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歌乐山上，有“两口活棺材”，便是曾经谋害过众多爱国革命者的白公馆、渣滓洞。
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等仁人志士皆受难于此，遭受了非人的待遇，而被大家所熟知的“江姐”江竹筠也是在渣滓洞监狱中因拒不投降，而在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她牺牲时，年仅29岁。
1951年2月2日，一名教师正在像往常一样教授着课程，然而，几位持枪的公安人员却破门而入，将其逮捕，并移交至了司法机关。
经过法院审理，将其定性为国民党特务，这位教师不是别人，正是参与过“11.27”大屠杀的黄茂才。
1949年，革命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然而在11月27日，却有众多革命党人牺牲在了黎明之前。
这一天，一群穷凶极恶，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冲进了白公馆、渣滓洞，用机枪将关押在此的共产党人疯狂射杀，不仅如此，他们还妄图用大火毁尸灭迹。
这场屠杀震惊全国，中央迅速做出行动，逮捕了一众犯下滔天罪行的“敌特分子”，其中的一个主谋徐贵林本想逃往台湾，却奈何众多卡口都有我党在进行严格盘查，所以只好隐姓埋名，伪装成菜农，但天网恢恢，徐贵林坏事做尽，上天也不会让他轻易逃脱制裁。
一次偶然的机会，苗圃厂长叶兰英向党中央密报，称她在路边发现一可疑的卖菜人员。在经过几天的蹲点摸查后，工作人员确定此人正是一直寻找的徐贵林。
于是便迅速开展抓捕，被抓后的徐贵林还带着侥幸心理为自己辩驳，但随着人证物证的出现，徐贵林也终于认罪伏法，并在公判大会上，被当场执行了死刑。
在百姓“枪毙这个刽子手”的呼声中，黄茂才也被押赴刑场，准备对其执行枪决，然而就在即将要定罪行刑时，黄茂才却声嘶力竭的喊道：“我是冤枉的，我不是杀人凶手，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
其实刚刚逮捕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多次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但人们都认为他是害怕被清算，所以在做挣扎，而且黄茂才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自己是无罪的。
但在此刻，在一众犯罪分子都已经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时候，黄茂才却仍然在努力的自证清白，而且神情激动，眼神里透露着与他人不同的真诚，这一举动不禁让法官和当地政府人员觉得事有蹊跷，于是便先将其改判为无期徒刑，等着以后再细究真相。
于是黄茂才便捡回一条性命，开始了自己的服刑生涯，在监狱中，他积极改造，多次立功，被减刑数次，最终在服刑11年后，便刑满释放，获得了自由。
但出狱的他日子却并不好过，因为身上背有“迫害革命党”人的罪名，所以很多民众都对他横眉冷对，犹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于是苦闷、委屈的黄茂才又踏上了艰辛的为自己平反昭雪之路。
所以，黄茂才难道真的是被冤枉的吗？
黄茂才出生在四川省荣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虽然家境一般，但其父母还是很重视儿子的教育，让他上学识字，一直供养其念到了中学毕业。这也为他后来被国民党军统收编埋下了伏笔。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的统一战线也随之瓦解，蒋介石也随即开始为发动内战而四处招兵买马，强抓壮丁充军，黄茂才的父亲看到形势动荡，为了保全儿子，不让其落入国民党之手去当“炮灰”，便托关系让儿子到了自己的东家刘仲威家中打杂。
而刘仲威正好也算国民党中有点地位与话语权的“头脑”，时任稽查处副处长，黄茂才就这样兢兢业业的在其家中干了一年多，在相处过程中，刘仲威逐渐对黄茂才刮目相看，因为他不仅干活利索、精细，还有文化基础，写的毛笔字清秀漂亮，甚至不落知识分子下风，最重要的是，黄茂才还忠厚老实，不会偷奸耍滑，所以很受主家信任。
于是刘仲威便保举他去川康绥靖公署里做稽查处司书，这个职位听着好听，而且还不用干重活，也不用上战场受苦，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理些案件、档案，黄茂才一听是个美差，再加上不好驳回东家的面子，便一口答应下来，就这样，黄茂才便顺利进入了国民党的阵营。
黄茂才进入到稽查处后，也算是干的得心应手，可好景不长，稽查处很快被合并到了重庆绥靖公署二处这个特务机构中，工作内容虽没有大的变动，但新的环境却乌烟瘴气，这里官僚之风盛行，溜须拍马是常态，贪污腐败和贿赂之事更是见惯不怪，于是，黄茂才这样不善言辞、土里土气的“老实人”很快就被周边众人排挤。
最后在1948年，黄茂才被赶到了渣滓洞当看守，也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弃暗投明”的转变。
因为渣滓洞所关押人员的特殊性，所以国民党方面也十分重视对于看守人员的培训，在他们上任之前，就做出了十分严厉的警告，给他们洗脑说关押于此的人都是罪大恶极，影响国家安全的“特务”，所以绝对不能私自与其串通或包庇。
一旦发现有违令者，便格杀勿论。
这让一向老实的黄茂才吓出了一身冷汗，虽然他本性善良，但更担忧自己的性命安全，而且先入为主的他也就随着上级指使，认为这里的罪犯都是些无可救药的坏人。
所以黄茂才在狱中也十分严苛，严格遵守狱中规定，让许多犯人苦不堪言。
但很快，一个新被关押的犯人开始转变了黄茂才的思想，此人便是重庆医学院的学生曾紫霞，与她一同被抓进来的人都是因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与压迫。
曾紫霞被抓进来后，偶然发觉黄茂才的口音与自己老家的口音很像，便试探的用乡音询问起来，没想到这么一问，还真发现二人是相距不远的老乡。
而黄茂才看着这个年轻的小老乡，也动了些恻隐之心，一来二去，二人渐渐熟络起来，曾紫霞也讲述了许多国民党的劣迹与众多爱国人士被其迫害的事实。这让黄茂才大为震惊，彻底被颠覆了认知。
而曾紫霞也在相处过程中确定黄茂才本性不坏，只是被坏人人所蒙蔽利用了，便慢慢将其发展成为了我党的“线人”。
后来在“江姐”被关押进来后，黄茂才也多次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对其进行一定的照顾，还帮助共产党人向外界传话，并受“江姐”嘱托，冒着生命危险将一封密信安全送至了我党人员手中。这样的举动也让“江姐”和曾紫霞十分感动，便一起织了件毛衣送给黄茂才。
然而时局瞬息万变，“江姐”和一众革命者还是不幸遇害了，被辞退的黄茂才也常常责怪自己没能更好的保护住她们，只能时常拿出珍藏的那件毛衣来缅怀故人，回想监狱中的点滴。
为了生活，黄茂才便找了个在学校教书的工作，一直低调的生活，不料却在1951年被抓捕起来，因为在狱中得知他身份的革命者都已经牺牲，再加上我党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所以已经几乎没有人再能为他出庭作证，而唯一可作为证据的毛衣却也不翼而飞，所以黄茂才纵然冤枉，但也难于自证。
在其出狱后，黄茂才怀着复杂的心情去“江姐”的墓前进行悼念，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正是在这次的祭奠过程中，黄茂才偶然听闻曾紫霞还幸存于世，于是立即辗转找到了她，两位故人一见面，便百感交集，欲语泪先流。
曾紫霞在听闻黄茂才的种种遭遇后，十分同情，当即同意自己会出面作证，并出具了一份书面材料。
当地政府收到材料后，十分重视，后续四川省委统战部还将黄茂才任命为荣县政协委员，每月发给他30元的生活费。
至此，黄茂才终于洗刷了冤屈，成为了受人们敬仰的功臣，但他也未改朴实的本色，继续与家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并向周围人讲述着“江姐”和其他革命党人的事迹，让红色精神传承至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