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新政府的建立，都必须有稳固的力量作为支撑，才能较为顺利地接受新政权需要面临的合法性考验。
中华民国也不能例外。
但作为中华民国政治力量基础的各派势力，都并不单独在新政权中占有绝对优势，即使革命者与立宪派的联合，也至多可以借助较为有利的政治观念优势而与袁世凯进行短时间的周旋。
而袁世凯如果不表示接受革命者的政治理念，也不可能有多少作为。
问题就恰恰在于各方都采取了妥协的立场，且各方的妥协并不是在达成高度政治共识或者思想共识基础上的合作，而是基于自身对政治局势的理解做出的暂时妥协，各自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利益所得，一俟局势稳定，缺乏政治共识和思想共识的合作，必然会走向歧途。
而三方势力的妥协与合作，如果是为了建设共和国体这一政治目标，情况或许或好些。
实际上，促使各方妥协的主要政治目标却是压迫清帝退位。
孙文没有看到清帝退位只是迟早的事，而共和国体的创建却是远比清帝退位更重要的政治目标。
这种轻重倒置的政治判断，恰恰又为袁世凯所利用，而立宪派对于革命者的共和目标也并不像革命者那样持有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因此，共和政体便在这一目标错置的情形下开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公正来说，并不能由孙文对共和初期的政治目标错置负完全责任，因他也负载着巨大的政治与国内外舆论压力。
南北和议期间，1912年1月下旬，蒙古、西藏因俄国、英国的煽动已宣布自治，日本却希望中国出现南北对峙局面，图谋通过对华干涉而与俄国分有东北三省，美英报纸更指责南京临时政府在和议中态度专横，缺乏管理国家与恢复和平的能力，法国却建议各国直接提名袁世凯为总统，而各国对孙文吁请尽快承认国民政府的要求均不做反应。①
这既暴露出列强趁中国局势未明之机欲擭取新利益的心机，也给袁世凯借国际压力逼迫孙文提供了借口。
结果是孙文不得提出通融办法，不再坚持各国对南京政府的承认。
孙文的另一压力来自革命阵营内部。
章炳麟等光复会对孙黄不满早已公开，湖北革命者因未在临时政府占重要位置，也对同盟会以革命正统自居不满，正与袁世凯局部和议。浙江和江苏的立宪派希望尽快完成南北和谈，以吴敬恒为主的无政府主义者声称，倘为政权而延长战争，将无可自恕。②早已表明但求共和不争权力的孙文，为政治局势和舆论所挟持，却又不具备挣脱这种挟持的雄韬大略及能力，加上财政艰困，陆军总长黄兴又无与北方开战的信心和动员准备，便只能选择将清帝退位作为共和确立的象征，这个短期政治目标了。
【本文完】
注释
①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第284页。
②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第283－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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