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情没有大小，只要别人有恩于你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记住人家的恩情。”小时候，就常听外公念叨这句话。外公是一个淳朴善良知恩图报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对我影响很大，从小我就发誓，一定要做一个淳朴善良、知恩图报的人。
浑浑噩噩，感觉没上几堂课，更没学到多少知识，我的高中生活就结束了。离开学校没多久，街道干部就到我家做工作，动员我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了不让父母为难，我就响应国家号召，决定到革命老区陕北农村去插队落户，去锤炼自己。
1969年1月中旬，我和几名要好的同学，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开启了我的知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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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风尘，一路颠簸，下了火车换乘汽车，然后又乘坐生产队的毛驴车，历史三天三夜，最终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后马家塬大队，我们十一名北京被分派在了后马家塬一队，大家临时借住在老乡家中。
一队的队长叫马青川，他家有一孔闲置的土窑，窑里有土炕也有锅灶，我和王洪军、刘文昌三名男知青就住在了马队长家，我们三个人自己做饭吃，不和马队长一家人搭伙吃饭。
马队长家有两个儿子，大小子叫马大力，当年十八岁，和我同岁，我的生日比他大。二小子叫马二力，当年十六岁，他哥俩住在一孔土窑里。
在马队长借住，我们名义上是自己做饭吃，可每次做饭的时候，都是马大婶（马队长的婆姨）来帮忙，帮我们和面蒸团子，帮我们切咸菜，帮我们熬糊糊，马大力帮我们挑水，就连做饭烧炕的柴火和我们吃的咸菜，也是马队长家的。
给马队长一家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仨挺过意不去的。每当我们说谢谢的时候，马队长和马大婶都会生气地说：“哈呀！你们这帮娃娃，跟我们还客气个啥嘛。”
转眼就到了春节，从大年三十的早饭开始，我们就和马队长一家人一起吃，早晨是白面馍还有白菜豆腐炖肉，中午吃的土豆肉馅饺子，年夜饭马队长还杀了一只鸡，马大婶炸了油糕，炖了肉，我们仨把从北京带来的午餐肉罐头送给马队长家两个，又到供销社买了两瓶烧酒，还有提前买好的猪肉。
马队长看我们花钱买酒买肉，他很生气地说：“哈呀！你们这些娃娃，在哦（我）家吃顿饭，还要你们花钱。”
大年初一，马大婶原本还要我们过去一起吃饭，我仨说啥也没去。吃过早饭去给马队长马大婶拜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一家人吃的是黑面馍和一点剩菜，荆条筐里放着两个白面馍，谁都没吃。
过后我们才知道，后马家塬大队的土地贫瘠，多为坡地，粮食产量低，冬小麦种植面积少（高粱和地瓜产量高，小麦产量低），人均分配只有几斤小麦，逢年过节才能吃一顿白馍。我们仨在马队长吃了一天，他家的白面基本都给我们吃了。
那年秋后，队里为我们北京知青打好了新窑洞，我们就不在马队长家借住了。在马队长家借住了九个月，马队长一家人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和照顾，不说别的，就说马队长院子里的那两棵枣树，树上结的枣基本都让我们仨吃了。他们家喂的那两只老母鸡下了蛋，马大婶也是过几天就给我们送煮鸡蛋，一人一个，他们一家却从来舍不得吃鸡蛋。
我们搬到知青点后，马大婶也是经常让二力弟弟给我们送咸菜送辣子酱，有一次他们家死了一只大公鸡，马大婶炖好鸡肉，就让二力弟弟来拉我们去吃鸡肉。后来才知道那只鸡是病死的，但我们还是从心里感激马大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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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们刚下地干活回来，马队长就到知青点来找我，原来后马家塬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大队书记和乡亲们都同意我回北京上大学。
第二天我就带着相关手续去了公社知青办，并到卫生院参加了体检。知青办主任告诉我回家等消息，他们要做各项考核和政审。
几天后，我顺利通过了各项考核和政审，我可以回北京上大学了，同学们和乡亲们都为我高兴，马大婶还包了羊肉馅饺子为我饯行。
离开后马家塬大队那天，好多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因为我是后马家塬大队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来到村口的时候，马队长突然发现我脚上的一只鞋露出了脚趾头，他苦笑着说：“哈呀！这是去上大学，又不是出山劳动，怎能穿着露脚趾头的鞋进京哩。”
马队长说完，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布鞋，又看了看二力弟弟脚上的鞋说：“二力，把你的鞋跟你燕升哥（我的名字叫赵燕升）换一下嘛，咱大伙就你穿了一双新鞋哩。”
马二力一点都没犹豫，他脱下自己脚上的那双新鞋光着脚来到我面前，蹲在地上，强行脱下我脚上的旧布鞋（我脚上穿的布鞋也是马大婶给我做的），逼着我穿上了他的那双新鞋。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鼻子一酸，不争气的眼泪就落了下来。
二力弟弟前两天去相看对象，马大婶给他做了一双新鞋，他就穿了一回。那天要不是去公社送我，他也舍不得穿那双新鞋。
回到北京后，我就把那双布鞋擦洗干净放了起来，再也没舍得穿过。
我回到北京读书的第二年秋后，在后马家塬大队插队落户的刘文昌同学给我写信，说马二力要结婚了，特意告诉我一声。因为学校要上课，我也不方便请假，就跟我妈要了十块钱，再加上我积攒的十块钱，一共给马大叔（那时马大力当了一队的队长）家寄去了二十块钱。我也很想多给马大叔家寄一点钱，可我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来。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首钢做了一名技术员，后来成了高级工程师，再后来调到冶金部工作。
自从我参加工作后，逢年过节我都会给马大叔家寄一点钱和一些北京糖果，只是因为工作忙，我很少回去看望马大叔一家人。
1995年秋天，马二力弟弟家的儿子考上了延安医学院，二力弟弟来信说能不能借给他一千块钱。我当即通过邮局给他寄去两千块钱，还寄去了两套工作服，二力弟弟有困难，我理应鼎力帮助。
二力弟弟的儿子参加工作半年后，他又把两千块钱通过邮局给我寄了回来，还打来电话，说了一大堆客气话，弄得我怪不得劲的。因为当时我就给二力弟弟说了，两千块钱是给侄子的，也算是祝贺侄子考上了大学，不用还。
到了2011年，我退休后才和王洪军还有刘文昌一起回到了陕北。到了后马家塬才知道，马大叔和马大婶都不在了，马大婶刚去世不久。得到这个消息，我们仨都很难受，跑到马大叔老两口坟前跪了好久。
目前，我还和马大力马二力两个弟弟保持着密切联系，今年秋天邀请二力弟弟两口子来北京游玩了几天。大力弟弟说等空闲了，他一定带着他婆姨来北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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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马大叔一家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和照顾，这份情谊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还有当年我离开后马家塬回北京读书时，二力弟弟在村头把他脚上的新鞋脱下的情景总是闪现在我的眼前，二力弟弟的这份深情，我也不会忘记的，当年他脱给我的那双鞋，我至今还保存着呢。
一双布鞋一世情，这份深情我终生难忘。这份恩情，我一定要报答。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赵燕升老师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