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霞从影的第一个镜头，是电影《窗外》中，她扮演的高中女学生江雁容，背着一个书包，准备去上学。17岁的林青霞从西门町被星探发现后开始演戏。她在采访中说，那时的自己就像一张白纸。
从此，林青霞开始在这张白纸上肆意挥毫，之后的二十二年里，她拍了一百部戏，我们也得以有机会幸运地不断和镜头中的林青霞相遇。最经典的“东方不败”、《东邪西毒》里的慕容嫣、《新龙门客栈》里的邱莫言、《滚滚红尘》里的沈韶华，再或者《重庆森林》里的神秘女人，她有时桀骜潇洒，有时捉摸不透，但总是格外动人，镜头前，林青霞留下过太多让观众们念念不忘的经典角色，我们也无数次被她打动。
然而，当被问及如果没有选择拍电影，现在会在做什么时，林青霞颇为认真地思索了片刻，给出了一个无比可爱的答案，“做饺子店老板娘吧。”或许，这就是镜头之后的林青霞，真实又温暖。
《滚滚红尘》中林青霞饰演的沈韶华是一位经历与张爱玲相似的作家，回想起这个角色，林青霞说，“我倒真希望自己演的是张爱玲，就算沾到一点边也够我沾沾自喜的了，尤其是现在自己也喜欢写写文章。”曾经在白纸上描绘一个又一个角色的林青霞，也一直在书写。
作家的身份，以及林青霞笔端流淌的文字，或许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把镜头前和镜头后的林青霞在我们眼前连接起来。由《滚滚红尘》中的沈韶华说开去，林青霞曾写过两篇关于张爱玲的散文，收录在她的散文集《镜前镜后》中，在她的笔下，我们读出的是镜前镜后的交织，既是张爱玲，也是她自己。
走近张爱玲
张爱玲写的《小团圆》一出版我就买了，每次看看就放下，在床头一放就是十一年。正如宋淇说的第一、二章太乱，有点像点名簿，可能吸引不住读者“追”读下去，我记人名最差，经常看着看着就走神。年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关系，许多时间待在房里，靠在床上看书，不时扫到床头小桌上的《小团圆》，仿佛它在向我招手，于是我下定决心仔仔细细从头读到尾，读到一半男主角邵之雍出现我就放不下了，惊心动魄地吸引着我看完。有些画面非常熟悉，仿佛在《滚滚红尘》里出现过，心中纳闷，我拍的时候《小团圆》还没出版，三毛编剧时怎么就知道剧情的？虽然之前大家都说我演的是张爱玲，我也没去证实，那时候我没接触过张爱玲的书。
看完《小团圆》我再拿出《滚滚红尘》DVD仔细看一遍，发现剧情其实并没有完全复制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只是女主角沈韶华的身份是作家、男主角章能才是汉奸，戏的开场沈韶华被父亲关起来，中场男主角避难期间女主角到乡下去找他，发现他已经有了别的女人，从此分手，这一小部分像而已，其他全是三毛的精心创作。我估计三毛是从张爱玲早期的散文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汲取了创作灵感。三毛必定是非常欣赏张爱玲，她是在向张爱玲致敬。我倒真希望我演的是张爱玲，就算沾到一点边也够我沾沾自喜的了，尤其是现在自己也喜欢写写文章。
开始全面走进张爱玲的世界，是在一个多月前，新加坡朋友余云传来三十四集的许子东《细读张爱玲》音频节目，因为打不开，我第二天即刻买了几本许子东的同名著作，自己留一本，其他分送给朋友，以便交流心得。在读书之前，先把他要讨论的文章看了，把平鑫涛送给我的整套张爱玲找出来，还有胡兰成全集和一些有关张爱玲的书籍，一本一本看，这也是我第一次那么有系统地读书。
胡兰成写的“民国女子”真是把我迷醉了。他躺在院子草地上的藤椅晒太阳，看苏青寄给他的《天地》月刊杂志，翻到张爱玲写的《封锁》，不觉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一遍，他觉得大家跟他一样面对着张爱玲的美好，只有他惊动得要闻鸡起舞。他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号上海《杂志》写一篇《评张爱玲》：
——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最是豪华的人也会受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
这样的知音难怪张爱玲第一次跟他见面就聊了五个小时，送她回家到巷堂口时，胡兰成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原来胡兰成并不高，还以为他高大、帅气、有书卷味，如《滚滚红尘》里的章能才。但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胡兰成的语言和文字既感性又性感，让心高气傲的张爱玲卸了甲缴了械。据胡兰成的回忆，张爱玲送给他的照片后面写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明知道他有两个老婆五个孩子，还是跟他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张爱玲爱得真惨烈。
最近一个月把能找到的有关张爱玲的著作、信件、访问稿和学者的评论，统统放在床头从晚上看到天亮，跟朋友聊张爱玲一聊两三个钟头，朋友说我都变成张迷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不是张迷我是胡迷。胡兰成的文字让我陶醉，张爱玲让我想一步一步地走近她，在文字的世界中与她相知。
张爱玲在《谈看书》中引用法国女历史学家佩尔努的一句话，“事实比虚构的故事有更深沉的戏剧性，向来如此”，并说恐怕有些人不同意，不过事实有它客观的存在，所以“横看成岭侧成峰”。我向来喜欢看真人真事的书，总认为人家用真实的生命谱写他们的故事是再珍贵不过了。张爱玲一生的传奇和强烈的戏剧性，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父亲、母亲和继母都出身官宦之家，她却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只稍微提一提就被同期的女作家潘柳黛嘲讽“黄浦江淹死一只鸡就说成是鸡汤”。张爱玲在九十年代出的《对照记》里有一段，跟祖父母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看似无用、无效，却是她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她的血液里，等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最后一段只有四个字：“我爱他们。”这么庄严的四个字出自她的笔下让我非常惊讶，她是如此孤傲，看她的文章似乎从来没有写过她爱谁的，可见她是多么需要爱人和被爱，我看不出她父母爱她，也看不出她家人爱她。
都说张爱玲对人情世故十分冷漠，读完《张爱玲私语录》才知道她情感之丰沛。宋淇、邝文美夫妇对张的才华极度地欣赏，以至于在精神上和生活细节上无条件地付出。在他们四十年的书信往来中，充分感觉到张爱玲的温暖和柔情的一面。一九五五年张搭船赴美国纽约，送船的只有宋淇夫妇，船一离港她就痛哭不已，她母亲黄逸梵自她四岁起就经常理箱子远赴重洋，她也只是淡淡的，并没有哭。
在美期间张一天总要想起邝文美两次，生活上发生的事情她已先在脑子里跟邝说了一遍，看到善良优雅的好女子也总要拿邝比一比，结果还是感觉邝胜于她们。到了八十年代他们三人都患有重病，信里互相慰问和勉励对方，即使病体欠安，宋氏夫妇还是为张爱玲奔波张罗，邝文美经常为她跑邮局，张爱玲寄了三百块美金给她，让她付些杂费和计程车费。我又一次惊讶，邝的付出岂是三百美金了得的，邝也感尴尬，但为了避免张尴尬只好收下。
张事后还解释这是跟她姑姑学的，什么都要算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她母亲黄逸梵在英国去世前曾写信给她想见她最后一面，张也只在回信中寄了一百块美金，但她却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著作权、遗产全都给了宋氏夫妇。他们三人之间的信任和深厚的情感人间少有。
一九三九年，张爱玲十九岁时写的《天才梦》，最后两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仿佛她一早就预知自己的未来，或是她一早就设定一个无形的牢笼，自己一步步地走进去。在《小团圆》里，做母亲的蕊秋对女儿九莉说：“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关起来。”张爱玲真实的人生里，生命最后十几年被虱子所困，她把自己关起来谁也不见。
记得一九八一年我在旧金山，独家出版张爱玲书的皇冠杂志社社长平鑫涛打电话给我，他在加州，想跟张见一面，她都不肯见他。那段期间她几乎每个星期搬一次家，住过许多汽车旅馆，因为皮肤病的关系一天要照十三个小时的日光灯，每半个小时要用水把眼睛的虫洗掉，脸上的药膏被冲掉又要补擦，这样一天共花二十三个小时在日光灯下。我直觉认定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病症，照理说不可能换那么多地方还有虱子，眼睛也不可能会生虫。于是我打电话请教精神科医生李诚，李诚怀疑是惊恐症和身体上的幻觉，严重了会感觉虫在身上爬。我说，其实是不是并没有虫？他说是的，但他说这是可以医治的。
我认为张爱玲是生命的斗士，她在一九六八年接受殷允芃的访问时说：“人生的结局总有一个悲剧。老了，一切退化了，是个悲剧，壮年夭折，也是个悲剧，但人生下来，就要活下去，没有人愿意死的，生和死的选择，人当然是选择生。”想想她一个人在加州，自己不开车，要看牙医、要看皮肤科医生，还要不停地搬家，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地活着。
最终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被发现在洛杉矶Westwood家里静静地离开人世。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去接收遗体时记载当时的场景，他说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她的遗容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她七十五岁生日那天，林式同将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上，灰白的骨灰衬着深蓝的海水向下飘落，被风吹得一朵朵，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灰落海里，上面覆盖着一片片红玫瑰与白玫瑰花瓣。张爱玲的一生，比任何虚构的小说都富有深沉的戏剧性。
张爱玲的名气没有因为她离开人间而降低，她的文字留下了数不清的经典句子，她说：“成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相信张爱玲一生最快乐最痛快的日子是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那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多产而佳作连连，就像她形容曹雪芹的《红楼梦》是现代小说一样，她即使写于半个世纪前的作品，现在看起来亦是非常当代。《红楼梦》有红学，张爱玲也有张学。她在二十三岁已经大大享受到成名的快乐了。
张爱玲是在成名初期认识胡兰成的，在胡兰成眼里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他说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那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你看要不要命。一个作家能够得到如此懂得她的知音，怎么都值了。他们精神上吃得饱饱的，胃口倒无所谓。据胡兰成最亲密的侄女胡青芸的口述回忆录《往事历历》中描绘：“他们家里只有两个碗，一个大碗一个小碗，大碗是胡兰成用，小碗是张爱玲用，小菜只有一只罐头，油焖笋。从厨房里开好拿出来，也没倒出来，直接吃，别的菜一点也没有。”
三毛生前曾经跟我约定一起去旅行，带着我流浪的，但最后她却步了，理由是我太敏感，很容易读出她的心事。我也曾想过如果在张爱玲面前，肯定无地自容，她的眼睛像X光，里里外外穿透人，在她文章里，对人的长相、穿着、动作都有详尽的描绘，连人家心里想什么她都揣测得很深，正如胡兰成说她聪明得似“水晶心肝玻璃人”。张爱玲在文字里提到过我的朋友江青，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上说：“江青那么丑怎么能演西施，将来电影一定不卖座。”江青跟我聊起一点也不介意，我们两个还笑得不得了，我跟她说，被张爱玲点到名是你的荣幸。在纽约张爱玲去按李丽华的门铃，她写道：“李丽华正在午睡，半裸来开门。”我问金圣华，难道李丽华上面不穿衣服就来开门？金圣华笑说那表示衣冠不整。
张爱玲的文字像是会发光似的，每颗字都是一颗钻石，闪闪发亮地串成好句子就像一条钻石项链，让你忍不住一看再看，有时会默念几遍。她笔下的人物都像是活着的，让你爱、恨、情、仇跟着她转。《小团圆》里九莉爱邵之雍我跟着爱，九莉后来鄙夷邵之雍那句“亦是好的”，让我本来觉得心动的话刹那间也可笑起来。她痛苦的感觉，“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我心绞痛，因为她把那痛彻心扉的感受透过笔尖真实地呈现在你心上。
她那特有的张氏幽默，看得真过瘾。在散文《私语》里，她形容她从被关了半年的父亲大宅里逃出，“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紧要关头叫了黄包车竟然还要讲价，并且高兴着没忘了怎样还价。在《第二炉香》那二十一岁的英国女孩愫细，纯洁天真得使人不能相信，她和四十岁大学教授的新婚之夜，穿着睡衣蹬着拖鞋狂奔地逃出夫家，拖鞋比人去得快，人赶上了鞋，给鞋子一绊。这样生动的电影画面随处可见，让你难以忘怀。
短篇小说《年轻的时候》第一段：“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握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也不甚感兴趣，可是铅笔一着纸，一弯一弯地，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永远是那一个脸，而且永远是向左。”我看了心里一惊，那不就是我吗？我读初中时一样喜欢在课堂上用单线画女孩的侧面，也是脸向左方，我立刻拿出铅笔在书上画出我当时画的侧面女子，发觉嘴巴那块不成比例，又画另一个，灵光一闪在额前一勾，代表覆额头发。我拍过的一百部戏唯一一次演作家，角色竟然以张爱玲为原型。这千丝万缕，到底还是与张爱玲有一线牵。
一九八八年秋天，我拎着两盒凤梨酥，爬上三毛在台北宁安街四楼的小公寓，听她读《滚滚红尘》剧本。三毛一句一句地念给我听，读到兴起她播着四十年代的音乐，站起来一边踩着舞步一边演给我看，我陶醉在她忘我的演绎中。现在想起，原来当时她的身体里住着三个女作家，一个三毛自己、一个张爱玲、一个剧中的女作家沈韶华，她万万没想到在她眼前看得目瞪口呆的林青霞，将来有一天会把张爱玲和她的故事写进自己的文章里。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
同年九月三日刊登于台北《中国时报》
不是张迷
如果不是新型冠状病毒袭港，黄心村会每星期做三次热瑜珈，那么我们就不会每个星期一结伴行山，我也不会有山顶八十分钟的文化之旅。
黄心村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博士，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多年，现在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系主任，非常斯文有气质，讲话不疾不徐清清楚楚。我最近几个月都在读张爱玲，今年适逢她一百周年诞辰，许多文学杂志都做她的专辑，我和心村两人互相赠送有关张爱玲的书籍，她写张爱玲，我也写张爱玲，彼此先睹为快，乐此不疲。虽然和她认识不久，但有一个共同喜欢的人物和话题，让我们在绿树成荫的山路上咀嚼张爱玲的语句、谈论她周围的人和事，消磨了许多个愉快的星期一下午。
心村有一篇文章《劫灰烬余：张爱玲的香港大学》，重新梳理张爱玲和她母校香港大学的因缘，以档案资料为佐证，还原一些模糊的历史影像，厘清一小段战乱时期的人文经验。我跟她说这个题目把香港大学说小了，应该是“香港大学的张爱玲”。她笑说她是故意的，竟然被我发现了，她是想通过张爱玲重写港大的那一段历史。余光中说，如果作家和诗人把一个地方写得好、写得出名，那个地方就是属于他们的，香港大学是属于张爱玲的。相信许多喜欢读书的人都会想在港大寻找张爱玲的影子。心村策划的张爱玲线上文献展很快会揭幕，她说等疫情过去会把港大冯平山图书馆（张爱玲曾经在轰轰的炮弹声下，专心看《醒世姻缘》的地方）辟为张爱玲的展览场所，让喜爱文学的人能够爬梳劫灰，重拾烬余，再探张爱玲的经典。
心村在《光影斑驳：张爱玲的日本和东亚》一文里，对张爱玲和李香兰的世纪合影，有镜前和镜后的详细说明和分析。那张照片张爱玲坐在前面的白椅上，李香兰侍立于一旁，据张说是因为她太高，两人站在一起不协调，所以旁人拉了一把椅子让她坐下。摘录一段心村对镜前的分析：“这样的构图十分蹊跷，安排张爱玲坐着，李香兰站立一旁，两个主角仍然是一高一低的，画面分布比两人同时站立更加不平衡，摄影师显然无法使两位主角的视线统一。李香兰以她一向单纯恳切的眼神认真注视着摄影镜头，而张爱玲则明显是个难以被镜头控制的麻烦角色。她的侧坐姿势挑战着镜头的中央权威，干扰了构图的平衡。她膝下露出的交叉的双腿撇向画面的左方，而她充满疑窦的眼神则又投向画面的右方，姿势中充满了矛盾和隐隐的对抗。”
我初看这张照片，也觉得十分不妥。我想张爱玲是刻意要有这样的神情和姿势，因为下一张团体照，后面一排人站立望着镜头笑，只有她一个人依旧坐着，姿势不变，不看镜头也不笑，画面怪异而有戏剧性。这个茶宴设在上海咸阳路二号，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距二战终结与日本投降仅相隔不到一个月。再引述一段心村镜后的分析：“在所有报道中，它皆被描述为一个众星云集的场合。至今为止，当地传媒何以对日本即将落败的蛛丝马迹如此无感，因而在帝国崩毁前夕，仍大张旗鼓为那场盛会锦上添花，其背后的原因，仍然成谜。我们唯一确知的是，张爱玲与李香兰，两位上海沦陷区的文化人代表，出现在同一张照片里。而这张照片，似乎冻结于永逝的往昔时光中，不因任何今非昔比的现实而黯然失色。”
我翻看心村给我的上海四三年至四五年的《杂志》月刊和《天地》杂志，想象着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时，在孤岛上海这样的乱世，张爱玲、苏青、潘柳黛、施济美、潘予且等人抓住这短暂的三年零八个月，仍能爆发出那么多犀利的文字。想到现今世界人人都感受到二〇二〇年是最令人不安的一年，心村也非常郁闷，我跟她说我们要像吴哥窟千年巨石间开出来的小花一样，在夹缝里找寻快乐的因子。我们二人互相激励埋头写作。心村就是我的甘露，让我在夹缝中得到文化滋养的喜悦。
黄心村七岁开始读《红楼梦》，比张爱玲还早五六年，当时虽然不懂，但是有兴趣。她重看不知多少回，最近还约我一起读。她是文学教授但不教《红楼梦》，也不写《红楼梦》，我猜她是把曹雪芹笔下的人物都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保护着，她要把对他们的爱深深地藏在心底。她的博士论文《写在废墟》谈的是以女性为主题的文学和通俗文化，张爱玲是其中最亮眼的一位，我和心村都特别欣赏张爱玲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的作品，不过心村又说，最让她震动的张爱玲作品是那部未完成的《异乡记》，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它是张爱玲后期写作的源头，旅途笔记有很多不是很完美的地方，但也正是这些不完美处才更能体现她独特的角度和笔触。
九十年代中期，心村在修博士学位，到上海图书馆寻找资料，苏青办的《天地》杂志、胡兰成办的《苦竹》杂志、柯灵的《万象》杂志、柳雨生的《风雨谈》杂志……沦陷上海的大小出版物她大多通读了，做了详细的笔记，并影印不少资料。她说那段时间她早上八九点就去了，一直翻到下午五点，她没戴口罩，弄得满头、满脸、满手的灰尘，中午人家吃饭去，她还在挨饿挨渴地影印，并且还要看管理员的脸色。我想象着一名纤瘦有书卷气的女学生，在满布尘埃和易碎的旧纸堆中，坚持而专注地埋首在文字里，这个画面放在电影里一定很有味道。她说为历史人物和历史文本作传，就是要沾一点历史的尘埃，吸一吸旧纸的霉味，写起来才有质感。写完博士毕业论文，她告诉自己该放手去做别的课题了。在美国学界打滚了十多年后，因命运的召唤来到港大，去年开始重新拾起张爱玲。
我见心村为爱玲花了如此大的心血，问她是不是张迷，她说她不是，也不能做张迷，这样便可以坚持站在镜后，保持距离观望。她说要想做个好的研究者，必须要有距离。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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