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历史叙事,基督教(耶教)中的聂斯托利派(又称景教),于唐朝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在中国盛行210年后,因为唐武宗灭佛,殃及景教,导致景教陷入沉寂。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段历史,源于明末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朝天启年间,西安周至(另有一说为西安西郊)农民盖房挖地基时,偶然挖出一块重达2吨的石碑,周围没有其他文物,石碑主题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几个字,全碑大约1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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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记载说:“耶稣会某神甫因为进士Philippe(姓王)全家举行洗礼,特赴三原(明末信教者王徵故乡)。数月前,周至人筑墙掘地得石(碑),至是神甫偕进士同往观之”。也就是说,西方传教士出现西安前后,石碑偶然之间出土。

问题在于:既然是出土的石碑,是否意味着石碑真实可信呢?显然不能这么简单的认可,其实以石碑记载的内容来看,可以100%的肯定西方在虚构中国历史,目的是制造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依据,以及更好的传教,可谓是用心险恶、手段卑鄙。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此碑极其诡异,比如出土情况、碑文清晰如故(已被埋800年),还有主题流行“中国”的说法,不似古代用语习惯。当然,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合理解释,暂且不论,接下来简单看看这块极其神奇的碑文。

贞观年间,大秦国主教阿罗本,从叙利亚来到中土,于公元635年抵达长安。唐太宗(下图剧照)派房玄龄带着仪仗队,到城外迎接阿罗本。随后,李世民在皇宫问道于阿罗本,且让阿罗本在皇宫内翻译经书。三年之后,李世民下旨“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下令推广景教,并在京城义宁坊建造大秦寺(教堂)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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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年间,李治“仰慕真道”,在天下诸州各置景寺,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在此之后,景教寺遍布各城,于是百姓家庭殷实而幸福。

玄宗年间,曾令宁国等五位郡主,亲临吉祥的景教寺庙,建立敬拜之所;又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皇画像,安置于寺内;还让罗含主持、普论等一行七人,在兴庆宫,与洁和主教做礼拜。最终,唐玄宗还在教堂题字立碑。

接下来的唐朝皇帝也大行景教,乃至郭子仪不仅修缮旧堂,而且建设新堂等等,以及吹嘘“天下风调雨顺、大唐国富民安”等都是景教之功。

最后,公元781年,胡僧伊斯(上图剧照)在大秦寺立下此碑,此时距离景教传入中国已有150年。至于845年唐武宗灭佛时殃及景教,导致后者沉寂,以及此碑被教徒埋入地下,其实属于后人猜测。

总之,按照传统说法,景教在唐朝盛行210年,且多数时间不折不扣的获得了皇家支持。

西方虚构了中国历史

以碑文内容来看,显然是后人伪造,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此碑问题很多,比如碑文风格为柳体(刻碑时柳公权才2岁)、碑文上的吕秀岩经历(碑文作者)与文献记载不符等,还有以下两点:

首先,史无记载

李世民、李治、李隆基等如此支持景教,李治还尊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使得景教寺遍布各城等等,如此焉能没有文献记载?但事实上,正史、野史、文人诗词札记什么的,全都没有景教记载,这不是开玩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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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与“景教”可能沾边的,应是文献中的“波斯经教”,《唐会要》中记载“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这里没有说阿罗本是大秦人,包括唐会要在内的所有文献,都没有提到“景教”。且,波斯各教的仪式,唐朝文献上也有记载,与基督教的完全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波斯经教”是“景教”,但唐宋文献上也都没有李世民、李治、李隆基等隆重支持“波斯经教”的记载。其实,李唐自称老子之后,推崇的是道教,以道教为国教,怎么可能大力推崇外来的景教,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其次,后续传承

景教在唐朝流行210年,达到了“遍布各城”的地步,那么会因为唐武宗灭佛,然后就彻底让其沉寂?显然不可能!唐朝疆域庞大、人口众多,景教真的“遍布各城”,必然有大量信徒,其中不乏极其虔诚的信徒,如此焉能短时间内景教信徒全无?远不如之的波斯拜火教(上图,拜火教祭祀),后来还演化出明教等,那么势头更猛的景教,怎么可能突然彻底断绝!

唐朝晚期,天下大乱,百姓朝不保夕,这时人们越会寻找精神寄托,于是就越容易信教。比如,唐朝晚期到五代十国期间,就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如果景教在唐朝盛行210年,那么在唐朝晚期与五代十国的乱世中无疑更有发展机会。

因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必是伪造,大概率是明末西方传教士串通中国教徒伪造,将“波斯经教”偷换为“景教”,以此来混淆是非,目的是为传教,为了证明一千年前基督教就已经“流行中国”,现在自然应该接受基督教。同时,如此也能证明耶教历史悠久。

然而,造假造的过于夸张,内容实在经不起推敲。但让人细思极恐的是,如果不是用力过猛,不是过分吹嘘李世民等对其推崇,以及景教寺庙“遍布各城”等,只是根据史书简单的混淆“景教”与“波斯经教”,如此我们会怎么看待此碑?届时,西方篡改我们历史后,我们可能真的一无所知,真的相信西方篡改的历史!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值得思考:

首先,虽然不能说中国文献没有记载的东西,就一定是虚构的,但像“大秦景教碑”上的流行盛况,必然会有文献较为详细的记载,同时必然会有文人墨客与之交流,从而留下相关诗文之类,因此如果文献没有丝毫记载,只能说明其伪造。

其次,“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现之后,明末传教士艾儒略在泉州发现景教墓碑,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发现《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写本.......西方人走到哪,都总能发现当地人死活都发现不了的历史,在古埃及如此,在两河流域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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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史料丰富的中国,西方人都敢伪造历史,乃至极其恶劣无耻的用李世民等背书,那么在其他没有什么史料的国家呢?显而易见的是,只会更疯狂、更大胆,最终各种伪造材料交叉印证,就基本无法推翻。因此,对于西方发现或“出土”的文物,还是要谨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