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特别多,从古至今,数不胜数。

特别是乱世之时,经常是俩王四个二,当四带二给打出去了。最后胜出的,总是当初最不看好的一把牌,所以逆袭成了常态。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就是一个逆袭的产物。而同时期,满把好牌的是谁?想都不用想,就是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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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齐桓公九合诸侯,所以齐国才是手中捏着一把好牌。但,齐国的地缘政治太差,雄霸一时可以但难以长期雄霸。最后,称雄的,只能是晋国。

晋国的优势在哪里?干掉中原小霸郑国,就居九州中心;据守山西高地,就能封死关中秦国;幅员河北大地,就能北逼燕国、南压齐鲁。但是,三家分晋之后,晋国就彻底没法玩了。春秋五霸,正是因为晋国一分为三,才有了战国七雄。晋国不分裂,秦国根本没机会。

三家分晋之后,满把好牌的是谁?是魏国。虽然身处四战之地,但魏国最先开展了系统性的变法,即李克变法。魏文侯手下的一众能成猛将以及占据的先发优势,就是魏国手中的一把好牌。

古代战国拼什么?得关中者得天下,当然是拼地利。但实力对等,你才能拼地利。实力不对等,地利啥用没有。那就拼土地,谁地方大、谁就当老大。楚国为什么不行?有地没人,也不行。那就拼人口?人口确实很重要,因为古代地广人稀。所以,能把人口组织起来,那差不多就是老大了。而魏文侯时期的魏国,就是这样的霸主。但是,魏文侯之后的魏武侯和魏惠王,就真心不怎么样了。魏武侯四面树敌,主要是瓦解了三晋同盟;魏惠王好大喜功,几乎打光了全部家底。魏战国一把好牌,就给打没了。你看魏国流失出去的人才,就知道魏国把牌打得有多烂了。

楚汉争霸,一把好牌的,肯定是项羽。项羽本来可以自封关中王的,就是据三秦而威中原,完全可以是俩王四个二的格局。但是,这家伙非要定都西楚,跑到今天的徐州当老大了。徐州的位置也不错,占据徐州之后,就得把势力向中原的韩地和魏地推进,起码推进到鸿沟这个地方。结果,项羽非要跑到山东搞事情,折腾齐国田氏。最后,也是一把好牌,打得稀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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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最强诸侯是谁?首先就是董卓,这家伙据西凉而挟天子以令诸侯。西凉兵是正规军,皇帝是正宗统序,其他人都是地方拼凑武装和搞割据的军阀。董卓才是名正言顺的老大。最后,是汉末十八诸侯把董卓赶跑的吗?董卓只要把军队压在虎牢关,那就无人敢与争锋。但是,董卓小富即安了,在不该怂的时候怂了,自己让出洛阳、跑回关中。然后,关东以外就是诸侯竞技的主战场,董卓被边缘化了。不能对外收割利益,那就等着被自己人收割吧。于是,内部兵变,董卓授首。

董卓之后,牌最硬的是袁绍。四州之地的关键是幽州和冀州,河北大地才能决定最强诸侯是谁。袁绍把牌打烂,分这样几个回合:一个是不得以,他得罪过汉献帝,就是支持汉少帝刘辩而反对董卓拥立的汉献帝,所以挟天子这步棋,袁绍走起来太困难。一个是不该怂,官渡战败,袁绍依旧是最强诸侯,没别的原因,就是占着河北,河北袁绍必须是老大,但官渡一战就不打了,袁绍也学起了董卓、装乌龟。最后是不理性,袁绍没多久就死了,但继承人是谁,袁绍一死,河北地分为三,三个儿子各自称雄。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父子亲情和权力更替混在了一起,袁绍到死都没能明确出个继承人。河北碾压各方割据军阀,河北是经济中心,河北豪族忠于袁氏家族,天时地利人和,袁绍一个不缺。这就是俩王加四个二的王者之牌,结果三分天下没袁氏家族什么事。

引发五胡乱华的西晋王朝,不算有一把好牌。一个原因是国家真没钱,钱都在豪族手里。石崇王恺比富,王恺是外戚,但拉上外甥晋武帝司马炎,也斗不过石崇。所以,普天之下最有钱的,根本就不是司马皇室,豪族比司马家厉害得多。一个原因是皇帝没威信,豪族从来就没服过。海瑞上折子骂嘉庆,在大明朝算是新闻了。但在晋朝,这根本不叫事儿。大臣刘毅直言皇帝司马炎是桓灵昏君,而且直斥皇帝贪污的吃相太难看。桓灵昏君,卖官卖出钱来还知道交到国库,你司马炎卖官卖到钱了、全装自己腰包了。西晋大臣就这么怼皇帝,皇帝还有啥威信可言。再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根本就管不住,都是豪族说了算。这个豪族趋势,从东汉末年就开始了。要当官,必须论门第,到了魏晋九品中正制就彻底制度化了。西晋朝堂只能用豪族领政,你根本就别想发展代理官僚。尤其是地方,彻底是豪族的天下,根本就没人鸟朝廷。

但西晋毕竟是统一了,所以牌不好但也不差。但司马炎却把这副牌彻底给打烂了。为了压制豪族,只能大封司马王,把西汉七王之乱的教训抛诸脑后,于是果不其然,搞出了一个八王之乱。为了兼顾外戚贾家,于是让白痴司马衷当了继承人,结果比白痴更疯狂的皇后贾南风,彻底搞乱了朝局。基本上不用五胡乱华,西晋大厦这时候已经扛不住了。

南北朝时期,满手好牌的,得是东魏、北齐这一系政权。山西军阀尔朱荣搞废了北魏,再经一通乱战,北魏就分为关中的西魏和关东的东魏。得关中者得天下,到这时候,就是扯淡的逻辑。关中那个穷地方,根本制不了天下,也根本取不了天下。真正的硬牌,一是山西,相当于一个大王,打出来就能打倒一片,至少能回一次牌,因为山西高地乱世必出军阀;一个是河北,相当于四个二,没有山西,河北能回四次牌,因为河北有钱。而东魏以及后来的北齐,就占了今天的山西、河北加河南。这个实力已经是军阀的巅峰了。但是,东魏到北齐的高氏家族,只能出混蛋,根本就出不来正常人。于是,满把好牌打得稀烂。最后关中又辉煌了一番,把北方给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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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北魏、启于北周的大隋,完全就是一把好牌。大隋跟西晋就是两个不同物种的存在。西晋朝廷是真没钱,大隋朝廷是真有钱;西晋皇帝是真没权,大隋皇帝是真有权。关键是大隋的行政效率冠绝整部中国历史,比大秦帝国的行政效率还高。

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修雁北长城,这都是在隋炀帝一代干出来的。随便拉出一件事到别的王朝,都不是一代皇帝能完成的。比这更厉害的就是三征高句丽,都是百万军队的大作战。历代哪个王朝能动员百万这个级别的军队?而且连续玩三次,几乎就没人能玩得了。即便是蒙古人的大元,也做不到。但是,大隋亡就亡在行政效率太高,这么高的行政效率加死命动员,老百姓真心受不了。《无向辽东浪死歌》,就是大隋百姓的内心写照。而把大隋这手牌打烂的,就是隋炀帝杨广,这家伙太急功近利。现在有很多粉杨广的,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史学家也在为杨广翻案,但再怎么翻案,也解释不了杨广满天下的死命折腾。大隋,就是被杨广折腾死的。而杨广,怎么也得坐实昏君的头衔。

安史之乱的大唐,算是唐玄宗把一手好牌打乱了吗?

唐玄宗晚年昏招辈出,处死高仙芝、封常清,逼死哥舒翰,这已经是昏君的标配了。但,大唐衰落有明显的趋势性原因。就是财政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到了唐玄宗时期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了。为什么重用宗室李林甫、为什么重用外戚杨国忠?这两个人都是理财的高手,能在战术上解决财政问题。而所谓的贤相集团呢?只能满口讲道义,但解决问题只能靠边站。所以,这个锅,完全让唐玄宗背,不公平。但,李林甫和杨国忠也只是能在战术上解决,战略上解决得变法。这件事,他俩做不到。大唐算是一个王朝从兴盛到衰落的正常过程。

历经五代乱世之后,王朝的决策就趋于理性了。其实,从大唐开始就已经在理性地范畴内正常运作了。因为官僚群体在逐渐成熟,而皇帝的权力也不断受到制约,大家都开始按规矩和趋势办事。你这时候很难再折腾出北齐王朝那种疯狂皇帝。

那么,北宋联金灭辽和南宋联蒙灭金,算不算把好牌给打烂了。不算,因为宋朝就没好牌。从某种程度上说,北宋只能算是五代分裂的延续。北方中国就没有实现统一,北边有契丹大辽虎视眈眈、西边有党项西夏从来不服,你怎么能说这是统一呢?之后,从宋、辽、西夏三国演义,变成宋、金、西夏三国演义,再变成宋、金、蒙古三国演义,最后蒙古大元一统山河、打遍欧亚大陆。

蒙古称雄但蒙古灭亡,实际上就是蒙古人的昙花一现。牌都没攥实,也就说不上什么好牌了。对于蒙古大元来说,中原天下就是可有可无的,大蒙古帝国不缺这么一块地方。所以,元朝皇帝就是身在中原而心在漠北。朱元璋北伐,可以说势如破竹地如入无人之境。这个北伐,你别分析太多,又是南方经济发展了、又是大明不差骑兵了。这些原因只具战术性质,战略性质的原因就是大元怂了,你们中原太疯狂、我要回草原。

大明朝呢?大明国祚270多年。也得归为大唐一类,算是王朝由勃兴到衰亡的周期过程。很多趋势性的原因,比人为胡折腾的原因,要更重要。朝堂上,大明皇帝与大明朝臣的关系,从来就没好过。大明朝堂一直是斗争的朝堂。边地上,自北宋以后,中原王朝就没能生长出统治草原的政治方略,到最后彻底不想征服草原了。民治上,主要是财政问题,朱元璋的计划经济搞破产了,王朝财政开始出现危机,张居正改革试图力挽狂澜,但变法鲜有成功,到最后就是没钱了、然后崩溃了。

把一副好牌给打烂的,往往局限在人为这个层面。但,很多大势上的原因是避免不了的。趋势性原因也在影响着人为。所以,客观趋势和主观人为,不能彻底分开。

这些主观人为原因把自己折腾废了的历史事实,就是所谓的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而其有什么共通之处吗?

一个是人心激荡下的人为错乱。

宗法制向集权制转变的过程中,晋国开始走得很好,就是相信力量而不顾传统。所以,最先耍流氓楚国,只认力量不管传统。但楚国太边缘,晋国够核心,于是晋国但凡耍流氓,就是霸主。三家分晋之后,魏文侯主导了大魏之风流。为什么能主导?魏国首先就把分封制给干废了,变法应该是从魏国开始的。魏文侯才不管什么分封不分封,能用代理官僚就用代理官僚,贵族们靠边站。你看李克、西门豹和吴起这伙人就行了。这时候,魏国的力量就是最强的。

但是,晋国玩得太快。人心激荡,彻底把晋国激荡分裂了。你不尊周天子、你不在乎宗法、你就相信力量,上行下效,智、魏、赵、韩四家自然也是只信力量,不顾忠诚。晋国分裂之后,就彻底没法玩了。魏国呢?魏文侯之后,魏国就没出什么正经国君,从前期变法开始往回退。于是,机会就全给了关中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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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大隋朝也是如此。杨广死命折腾,折腾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大隋朝的权力格局给重新洗牌。从东汉末年以来,豪族一直压制皇帝,杨广要把这个趋势给翻盘。大隋皇帝的确有了这个力量。但,豪族称雄的趋势并没有变。这个趋势要变,也要再等200多年。到黄巢起义后的大唐,安史之乱干死一波地方豪族,黄巢起义干死一波两京阀阅,接下来朱温来了个彻底收尾。豪族基本上在物质层面上被消灭了。

人心将变未变之时,快操作和慢操作,都是人为错乱。而逆趋势操作的杨广,则是乱上加乱。

一个是地利变动下的机会易手。

地利重要吗?在实力碾压的情况下,地利一点儿也不重要。但,高手竞争,谁会给你实力碾压的机会?往往都是竞争越激烈,打法越相似,而实力更是差不多。所以,天时可变、人和总变,而山川形胜的地利很难变动,于是地利很重要。

但,放在历史长河中,地利还是在发生着变化。秦汉以前,关中铁律;秦汉以后,河北财富;魏晋以后,山西高地;五代以后,江淮财富。在这些大变动发生的时候,最容易出现把牌打烂了的人物,具体就是把地利的机会交了出去。

董卓算是一个,自以为跑到关中就能形胜天下了,但关中已经残破不堪,关中铁律别说制天下就是守关中已经不能了。袁绍也是如此,据河北财富,完全可以成就比曹操更大的功绩。但是,袁绍怂了,不打了,后来又没有搞定继承人的问题,把河北一分为三。这就没法玩了。北齐当然更得算,左携山西高地、右兼河北财富,一手握着形胜、一手握着钱袋子,结果硬是自己把自己玩废了。

实际上,大唐也有一个机会易手。那就是安史之乱后彻底失去河朔三镇,这是大唐永远的痛。没有河朔三镇的人口、税赋,大唐的财政危机只能永远危机。

一个是趋势相交下的不能乘势。

决定历史的是人心和力量。所以,这两个都可以形成某种趋势。宗法传统向法家集权的转变,是人心的变化,宗法的旧故事没人听了。但,也是一种力量的变化,法家集权能够带来力量,力量够强就会更自由。

但是,比人心和力量更底层的,则是真正的趋势。这个真正的趋势,我们可以把其理解为时代问题。战国之时,统一天下就是时代问题;秦汉以后,中原整合就是时代问题;魏晋以后,民族融合就是时代问题;隋唐以后,中原和草原的竞争就是时代问题。

趋势相交之时,不能乘势就一定会把好牌打成烂牌。秦一天下,注定了中央集权加统一天下的模式,就是最强攻略。而项羽在这时候竟然玩起了分封,秦法秦制的刘邦集团自然取而代之。西晋分裂、北魏陨落、东魏败亡,都是,没能处理好趋势的问题,时代的课题是民族融合,你拿不出方案,那就只能让位。隋一天下,民族融合的课题算是初步解决了。但只能是初步,中原内部的胡汉矛盾消灭了,但草原呢?只有李世民时期,还能向草原输出秩序,之后的中原王朝就没有这个能力和欲望了。

宋朝一直没啥好牌。但,有好牌也没用。嬴秦能乘统一的势、曹魏能乘整合的势、西魏能乘融合的势。但,大宋无意于草原争锋,士大夫精英们没有这个欲望。所以,大宋有好牌也没用。王朝精英们没有生长出征服草原的雄心。

大英雄要成功,必须乘势,如嬴政、刘邦、刘秀、曹操以及宇文泰等。凡是不能乘势的,总会把一手好牌给打烂,如项羽、董卓、袁绍、司马晋以及北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