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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桦 唐扬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 陈超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导读】中美两国正迎来重要时刻。全球瞩目之际,国家对台方向的工作也加快推进。为推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落地,近期出入境管理局研究出台十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并将于2024年1月1日起实施,进一步促进闽台人员往来,便利台胞在闽居住生活。常住大陆台胞群体作为惠台政策的最直接受益人,他们的认同是两岸交流交往的基础。对这一群体真实情况的开展研究,颇有必要。

长期以来,常住大陆台胞被认作“实用主义的过客”。而本文研究认为,他们已不满足于“融而未入”的状态,成为流动于两岸、对两岸关系充满美好期许的“新市民”群体。作者把台商、台干、台生以及创业台青,同时还有涉台政府机构、台商协会、青创机构、大陆企业等的相关人员全部纳入研究,发现:经济融入上,台胞获取大陆工作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但多数台胞认为大陆工作经历比较好地实现了自身价值,偏向长期发展。生活融入上,台胞的社交和购物软件使用率高,但对本地价值观持有一种基本认可却相对疏离的态度。社交融入上,多数台干、台青倾向于与当地社会活动保持距离,但对朋友间的人际交往持开放态度。心理融入上,不少台胞自称“新上海人”“新苏州人”“新厦门人”,并希望后代能在大陆升学定居。

文章指出,在获得居住证之前,较低的认同度让很多人不去争取也无力争取市民同等待遇,使其权利义务观念较为淡薄,对城市缺乏责任感。而在获得突破身份壁垒的“居住证”后,台胞对是否选择长期居留和认同所在城市的态度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可见居住证有利于推动台胞的长期居留,让他们对于所在城市有较高的认同,也由此倒逼在地城市的政府在劳动就业、工资待遇、权益保障、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必要调整。

本文原载《台湾研究集刊》2021年第1期,原标题为《流动的新市民:常住大陆台胞社会融入的现状评估》,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流动的新市民: 常住大陆台胞社会融入的现状评估

引 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31条惠台措施和26条惠台措施等惠台举措,已经成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的一部分。常住大陆台胞群体正是惠台政策的最直接受益人,同时也是两岸社会文化互动的桥梁纽带,他们的认同是两岸交流交往的坚实基础,他们在大陆的社会融入必将成为两岸融合发展最有力的证明。因此,深入且全面地研究常住大陆台胞群体的真实情况便显得尤为迫切。本研究依托规范的社会研究方法,试图呈现台胞在大陆社会融入的真实图景,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做好台胞工作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核心关切是常住大陆台胞的社会融入状况,为此构建了“经济融入”“生活融入”“社交融入”“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共15个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以期较为系统地评估常住大陆台胞的社会融入现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本研究得出三点基本结论:第一,台胞在大陆社会融入已从最初的工具性、物质性需求,逐渐过渡到形成对所在城市的情感性认同。因此,他们不再是“实用主义的过客”,而是流动于两岸、对两岸关系充满美好期许的“新市民”群体。第二,从社会融入程度来讲,相较于深层的价值观、归属感、身份认同等心理层面融入,台胞在社会规则、社区参与等制度性层面的融入程度更低。此处制度性融入是指台胞能够理解制度逻辑,并按照大陆的规章制度开展自己的活动。第三,从台胞社会融入的态度和行为来看,他们不满足于“融而未入”的状态,而是从心理上具有较高的城市认同感,参与当地发展的意愿也比较积极,但在实际行为上却并没有体现出来。这种心理和行为的悖反性,是当前台胞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特征。

研究框架

(一)概念界定

针对社会融入的研究,不论是规范性的阐述,还是实证性的分析都涌现出大量成果,但是对融入概念的界定仍较为模糊。“社会融入”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学者们对社会分层、社会距离、社会排斥等现象的研究,其核心关切是人们对平等、民主、公民权等核心价值的追求。相关的论述各有侧重,单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同化论认为融入意味着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完全本地化”。多元论反对本地的文化垄断,提倡尊重移民不同的原生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帕森斯则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指出,个体的行动受制于客观环境和主观意志,因此融入是一个多方面协调适应的系统性过程。从公民权的角度看,阿马蒂亚·森、吉登斯认为融入即是社会成员平等地参与、共享社会福利与履行相应义务。还有学者突出强调融入的主观色彩,认为行为和思维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取决于个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无关权利。在基本价值的基础上,为了方便操作,有学者指出,融入是指流动人口对流入地主流社会体系在经济、行为、文化和观念上的融入。

尽管社会融入内涵丰富,难以确切界定,但对其本质特点则有一定共识。首先从文化形态上看,它不仅表现为移居者融入当地主流文化,也表现为多元文化的并存与融合;其次从价值看,它不仅内含着对个体平等权的关怀,也倡导群体间的包容与尊重;最后从内容看,它不仅包括经济上的整合,也包括文化、身份以及政治的认同。本文认为陈超等学者的定义比较贴切,即社会融入是指某类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公平享有、参与并能够正面认同当地生活的状态。以此延展至大陆台胞的社会融入,即在大陆的台湾同胞能够公平享有、参与并能够正面认同所在大陆城市生活的状态。

(二)指标建构

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本文对社会融入定义以及现实情境,本研究将常住大陆台胞的社会融入划分成四个维度:经济融入、生活融入、社交融入、心理融入。

经济融入主要是指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就业工作情况。该维度下包括两个权重相同的指标:就业机会和未来发展。大陆市场潜力大且产业结构完整,加之大陆惠台政策力度空前,更多台湾同胞会选择来大陆投资、创业、就业或就学,以此谋求更好的发展。如果说获得机会是台胞选择进入大陆的保险单,那么在大陆的经历是否成功则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是否留下。因此,如果台湾同胞认为在大陆的经历帮助他们实现了自我价值,则意味着比较好地融入了当地,反之则代表融入状况不佳。同样,如果台胞有意愿进一步在大陆长期发展,则意味其融入状况较好,反之则代表融入不成功。

生活融入主要是指台湾同胞在大陆生活中对于生活习惯、节日风俗、社会规则等方面的了解和接纳情况。该维度之下有7个权重相同的指标:语言、服饰、当地文化、价值观、节日风俗、社会规则、生活习惯。首先,虽然大陆与台湾同文同种,但广袤的国土也意味着地域之间差异明显,因此语言、服饰、本地文化、节日风俗4个指标依然会影响到台胞的融入。其次,两岸长期的分离与不同的发展路径,使得在价值观、社会规则和生活习惯方面会有较大不同。价值观是指台胞对当地人价值取向、价值尺度和准则的认可程度;社会规则是指台胞对大陆的治安、教育、医疗、交通、环境、公共服务以及法律法规的满意度;生活习惯是指他们使用新媒体的情况。

社交融入是指台湾同胞在大陆的人际交往情况和参与社会组织的情况,包括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两个指标,且权重相同。具体来说,人际关系是指台胞在大陆与同事、朋友、同学的交往情况,主要会通过大陆朋友和台湾朋友的数量对比、婚恋对象的选择等方面进行测量。社会参与是指台湾同胞在其所属的学校或社区参与活动的情况,主要通过他们参与活动的频率和类型(文娱活动或管理活动)进行测量。

心理融入是指台湾同胞对大陆居住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该维度主要包括4个权重相等的指标:迁居意愿、身份认同、对当地的关心度、后代期望。迁居意愿指是否愿意长期居住于该城市;身份认同指是否认同自己是该城市的一员;对当地的关心,通过是否关注当地新闻资讯、是否有意愿参与当地建设等问题来进行测量;后代期望是指对于子女在大陆升学、定居的意愿。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台湾同胞在大陆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由四个维度15个指标构成(见表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尝试运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两种方法来探索常住大陆台胞的社会融入状况。问卷发放的方式主要是现场发放,辅之以邮寄、委托的方式;发放区域主要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福建地区的多个城市;发放对象是生活在上述城市的台商、台干、台生以及创业台青等在陆台胞。调研历时一年,2018年8月至2019年6月主要是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之后又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了问卷回收、数据整理以及议题讨论等工作。此次共发放问卷275份,回收268份,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较多的问卷,共保留有效样本236个。

从抽样方法来看,本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具体操作为就近法、判断式抽样和滚雪球抽样三种方法。首先,就近法作为前测,即研究者依托高校学生资源,找到符合条件的台湾学生作为初步调查对象,对其进行简单访谈和问卷调查。同时,在台生反馈的基础上,完善访谈提纲和问卷内容。其次,判断式抽样,是指研究者基于长期耕耘台湾研究领域的经验,结合相关文献材料以及台湾朋友的推荐,有目的地选择相关区域和群体作为样本。最后,滚雪球抽样,是研究者依靠个人关系网络接触受访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委托台湾朋友分发问卷和介绍另外的朋友,以点带面逐渐扩大样本量。

需要说明的是,非概率抽样方法无法确认抽样误差,因此在统计意义上无法确保样本代表性。即便如此,面对无法获取台胞总体的完整名册,且没有合适的地理区块作为抽样基础的情况下,研究者通过较为科学的研究设计最大可能地降低了研究偏误。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研究区域看,苏州、东莞、厦门为重点调研城市,不仅因为三地都为台胞相对集中地区,更在于台资企业在三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在调研对象的选择上,从身份和职业看,常住大陆的台胞群体包括了台商、台干、台生以及创业台青,同时还有涉台政府机构、台商协会、青创机构、大陆企业等组织机构的相关人员,从多个角度了解台胞社会融入情况。第三,在单个样本的选择上,主要是依托当地台办帮助联系当地有代表性的台资企业以及有影响力的台胞,囊括了机械制造、电子制造、医疗、化工业、服务业、贸易、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同时辅之以研究者私人社会关系中的当地台胞,便于对同样的议题进行交叉验证。第四,从样本回收率来看,“问卷回收率越高,偏误越小”,本研究的样本完成率97.45%,有效样本率85.81%,从基本背景和人口学特征看(见表2),细致的调研计划确保了本研究最终的样本情况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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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数据编码和指标赋值方面,通过前文对先行文献和理论框架的叙述可知,社会融入的各维度之间是一种均衡关系,同时各个指标都分别代表了社会融入不同维度的复合情形,故而各维度之间及各指标之间的权重相等且赋值规律一致。因此,常住大陆台胞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可以通过对四个维度的取值进行简单相加获得。在单个维度上的融入程度,由于各维度内部指标数不同,为使数据更加直观和保证权重相等,则对维度内部各个指标取值进行简单加总后取均值获得。以此方法将问卷进行数据编码后经计算可得,经济融入维度的取值区间为[2,4.73],生活融入维度的取值区间为[2.4,4.9],社交融入维度的取值区间为[1.71,4.42],心理融入维度的取值区间为[1.71,5.0]。因此,总体社会融入指标的取值区间为[7.82,19.05]。

在问卷数据编码的基础上,为进一步考察样本数据的分布状况及其概率密度,研究者依据236个样本在总体社会融入程度以及四个维度融入程度的取值分别绘制了小提琴图(图1、图2)。总体来看,小提琴图呈现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异常值出现频数较低;第二,从四分位数看,各维度的融入程度,上下两头较长,代表数据存在明显的离散值;第三,总融入和各维度融入的图形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形状,表示数据分布相对集中;第四,矩形盒以中位线为界基本呈对称分布。由此可见,本项研究的测量结果没有明显偏误,并具有较好的测量信度 (reliability)。综上,虽然本研究在抽样方法上有局限性,但由于所获样本并未表现出明显偏误,并且问卷测量具有较好的信度,因此,本文对台胞在大陆社会融入状况的考察可以看作是一项初步、但具有一定参考意义的探索性研究。

实证结果

通过上文的阐述可知,常住大陆台胞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的取值区间为[7.82,19.05]。为保证测量的一致性和可视化,本文将总体社会融入划分为“非常低”“比较低”“一般”“比较高”“非常高”五种程度,数值越大表示社会融入程度越高。本调查所获样本在总体社会融入程度的均值为13.64(标准差1.72),代表当前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一般。下文将沿用对融入五种程度的划分逻辑,对经济融入、生活融入、社交融入、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分别进行讨论。

首先,经济融入方面。该维度取值区间为[2,4.73],数值越大表示台胞对于在大陆获得的发展机会越满意,并且对留在大陆发展的意愿越高。本次调查所获样本的经济融入维度均值为3.22(标准差0.51),表示台胞在大陆的经济融入一般。经济融入维度内部的2个一级指标下包括5个二级指标,即:信息渠道、自我实现、政策了解、长期在陆意愿、在陆发展信心。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信息获取途径方面分值较低(取值区间为[1,3.67]),均值为1.23(标准差0.59),意味着台胞获取大陆工作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是通过朋友介绍和单位招聘这种偏被动的方式,而主动收集信息,如“网络与新媒体”“自行投递简历”“委托中介”等途径相对比较缺乏。如一位台干所言:

“很多人愿意来,每次我回台湾,总是很多人问我华硕或是其他大的台资公司还收不收人,有没有机会从台湾调到大陆来。”

另外政策了解度的指标也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惠台政策与台胞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但他们对于惠台政策的了解程度一般(取值区间[1,5]),均值为3.08(标准差0.89),可见信息渠道与获取主动性是影响台胞经济融入的重要因素。即便如此,台胞对于在大陆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对未来的规划却有一个乐观正向的预期。从自我实现指标看(取值区间[1,5]),均值为3.79(标准差0.8),意味着多数台胞认为在大陆的工作经历比较好地实现了自身价值。对于未来的预期,在陆台胞非常有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大陆的事业,这一指标的取值区间[2,5],均值为3.94(标准差0.75)。同时,台胞也更愿意长期在大陆发展,此指标取值区间为[2,5],均值为4.01(标准差0.84),落在了“比较高”的区间之中(5个二级指标融入程度的相对位置如图3所示)。由此可见,虽然面临着信息渠道匮乏的情形,但台胞现实中所获得的机会及其工作经历帮助他们较好地实现了自身价值,同时也使他们更有信心和意愿融入大陆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其次,生活融入方面。该维度的取值区间为[2.4,4.9],数值越高表示常住大陆台胞越适应在大陆的生活。本次研究中台胞生活融入维度的均值为3.55(标准差0.47),表明当前台胞在大陆的总体生活融入状况一般,但是略微呈现出向“比较好”发展的倾向。进一步探讨7个一级指标可以发现,语言、服饰、本地文化、节日风俗的数值都处于“一般”但具有明显的向好倾向,均值分别为3.65(标准差1.01)、3.75(标准差0.94)、3.96(标准差0.69)、3.87(标准差0.76)。需要说明的是生活习惯指标,台胞社交软件和购物软件使用率非常高,他们也认为这是在大陆生活便利的很重要因素。如一位台胞所言:

“我现在更看重大陆的发展性,以及生活的便利性。我每次回台湾都跟他们说,现在用手机支付真是太方便了。”

相比之下,在价值观(取值区间[2,5])和社会规则(取值区间[1,5])维度上的分值较前面五项偏低。价值观指标的均值为3.45(标准差0.82),表示常住大陆台胞对于本地价值观是一种基本认可但相对疏离的态度。然而,社会规则二级指标的状况就比较复杂,台胞比较满意大陆的社会治安和教育水平,其均值分别达到3.78(标准差0.82)和3.53(标准差0.87),但是对于医疗水平、公务人员、交通设施、法律法规、环境状况(取值区间均为[1,5])的评价都表达出了一般偏低的倾向。在访谈中一位台胞就提出:

“大陆的医保制度还是不如台湾的,每次去看个小病都要花很多钱,而台湾的健保体系非常好,基本不需要自己再出什么钱。”

综上可以看出,在生活融入方面,生活性的指标如语言、服饰、节日风俗、生活习惯等方面台胞融入得比较好;但是在制度性和价值性指标中,常住大陆的台胞总体上处于理解、认可但保持务实中立的状态。其中的原因在于常住大陆台胞实际上是流动于大陆和台湾两个不同的社会空间之中,具有特殊的身份和权利,故而需要更加理性地对待两岸差异化的社会生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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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社交融入。这一维度的取值区间为[1.71,4.42],数值越大表示台胞在大陆的社会参与度越高、人际关系越融洽。本研究所获样本在社交融入这一维度的均值为3.24(标准差0.55),表示当前台胞在大陆的总体社交融入程度一般。在社会参与的二级指标(取值区间均为[1,5])中,台胞参与学校或社区管理工作和文体活动的获值都最低,均分分别是2.27(标准差1.19)和2.70(标准差1.16),落在了“比较低”的区间,表示台胞在大陆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在参与方面,台商由于企业的社会形象需要,会参与一部分活动,而多数的台干、台青则倾向于保持距离。一位台商表示:

“我们在刚来这边的时候,需要宣传、需要曝光,就会比较积极地参加。”

而台干则表示:

“公司有宿舍,平常遇到一些问题也是公司给处理。”

在人际关系指标中,台胞的室友/邻居构成和朋友构成(取值区间均为[1,5])均值分别为3.03(标准差0.9)和3.13(标准差1.34),即表示常住大陆台胞的朋友圈中台湾人和大陆人差不多。同时,在融入圈子、婚配、生活求助三个指标上数值比较高,均值分别为4.19(标准差0.63)、3.77(标准差0.93)、3.61(标准差0.78),表示台胞在大陆的人际关系、人际相处比较融洽。当被问到与大陆创业青年的关系时,一位台胞就说:

“我们是朋友关系,大家都很和睦,互帮互助。我是觉得差异不等于对立吧,虽然台湾跟大陆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并没有什么对立的地方。”

由此可见,常住大陆台胞能够很好地融入大陆的人际圈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但受限于“外来人”身份以及渠道的缺乏,故而比较少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活动。

最后,心理融入。该维度的取值区间为[1.71,5.0],数值越大表示台胞对大陆居住地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越强。本研究中样本在心理融入维度的均值为3.62(标准差0.61),可知当前常住大陆台胞对所在大陆城市的归属感总体一般,但具有显著的向“比较高”发展的倾向。细致考察各个指标,这种倾向便更加明显。迁居意愿(取值区间[1,5])均值达到3.75(标准差0.93),表示台胞比较愿意长期居住当前城市。有台胞就表示:

“在厦门比较习惯。在台湾会比较压抑,因为活动的地方不多,台湾总体比较老旧,街道什么都比较窄,而这边有运动馆。”

身份认同(取值区间[2,5])均值为3.56(标准差0.82),代表台胞认可自己是所在城市的一员。这种认同也体现在对当地的关系度和后代期望方面。他们会愿意为城市发展做出努力(取值区间[1,5],均值3.82,标准差0.84)、关心当地信息(取值区间[1,5],均值3.1,标准差0.97),尤其体现在重返本地意愿(取值区间[1,5],均值3.97,标准差0.78)上。同时,他们也期望后代能够在大陆升学、定居(取值区间均为[1,5]),均值分别为3.58(标准差0.96)和3.54(标准差0.99)。有很多台胞就表示:

“我现在想的都是怎么帮助我的三个孩子在苏州创业。我们愿意长期在大陆发展,经济机会都很好。”

由此可见,心理的融入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育,共同的经历产生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记忆孕育情感的归属。长期来往于两岸的台湾同胞,他们拥有独特的“家乡”情感:“乡”在台湾,而“家”在大陆。因此,他们愿意把自己视为所在城市新的一分子,努力地关心它、建设它,并期盼子女后代也能在此安居乐业。

结论与启示:从“实用主义过客”到“流动的新市民”

为了较为全面地呈现常住大陆台胞的社会融入状况,本文尝试建构了一套测量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并借助问卷数据进行了初步的评估。从数据上看,虽然常住大陆台胞的总体社会融入程度一般,但具有明显向“比较好”发展的倾向。结合对台胞的深度访谈,本文认为上述融入状况所呈现的特征可概括为“流动的新市民”。

“流动的新市民”是对当前常住大陆台胞群体社会融入特征的概括,同时也是对“实用主义过客”这一论述的回应与发展。以下将通过三个层面的变化来呈现“流动的新市民”的特点。首先,“流动”是基于他们大多是在双城间生活:有的工作在大陆,生活在大陆或者台湾;有的在大陆工作生活,经常回台湾看病探亲等等。这种生活空间的流动性不免使他们产生或多或少的飘零感,但这不是“过客心理”的专属,因为这种感受的冲击是任何一个离家远行之人都无法逃避的。其次,所不同的是对待这种“飘零感”的态度。有人选择以实用主义应对,即满足需求就继续留下,不满足就走,是一种纯工具性的理智和冷漠。而常住大陆台胞不同,他们选择用更饱满的情感投入来应对,即希望两边都是“家”,不再纠结去留的不确定性,而是积极地在流动中寻求安定。有台胞在访谈中说道:

“以前来大陆就只有工作,放假就想要逃离这里。现在不一样了。朋友和亲人都在这里,昆山又增加了这些文化和精神元素,让我更有家的感觉。这都是心灵的寄托。”
“厦门非常有亲近感。语言,气候,学校漂亮,大海。建筑的形式很像家。”

最后,在更深刻的心理认同层面。“实用主义过客”关注点在“利”,缺乏在认知上提升亲近感的意愿;“新市民”的重点在“身份和认同”,即台胞在大陆逐渐的市民化。他们更加认同自己是所在城市的一分子,愿意长期生活于此并参与城市发展建设。有台胞就说:

“我来大陆不是为了经济考虑,也不是想赚钱,我是为了修行。来苏州觉得这里很好啊,历史文化、生活氛围都很喜欢。”

但不应忽视的是,虽然常住大陆台胞有城市认同和参与意愿,但在实际行为上却并没有体现出来。这种心理和行为的悖反性,是当前台胞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特征。

之所以会有从“实用主义的过客”到“流动的新市民”的变化,一个原因可能是大陆惠台政策组合拳起到的效果,不仅为台胞在大陆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便利,而且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另一个原因则是样本差异导致的。“实用主义的过客”关注的是18-40岁来过大陆的台湾青年,意味着居留大陆的时间比较短。本文的样本在年龄、职业、居住大陆时间等指标上覆盖更广,年龄结构上35岁以上的样本占总样本的45%,平均居住大陆时长达到8.43年。可见,中年样本的加入提升了台胞社会融入的程度,原因可能在于中年人大多成家立业,其发展的容错空间更小、试错成本更高,因此从心态上更加求稳、生活适应性更强。另外,中年人的阅历以及长期居住大陆,能够使其清晰意识到在大陆的融入和发展对其实现人生价值有重大助益。这也启示我们不仅要在利益上给予台胞保障,更要通过共同经历、共同记忆在心理认同上多做工作。

因此,如何能让台湾同胞“愿意来、留得下、过得好”,促进常住大陆台胞的社会融入,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从心理融入维度看,身份确权能够强化台胞的城市认同。身份制度的开放性与容纳性,容易形成社会流动中的非排斥性和接纳性。实现居住证与在地城市的教育资源、住房支持、就业培训、养老医疗等的关联,可以有效地强化台胞的城市认同,也可以强化本地居民对台胞的接纳。台胞获得平等的市民身份之后,会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追加投资,也会对居住城市做出“投资”,推动在地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二,从社交融入维度看,政策参与和社会参与有助于台胞融入当地社会,因此需要从制度程序的设计上,为台胞提供更多的参与空间。在涉及台胞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发挥台胞的自主性,甚至尝试在政策起草阶段以委托、授权等方式,让台胞的自治组织成为政策的起草者。提高台胞在大陆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度,积极吸取台胞在台社区发展的先进经验,在实现社区发展的过程中,推进台胞在地生活的认同感,即实现“双向融合”。

第三,从经济融入维度看,集聚效应是台商投资发展的主体思路,因此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台协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政策反馈机制。我们在东莞、昆山与厦门的调研过程中发现,每当政府与商业组织能够形成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相互沟通的政商关系时,这个城市就能够出台有利于台商发展、台胞居住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台协的反馈功能,能够指导并帮助台协内部建立起成熟的代议机制,让台协成为表达台胞普遍意见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在台胞和台企中制造不平等的组织。

第四,从生活维度看,福利供给与公共服务能够直接影响到台胞的生活质量,因此,宜建立台胞专项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健全社区台胞服务平台。台胞密集的典型城市,加强整合以城市为主的政策发布平台,比如服务台胞为主的微信公众号,网络一站式台胞服务窗口等,内容要侧重政策发布、咨询及相关事项的办理服务。通过政务云建设将政府数据、公众参与工具、社交媒体和政务服务进行联动,将整个业务流程实现跨部门、跨层级共享。除了政策宣传和信息服务,终端服务建设也要跟上。比如之前的卡式台胞证由于必须使用专用取票机,且机器仅在个别站点少量配备,导致台湾同胞大多数时候仍然要到窗口排队购票,实际上并未享受到便利,反而容易引发失望情绪。社区台胞服务平台可以使台胞对相关政策及办理程序有清晰了解,帮助其便捷地享受政策红利,并能将意见及时反馈,以推动政策的改进和修正。在教育方面,对台胞子女的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做出合情合理安排。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台生与陆生一起学习生活,增强台生对在地城市的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

在现代国家建设中,身份建构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从制度层面保障常住大陆台胞的市民身份和权利,对于其融入大陆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台胞的很多融入问题,早期来源于制度区隔,但大陆以居住证作为政策基点,显然在未来试图突破身份认证的壁垒问题,是明显且主动的制度接纳。居住证之前,较低的认同度确实容易造成台胞“实用主义过客”的心态,很多人不去争取也无力争取市民同等待遇,使其权利义务观念较为淡薄,对城市缺乏责任感。居住证的使用代表台胞更深度融入大陆社会,同大陆民众一样凭此证来处理生活、就学及工作上的身份问题。大陆正在不断强化台胞证的功能,这对拉近两岸同胞心理距离将发挥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居住证政策成为主导的政策话语之后,会带来一些新的可能,随着功能的扩充,以及台胞证持有人数的上升,台胞自身会开始发生制度身份意义上的认同转变。这本身也是台胞权力利益的一种增量改进方式,一定会成为塑造未来台胞的在地市民认同的重要途径。我们在访谈中发现不少台胞自称是“新上海人”“新苏州人”“新厦门人”。居住证有利于推动台胞的长期居留,让他们对于所在城市有较高的认同,也由此倒逼在地城市的政府在劳动就业、工资待遇、权益保障、公共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大陆城市的未来发展离不开包括台胞在内的流动人口的稳定贡献,也需要台胞建立新市民身份,进一步加强对城市的身份认同。

本文原载《台湾研究集刊》2021年第1期,原标题为《流动的新市民: 常住大陆台胞社会融入的现状评估》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