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老木箱尘封着岁月的沉重。一摞信件,一支钢笔,记录着一段辛酸,书写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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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9年3月,春节刚过,乍暖还寒。刚过15周岁的我,跟随上山下乡大军,乘坐一辆长途客车,颠簸着来到百里外的偏僻异乡。与我结伴而行的还有两只木箱,一只黑色的,装着蚊帐、线毯、冬夏衣服等。另一只,恰当说是只包装箱,松木板,没上油,装着毛主席著作、鲁迅杂文等书籍,以及水杯、饭盒等日常生活用品。

50多年过去了,黑木箱在几次搬迁后不知不觉地被丢弃了,而那只松木板箱却和我不离不弃,跟着我上山,又随着我返城,重新回到老家一间小空房内。究其原因,小木箱里放着我一直珍藏的一支钢笔和几十封信。

话还要从1975年说起,那年9月,我来到地区党校,参加知青专题培训班。小组讨论会上,有一个女学员,扎着两条麻花短辫,穿着朴素,一脸秀气,眼睛忽闪忽闪,静静地看着我发言。星期日,我们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到市区四处逛逛,她跟在后面,我瞪一眼,她不作声,莞尔一笑,于是认识了。

交谈中得知是老乡,她家住城东边远山沟小村庄里,去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同样处境、同样语言,彼此有了几分亲切感,话匣子打开,说也说不完。在那短短的半个月里,我们在古城东西塔下徜徉,看桑莲古刹美轮美奂;在清源山上攀爬,望老君岩镌刻岁月沧桑,留下了一张张欢乐、美好的合影。会后,我和她互留通信地址,相约回家再见。

县城每天有一趟班车开往我插队的公社,寄来寄出的邮件全靠班车运送,大约在中午时分抵达,大队离公社所在地不远。我回山区后,和以前不一样了,每到班车到达的时间,便早早地来到邮电所等着,三天五天和所里的人都混熟了。我掐指一算,信该来了,没来,心里觉得丢了什么。信来了,反而觉得不急了,不紧不慢地拆开封口。

冬月的山沟还笼罩在云环雾绕中,果园里的枇杷树首度开花了,黄褐色的枝梗上吐出白色的花瓣,一束束、一团团,掩映在深绿色的宛如琵琶状的树叶间,昔日的荒山秃岗飘动着淡淡的清香。随着收获的喜悦,伴着春的脚步,她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县里开始征兵,有女兵,她想报名试试,征求我的意见。这是天大的好事,我马上回信,表示十分支持。当兵光荣,尤其是当女兵,更是无数青春少女心中的梦。况且对于她,正是走出山沟、鲤鱼跳龙门的难逢机会。

后来听人说,当年部队到县里只招2个女兵,县直单位、下面公社“抢”着要,多方争执不下。有位领导开口了,说女耕山队员辛苦,于是耕山队得到1个名额。全县有几十个上百支耕山队,那就比先进比贡献。她所在的耕山队是远近闻名的三八红旗集体,刚受省表彰赠匾授旗,也就在激烈的竞争中,好不容易得到这一个名额了。她家庭出身、个人表现好,又是队里唯一的高中生,可谓根正苗红。经过层层推荐、筛选、政审、目测、体检、面试等,一路过关斩将,终于如愿以偿,美梦成真。

临走前一天,我搭乘装载木头的货车赶回县城,按约定在八角亭见面。这里是城关最热闹的地段,县政府、武装部就在附近。我正想叫她,她摇摇头,示意走到商店旁一巷口,扭头左顾右盼开口说:“没想到这么快,没想到会那么远。”我嗫嚅着:“刚认识,就要分开,我,真不想……”想说的准备说的一脑子全忘了。

她低着嗓音,有点沙哑地说:“说走就走,我也没想到。”我接着说:“你走了,以后……”话没时间多说,她的手匆匆地伸入布挎包摸索着,我也赶快从裤袋里掏出送给她的礼物。几乎在一同时,双方拿出的都是一支钢笔,两人对立,互相交换,会意地笑了。我送她“英雄”,她送我“永生”,都是当时流行的钢笔好品牌。她说:“明天你就不用来送了,我会给你写信。”我嗯嗯地点点头,再三叮嘱,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她转身走了,消失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还呆呆站着,紧紧地握着她的那一支钢笔。

在欢送人群的锣鼓声中,她胸前戴着大红光荣花,义无反顾地踏上从军之路。等待来信的心情虽然焦灼,但是,收到来信得知近况的欢喜却不可言状。半个月后终于收到了她参军后从京城发出的第一封信。我迫不及待折开信封,抽出信笺,一张照片映入眼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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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大地已春暖花开,北国风光依旧千里冰封。相片上的她头戴棉帽,身穿棉袄,鹅蛋脸庞上大大的瞳眸,犹如一汪清水,清澈明净。“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更显端庄秀丽、英姿飒爽。浅浅一笑中仍显露着农家女的羞涩和好奇。长长的一封信,有五、六张,信上特别提到,“这次能参军来到这里,确不容易,几费周折,差点被我俩那事弄僵。”怎么一回事?她写道,“面试是最后关键一关,征兵工作人员询问交男朋友谈恋爱一事,我的心一下子揪得紧紧的。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到小报告,还绘声绘色地说一番,好在反映迅速,从容应对,才顺利过关。”

看到这里,我也是一时摸不着头脑,感到莫明其妙。“好啦,一切都好了”她笔锋一转高兴地写道,“来到部队医院一切都能适应,准备到卫校参加新兵训练,有机会争取上医大学习。”信的末端写着,“别担心,我会回家,等着我回去才……”,才什么?下面几点省略号。一点一点,不言而喻,我的心,像有只小鹿扑扑乱撞。仔仔细细反复地看着信里的每一行每一字,看着照片上抿着嘴冲我微笑的她,鼻子一酸,眼圈红了。

月上柳梢,月光撒在静静的秋夜。两年后,她第一次回家探亲。只见她,结结实实的两条短辫左右晃动,发梢上系着红色的蝴蝶结,散落在额头前缕缕刘海,勾勒出乌黑眉毛明亮双眼,无檐军帽上一颗红星和军衣领边两块红领章熠熠生辉,领口衬衣几道蓝白相间的横条纹,平添几分俏丽。

我俩沿着长长的城乡公路走呀走,来回地走,彼此听得到对方的喘息。凤凰树下,我鼓起勇气,第一次拉着她的手,想把她地拥入怀里,她轻轻地推开。路过的人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们,望着她那一身上白下藏青的海军军装,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我也到过她的家,沿着忽上忽下的山间土路走了半天。她父亲诧异地望着我,而她不在意笑了笑,说是同学。天黑了,晒谷场边挂起一方银幕,社员们早早地搬椅子、凳子占着位,我和她站在场外,什么电影什么内容一点也看不下去。山风吹来,有点凉意,她把藏蓝色的军帽扣在我头上,注视着说:“你也像个军人。”一会儿,她仰望星空,一声叹息,“唉,要是军人该多好啊。”那晚,我独自在她家的楼阁上,眼睁睁地等着天亮。

她回部队后,你一封,我一封,全靠鸿雁传书。在一起,话不多,信上话多了。面对面,不敢说,信上胆大了,也敢称她为亲爱的了,署名也敢写上爱你的了。每收到她的来信,我便想象着她嘴嗑笔杆、凝目蹙眉的模样,似乎还触摸到她掌心的余温。信越来越多,已有厚厚一迭了。“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想起了有首咏七夕的名言佳句这么说的。

三年后,她从军医学院专科毕业,重回部队医院。改革号角正吹响,知青命运陡然改变,返城就业,招工进厂,我来到一家大型建筑国企。最初在工地当学徒,整天与砂石水泥打交道,后重新调整岗位,分配在市区后勤厂,工作、生活相对稳定。她寄来施工技术专业教材,要我好好学习争取进步。最让我欣慰的是,她说准备向组织打报告……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觉得终于一块大石头落地,那夜,睡得真香。自以为一切稳稳当当,水到渠成,好日子就在眼前。

四季更迭,暑去寒来。有段时间我问起报告的事,写了吗?批准了吗?她说慢慢来,急不得。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忐忑中度过,我只能默默地望穿秋水,焦心地等待。

那天,邮递员在车间外找到我,让我在收件人栏里签个名,我眼皮跳动,一种不祥预感油然而生。一封挂号信突如其来,如晴天霹雳,在我心头炸响。她说:“我俩的事,父母、家里人早就知道了,他们坚决反对,说有机会在大京城发展,不要再回小城小乡。

对此她也无奈,只能听父母的。她说:“就把我当妹吧。”我欲哭无泪,“……”,这个令人憧憬、充满希望的省略号,让我牵肠挂肚,翘首以盼,苦苦地守着,痴痴地护着,整整等了7个年头。我,错了吗?我反复问自己。看似简单却深不可测另人难以捉摸的标点符号,仅仅一句父母反对家人反对,就把它轻易地诠释了。

我回到老家,回到有母亲庇护的老家。躲进小房间,打开木箱,从信封里抽出信笺,一页一页地读,一封一封地念,泪水湿润了眼眶,湿了胸前一大片衣襟。母亲就在门外,不停地拍着门板,不停地求着:“开门呀,不要这样。”

天下做父母的总为子女操心,尤其是在个人问题上,他们考虑的更远更周全。然而,又有多少以父母为借口而改变的呢?好几个月来,我冷静下来,扪心自问,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居无定所,工地为家。

而她,道路宽广,前程似锦。我没有理由责怪和奢求她,而应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我俩萍水相逢,天各一方,几年难得见上一面,就像池塘里游走的浮莲,从一开始就注定在风雨摇曳下飘忽不定,隔得远远的。

如果是爱,也是青涩、懵懂、脆弱的,将心比心,我也会作出如此的抉择。只是人生的每一个第一次,都是用刀刻的,一时难以自拔,抹不掉磨不平,需要时间来冲刷。有的甚至刻骨铭心,一辈子忘不了。

我调整心态,重新振作,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上。业余自学大学工民建专业课程,成为全市第一批在职研究生,选送海外大学进修工程项目管理。转了干,入了党,评了高级工程师职称,还被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担任集团总工程师,当了技术部门负责人。闲时写点文章,少了悲伤,多了开朗,过去的事也就暂且撂一边了。

工作期间,亲戚、朋友和同事先后介绍了几个对象,我均找各种原因一一谢绝,直到后来与一位女教师结婚,那年我已34岁,女方老家正是我插队的那个村庄。

那次回家,我把信件一封封叠在一起,拿根绳索捆起来,呯地一声,把木箱盖重重放下。母亲看着我,松了一口气,问:“还放着?”我沉思许久,点点头。

以后每逢节假日,我都会拿着这一摞信,轻轻地用手指弹去尘灰,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每次,母亲都跟着我,指指那箱子问:“怎么办?”我回母亲的话:“先放着。”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之间,成家了,女儿懂事了。我带她们回老家,孩子在大院里玩耍。母亲偷着问:“怎样处理?”我知道,老人家问的还是那箱里的东西,这么长时间了,还有什么放不下,还有什么值得去留恋?说来也是,我默不出声。母亲说:“让我来处理。”我说:“还是我自己来吧。”

我走进小房间,脚步不那么沉重,但心里掩不住隐隐的痛。这只松木板老木箱,跟随我上山下乡南征北战,经历了“八年抗战”。里面曾塞得满满,现在孤零零地只剩下一摞信件,一支钢笔。我是不是傻了,这么多年还是割舍不得,挥之不去。在她眼里,也许早就过眼云烟,不留一丝痕迹了。我为当初的天真幼稚、不谙世事而觉得可笑。相反,她何尝不是呢?!

钢笔静静地躺在箱底一隅,笔帽蚀出点点锈斑,笔尖已被磨钝了,字从细写成粗,笔杆显得笨拙干涩,不再那么圆润锃亮,多年没用也老了。信息化时代,钢笔已渐渐退出市场淡出人们的视野,用的人不多了,再过几十年就成了老物件。

我手拿笔杆靠近胸口,仿佛一股热流淙淙而出。多年来,我握着它在红色的方格中,一字字、一行行地书写自己的酸甜苦辣,毫无保留地把全部情感倾泻予它,它让我感到充实和满足,让我在青春年少的岁月里,在泛起漪涟的心田里,有了温馨的依托和美好慰藉。我感谢这支笔没嫌弃我,依偎在我身旁,当我的启蒙老师,教我懂得了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什么时候该得什么时候该舍,陪我一起度过了难以忘怀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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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开绳结,信封一下子松开,撒落一地。我拿来剪刀,一直犹豫着。每当她寄来一封信,我便编下号,l、2、3……整整42封。其中有的信封右上角端端正正贴着诗词、样板戏邮票。从小我就有集邮的兴趣,文革期间买了这几套新邮,一直放在箱里舍不得用。我把这些新邮票附在信封里寄给她,让她贴着寄回来收藏。现在,我想把我的邮票一张张剪下,准备带回去夹在集邮册上。

可我还是下不了手啊,这些信件曾揣在我的怀里,掖在枕头下,夹在书本中,我太熟悉了,有的内容甚至可以背出来:“……接到命令,我们连夜急赴地震灾区,现场断墙残垣,惨不忍睹。卫生队缺人手,我主动请缨加入担架队,我是大山的女儿,我有浑身力气,我应冲在前……”;“……有位病人话带着闽南腔,整日忧心仲仲,情绪不稳定,治疗不配合。有次我在他保温杯里冲了泡你寄来的茶叶,他一喝,睁大眼睛瞪着我问,你是老乡?我点点头,他高兴地说,对,这是家乡铁观音。此后,他什么都听护士、医生的……”;“……报告写了,沒上交,我拿不定主意。这么多年,我总觉得说不出,我们俩之间好像缺少什么……是我不好,今生让你久等了,原谅我吧……”

我已经懂得,为一时的许诺而一味地等候,是不会凭空结出果。可我不明白,感情像藕丝,节断几十年了,丝还牵着。或许是老年人站在夕阳下的一种怀旧情结,或许是一壶苦涩的咖啡,喝空了还让你细细地回味,只是没想到品尝得这么久,如竭泉复涌、细水流长。

木箱里原来还有一包黄豆,用白色塑料袋装着。那次我回县城,她送的,说是自己种自己收成,山里缺莱净吃腌的,改样改样。还说农活闲了正月里就到山内找我。那包黄豆,我一直放着,宁可沾着盐巴也不炒着炖着吃掉。黄豆早已蛀了化为粉末,那个约定最终也落空。

前几年,县城扩大,道路拓宽,老家房子拆了。推土机一声吼叫,砖墙轰然倒塌。那只老木箱,瞬间隐没在飞扬的尘土中,那一摞信件,那一支钢笔随之而去,不复存在了。

在庆祝建国70周年期间,县里举办巾帼建功代表茶话会,邀请各地几位家乡籍典型人物作汇报,其中有位女军医,转业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退休后每年为居民义诊近800人次,为孤寡老人、低保人员等免费送药万余元。有次乘坐公交车,车上有人突然抽搐昏厥,她挺身而出,及时进行胸部按压、人工呼吸,为挽回患者生命赢得第一时间。她退役不退志,退休不退岗,始终追求并践行着一个军人、一名医生的神圣使命,八一建军节前夕,荣获当地市“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当得知她的姓名时,我的心为之一震,呯呯地跳个不停。40多年了,我真想在有生之年,有朝一日再见上她一面,把相片当面还给她。我还要告诉她,当初你的选择没有错。我应该感谢你,让我在碌碌无为中重拾信心,奋发向上,尽一技之长,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

至今我也没去找她,就像保存那几张相片一样,在我心中永远珍藏着那一份质朴,那一种美丽,那一份牵挂,那一种滋味。(知青情缘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简介:罗伯利,笔名罗柏励,1954年出生,福建省泉州市人,上山下乡知青,中共党员,退休干部,现为泉州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