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情没有大小,只要别人有恩于你的事情,不论大小,都要记住人家的恩情。”小时候,就常听外公念叨这句话。外公是一个淳朴善良知恩图报的人,他的一言一行对我影响很大,从小我就发誓,一定要做一个淳朴善良、知恩图报的人。

浑浑噩噩,感觉没上几堂课,更没学到多少知识,我的高中生活就结束了。离开学校没多久,街道干部就到我家做工作,动员我下乡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了不让父母为难,我就响应国家号召,决定到革命老区陕北农村去插队落户,去锤炼自己。

1969年1月中旬,我和几名要好的同学,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开启了我的知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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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风尘,一路颠簸,下了火车换乘汽车,然后又乘坐生产队的毛驴车,历史三天三夜,最终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后马家塬大队,我们十一名北京被分派在了后马家塬一队,大家临时借住在老乡家中。

一队的队长叫马青川,他家有一孔闲置的土窑,窑里有土炕也有锅灶,我和王洪军、刘文昌三名男知青就住在了马队长家,我们三个人自己做饭吃,不和马队长一家人搭伙吃饭。

马队长家有两个儿子,大小子叫马大力,当年十八岁,和我同岁,我的生日比他大。二小子叫马二力,当年十六岁,他哥俩住在一孔土窑里。

在马队长借住,我们名义上是自己做饭吃,可每次做饭的时候,都是马大婶(马队长的婆姨)来帮忙,帮我们和面蒸团子,帮我们切咸菜,帮我们熬糊糊,马大力帮我们挑水,就连做饭烧炕的柴火和我们吃的咸菜,也是马队长家的。

给马队长一家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仨挺过意不去的。每当我们说谢谢的时候,马队长和马大婶都会生气地说:“哈呀!你们这帮娃娃,跟我们还客气个啥嘛。”

转眼就到了春节,从大年三十的早饭开始,我们就和马队长一家人一起吃,早晨是白面馍还有白菜豆腐炖肉,中午吃的土豆肉馅饺子,年夜饭马队长还杀了一只鸡,马大婶炸了油糕,炖了肉,我们仨把从北京带来的午餐肉罐头送给马队长家两个,又到供销社买了两瓶烧酒,还有提前买好的猪肉。

马队长看我们花钱买酒买肉,他很生气地说:“哈呀!你们这些娃娃,在哦(我)家吃顿饭,还要你们花钱。”

大年初一,马大婶原本还要我们过去一起吃饭,我仨说啥也没去。吃过早饭去给马队长马大婶拜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一家人吃的是黑面馍和一点剩菜,荆条筐里放着两个白面馍,谁都没吃。

过后我们才知道,后马家塬大队的土地贫瘠,多为坡地,粮食产量低,冬小麦种植面积少(高粱和地瓜产量高,小麦产量低),人均分配只有几斤小麦,逢年过节才能吃一顿白馍。我们仨在马队长吃了一天,他家的白面基本都给我们吃了。

那年秋后,队里为我们北京知青打好了新窑洞,我们就不在马队长家借住了。在马队长家借住了九个月,马队长一家人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和照顾,不说别的,就说马队长院子里的那两棵枣树,树上结的枣基本都让我们仨吃了。他们家喂的那两只老母鸡下了蛋,马大婶也是过几天就给我们送煮鸡蛋,一人一个,他们一家却从来舍不得吃鸡蛋。

我们搬到知青点后,马大婶也是经常让二力弟弟给我们送咸菜送辣子酱,有一次他们家死了一只大公鸡,马大婶炖好鸡肉,就让二力弟弟来拉我们去吃鸡肉。后来才知道那只鸡是病死的,但我们还是从心里感激马大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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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们刚下地干活回来,马队长就到知青点来找我,原来后马家塬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大队书记和乡亲们都同意我回北京上大学。

第二天我就带着相关手续去了公社知青办,并到卫生院参加了体检。知青办主任告诉我回家等消息,他们要做各项考核和政审。

几天后,我顺利通过了各项考核和政审,我可以回北京上大学了,同学们和乡亲们都为我高兴,马大婶还包了羊肉馅饺子为我饯行。

离开后马家塬大队那天,好多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因为我是后马家塬大队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来到村口的时候,马队长突然发现我脚上的一只鞋露出了脚趾头,他苦笑着说:“哈呀!这是去上大学,又不是出山劳动,怎能穿着露脚趾头的鞋进京哩。”

马队长说完,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布鞋,又看了看二力弟弟脚上的鞋说:“二力,把你的鞋跟你燕升哥(我的名字叫赵燕升)换一下嘛,咱大伙就你穿了一双新鞋哩。”

马二力一点都没犹豫,他脱下自己脚上的那双新鞋光着脚来到我面前,蹲在地上,强行脱下我脚上的旧布鞋(我脚上穿的布鞋也是马大婶给我做的),逼着我穿上了他的那双新鞋。那一刻,我心里暖暖的,鼻子一酸,不争气的眼泪就落了下来。

二力弟弟前两天去相看对象,马大婶给他做了一双新鞋,他就穿了一回。那天要不是去公社送我,他也舍不得穿那双新鞋。

回到北京后,我就把那双布鞋擦洗干净放了起来,再也没舍得穿过。

我回到北京读书的第二年秋后,在后马家塬大队插队落户的刘文昌同学给我写信,说马二力要结婚了,特意告诉我一声。因为学校要上课,我也不方便请假,就跟我妈要了十块钱,再加上我积攒的十块钱,一共给马大叔(那时马大力当了一队的队长)家寄去了二十块钱。我也很想多给马大叔家寄一点钱,可我实在是拿不出更多的钱来。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首钢做了一名技术员,后来成了高级工程师,再后来调到冶金部工作。

自从我参加工作后,逢年过节我都会给马大叔家寄一点钱和一些北京糖果,只是因为工作忙,我很少回去看望马大叔一家人。

1995年秋天,马二力弟弟家的儿子考上了延安医学院,二力弟弟来信说能不能借给他一千块钱。我当即通过邮局给他寄去两千块钱,还寄去了两套工作服,二力弟弟有困难,我理应鼎力帮助。

二力弟弟的儿子参加工作半年后,他又把两千块钱通过邮局给我寄了回来,还打来电话,说了一大堆客气话,弄得我怪不得劲的。因为当时我就给二力弟弟说了,两千块钱是给侄子的,也算是祝贺侄子考上了大学,不用还。

到了2011年,我退休后才和王洪军还有刘文昌一起回到了陕北。到了后马家塬才知道,马大叔和马大婶都不在了,马大婶刚去世不久。得到这个消息,我们仨都很难受,跑到马大叔老两口坟前跪了好久。

目前,我还和马大力马二力两个弟弟保持着密切联系,今年秋天邀请二力弟弟两口子来北京游玩了几天。大力弟弟说等空闲了,他一定带着他婆姨来北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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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马大叔一家给了我们很多关爱和照顾,这份情谊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还有当年我离开后马家塬回北京读书时,二力弟弟在村头把他脚上的新鞋脱下的情景总是闪现在我的眼前,二力弟弟的这份深情,我也不会忘记的,当年他脱给我的那双鞋,我至今还保存着呢。

一双布鞋一世情,这份深情我终生难忘。这份恩情,我一定要报答。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赵燕升老师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