，淳安、建德两地遭遇了人祸型天灾，织造局不但不放粮赈灾，还贱买良田。亲自下场、参与哄抢，这过于难看的吃相，让嘉靖的老脸往哪儿搁？
于是，杨金水火速将这件事情报给了宫里。得知消息的嘉靖瞬间发飙、怒不可遏，将严嵩父子一通臭骂。
坦率地讲，打着织造局的牌子买田，的确不是严世蕃的主意。这是郑泌昌、何茂才逗比二人组想出的办法。
浙江巡抚的座位还没暖热，郑泌昌就发现改稻为桑是一步死棋。恰恰此时，杨金水进京汇报工作迟迟未归，郑何两人就逼着沈一石挂着织造局的灯笼去买田。
沈一石是江南织造局的战略合作伙伴，所以情感上必然与杨金水更加亲近。按照常理，他是断然做不出这样败坏织造局名声的事情。
然而，凡事皆有例外。在杨金水不在杭州的日子里，郑泌昌、何茂才利用手中的权力，逼着沈一石用织造局的名义去灾区买田。
沈一石虽然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但是商人在权贵面前从来都不值一提。在四百多年前的大明，士农工商的排序中，沈一石永远是地位最低的阶层。
严嵩说过，“历代造反的都是种田人，没几个经商的去造反”，这几乎是大明朝廷上下的共识。就连胡宗宪这样的能吏，也曾说过，逼商人总比逼百姓造反好。
有了这样的前提，郑何二人就把沈一石推向了前台，逼着他用织造局的名义去买田。
从沈一石打出织造局的灯笼时，他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不过，在生死面前，没有人会坐以待毙，沈一石开始了他的困兽犹斗。
沈一石先是故意瞒着杨金水，等着他获悉后上报朝廷。这样，杨金水作为事件的举报人，自然也就摘清了自己。保全了杨公公，沈一石自己也就有活命的可能。
为了自救，沈一石还留了一手。他在织造局的灯笼上做文章，明着贱买良田，暗着 “奉旨赈灾”。有了这双重保险护体，沈一石觉得自己已经安然无虞。
保住了领导的性命，顾全了皇家的颜面，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双赢。
乍一看，沈一石的计策滴水不漏。转念一想，这一番置之死地的操作，却无法实现而后生的目的。奉旨赈灾虽然给皇上博取了好名声，但是于事无补。
嘉靖固然贪名，但是他更加贪财。沈一石将整船的稻米用作了赈灾，淳安、建德两地的灾民安然地度过了灾年饥荒，谁还会低价卖田？
至此，本就奄奄一息的改稻为桑彻底凉凉。
改稻为桑无法落地，丝绸出口成为泡影。大明朝的亏空难题依然无解。
于是，宦官集团率先抛弃了马仔沈一石。在朝堂之上，吕芳当众说了这样一番话，“奴婢请罪是想告诉内阁，织造局是大明的织造局，任何人打着朝廷的招牌，经商营私，都是以商乱政，都与织造局无关，内阁应该查明此人、即刻拿办。”
以商乱政——吕芳用短短四个字为织造局买田事件定性，既然宦官集团已将沈一石视为弃子，严党自然下手也不会软，沈一石果断被抄家。
尽人事，听天命。沈一石，虽然做了无数的努力，却依然逃不过命运既定的轨迹。在临死之前，沈一石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王非王，侯非侯，
千乘外骑归邙山。
狡兔死，良弓藏，
我之后，君复伤。
一曲广陵散，
再奏待芸娘。
“王非王，侯非侯，千乘外骑归邙山”两句化用自东汉末年的童谣，原句为“侯非侯，王非王，千骑外骑走北邙”。童谣的背后是何进、袁绍等人诛杀宦官集团失败，张让等太监挟持少帝、献帝逃亡邙山的故事。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沈一石既感叹命运的无常，也看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大明王朝。改稻为桑也好，毁堤淹田也罢，都预示着国家乱象丛生、朝局不稳。
我之后，君复伤——沈一石像是预言家一样，看到了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的命运。总有一天，杨金水们也会沦为官场斗的牺牲品。
可惜的是，沈一石，救得了别人，救不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