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 肖唐镖｜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 黄旻华｜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导读】近期，中美两国在APEC会议上的表现引发全球关注，两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区域的影响力竞争也成为一个焦点。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如何充分评价大国及其外交政策、国家形象在区域的影响力？
本文从受众视角出发，对14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进行调查，评估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的国家形象，分析影响该区域民众对两国影响力态度的因素，比较两国在东亚地区软实力的现状，进而指出中国国家战略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作者首先指出，当前而言，中国已被多数东亚民众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而美国的影响力已低于中国，同时东亚民众对两国区域影响力的评价存在一定分化。其次，作者从个人评价层次考察三个解释假说的效力，即经济机会、体制差异和文化因素。再次，就总体层次分析而言，作者提出四个研究假设进行讨论。
本文研究表明，东亚民众认为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影响力并非互斥对立，并对二者影响力持正面欢迎态度。可见，中美两国在东亚的战略形势可以是非零和的双赢关系。就区域影响力而言，不仅太平洋足够大，东亚亦足够宽广。
本文原载《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原题为《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受众视角的实证分析》，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受众视角的实证分析
▍大国政治与公共外交：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
自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1990年首次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后，世界各地的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肯定软实力在解释国际政治和外交行为上的重要性。按照概念创始者的想法，软实力是一种非植根于威吓手段而能说服其他国家接受本国意见，或至少愿意妥协的影响力。在现实的国际情势中，软实力的重要性体现在：当大国政治中战争行为已经不再成为可行的冲突解决选项时，为了以较小成本来解决一般性的歧见，发挥软实力来达成政治目的成了最有效的方式。换句话说，软实力的发挥虽然是通过和平手段，但其存在必然基于一国的硬实力。软实力的营造需要通过一国的长期外交政策来实现，其目的是在国际社会中有系统地打造正面的国家公共形象，并将此有利特质转化为影响他国政治外交行为的有效力量。虽然软实力植根于硬实力，但约瑟夫·奈也强调了软实力是“受众在硬实力之外的理解”，且软实力的效果“取决于受众的接受度”。换言之，尽管一个国家已具备硬实力，它却未必同时拥有软实力。无论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软实力建设，还是对此议题的学理分析，都需要关注受众视角。
上述对于软实力的讨论，已经充分说明其与大国政治和公共外交的密不可分。这股学术风潮，随着近20年来中国崛起的客观事实，各国学者的目光聚焦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软实力战略议题上，这一学术演变也呼应了中国在对外政策和公共外交上的转变。中国在过去10年间的对外政策与理念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型大国关系”到更一般化的“新型国际关系”；而在公共外交上，也从原本以国企对外投资和输出中国文化为主的方式，扩大为全面增进国家对外影响力的整合性战略作为，如“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高铁外交”等，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的举办，如2014年的“APEC会议”、2015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2016年的“博鳌亚洲论坛”“G20杭州峰会”。这些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追求软实力的积极表现，也凸显了中国是除美国之外在今日国际政治中最为活跃的公共外交大国。
相较于中国的日益增强并处于领先地位的综合国力，中国的软实力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乔纳森·麦克格罗瑞（Jonathan Mc Clory）主持的“2016年全球软实力排名”中，中国虽已有所进步，但仅排在第28位。事实上，软实力发展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也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十八大以来，我国领导人多次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强调以此“提高国际话语权”，“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
在关注软实力建设与发展的同时，如何评价软实力亦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既有文献多从公共外交的主动行为者，也即信息发送者（Sender）的角度，通过政策内容、资源投入、项目实验等客观指标来评价某一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软实力水平。近来有文献指出，评价软实力水平更直接的方式，应该是从信息接受者（Receiver），即受众的角度来评估公共外交的成效；倘若一国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公共外交，结果未获得目标国民众的认同，甚至引起负面评价，那么对于软实力的营造效果可能不增反减。也因此，若要有效评估公共外交的成效，必须采取符合科学规范的实证方法，以可靠的民意调查数据，分析受众对于一国影响力的认知与评价，以切中软实力的要旨。
本文的主旨在于评估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的国家形象，解释影响该区域民众对中美两国影响力态度的因素，以此来比较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软实力现状，继而分析中国当前国家战略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当前中美两国在东亚战略博弈的主要场域也包括东南亚，本文指涉的东亚区域亦包括东盟10国。本文研究显示，调查所涉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普遍认为中国是区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个趋势未来会更为显著；然而对于中美形象的评价，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民众虽反应不一，但对于两者的正反评价并非零和对立的关系，而是更多呈现同向或独立的态势。中美两国在东亚的战略形势上可以是非零和的双赢关系，这为中国实践新型国际关系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事实基础与民意支持。
▍东亚区域内中美国家影响力的现状：受众视角的经验证据
（一）中国已被多数东亚民众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公共外交并非大国所独有，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外交行为，甚至是任一国民在境外的互动交流，无形中都会塑造他国人民对于本国形象的评价。众多文献指出中美两国的战略互动已经成为左右东亚形势的关键因素，而欲最有效且直接衡量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的软实力现状，就要从各国家或地区民众的视角，评估其对中美两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与评价。对此，胡佛和朱云汉于2000年领衔创立的“亚洲风向标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曾针对中美国家形象的比较与评估设计一个题组。该调查已在东亚各国或地区完成4波面访民意调查，每个调查样本都是严格遵守科学抽样方法而采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随机样本。在2014至2016年间完成的第4波调查中，除了朝鲜、老挝、文莱和东帝汶外，已包括所有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是目前研究中美国家形象议题中最具代表性和完整性的民意调查数据，能为本文分析提供足够的经验证据支持。
从受众的视角来看，民众是否认为中国或美国在东亚最具影响力，代表了两国在其心目中的重要性程度，而这种程度会随时间和两国势力消长而变化。因此在亚洲风向标调查中，针对目前以及未来（10年后）2个不同时间参照点，分别调查了民众认为现在以及10年后对亚洲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国、印度、日本、美国4个选项中的哪一个。图1和图2分别呈现了选择中国和美国为东亚区域最具影响力国家的百分比，并依百分比数值从大到小排序。图1显示：在14个国家或地区中，10个样本有接近或多于50%的民众认为中国是目前在东亚区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在另4个样本中，马来西亚超过40%、印度尼西亚超过30%，仅有柬埔寨和菲律宾是介于20%至30%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已被多数东亚民众认知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若将时间参照点改为对于十年后的未来预期，则可以发现除了越南和菲律宾外，东亚民众预期中国是区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比例就有了更为显著的提高。几乎所有国家或地区都有接近或多于40%的民众认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显示中国在东亚现阶段所具有的区域影响力已毫无疑问地跃居美国之上。
（二）美国在多数东亚民众心中的影响力已经远低于中国
不论是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强对峙，还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初期扮演世界秩序主导者，都表明美国在“二战”后对全世界的巨大影响力毋庸置疑。然而当中国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后，东亚民众对于美国在区域影响力的认知是否会改变?
如图2所示，东亚地区中仅菲律宾有超过50%比例的民众认为美国目前在区域最具影响力，次高比例的国家分别是柬埔寨和马来西亚，比例超过40%。而在其他11个国家或地区调查样本中，除了印度尼西亚民众认为中美两国比例相当（中国37.1%，美国36.8%）外，其他10个国家或地区认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民众比例都已经接近或低于30%，远远低于认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水平。如果以10年后当作未来的时间参照点，除了菲律宾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众认为美国在未来最具影响力的比例都在40%之下，其中9个国家和地区更降至20%之下。仅有菲律宾民众认为美国未来在区域影响力大于中国（美国56.8%，中国19.3%），柬埔寨对于两国评估的比例相当（美国39.0%，中国38.9%），其他12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众都认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美国。
（三）东亚民众对中美两国的区域影响力性质的评价存在分化
除了中美两国在区域的影响力水平外，另一个重要的软实力指标，是对于影响力性质的评价，即这一影响力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受众的视角，倘若一国的影响力很大但普遍被评价为负面，则意味着该国的软实力不但无法说服受众，反而可能造成反效果，是缺乏软实力的象征；相反，若影响力被评价为正面，则代表该国具有较强的软实力。对此，亚洲风向标调查也对受访者提问，请他们对于中国和美国在东亚区域影响力的利弊进行评价，答项为4点李克特量表，分别为“利远多于害”“利多于害”“害多于利”“害远多于利”。图3是将受访者的回答按正负方向二分类后所计算出各样本的比例，并以正面评价中美两国影响力的百分比高低进行排序。
图3显示，东亚民众正面评价中美两国影响力的百分比呈现分化的态势。尽管对于中美两国总体上给予正面评价的样本较多，但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有5个国家的正面评价低于50%，分别为菲律宾、蒙古、缅甸、越南、日本；而对于美国影响力则有3个国家的正面评价低于50%，分别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至于其他6个国家或地区，包括泰国、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柬埔寨、台湾地区，对于中国和美国影响力的正面评价都高于50%。这表明有近半数国家或地区的民众并未将中美两国的影响力对立起来评价，而是同时欢迎两方对于区域的影响。受众并不一定总是在两强中选边站，而是采取非零和的视角聚焦两强在东亚区域可能产生的正面影响。换言之，在东亚普通民众看来，中美两国在东亚不仅存在竞争关系，同时也有互惠合作的双赢空间和民意基础。
为何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民众倾向于对中美两国影响力作负面评价？对于中国，菲律宾、越南和日本都长期与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存在矛盾，且过去一段时间两国关系呈现某种程度紧张，这是其民众对中国作出负面评价的相关因素；而蒙古和缅甸则与其经济高度依存中国所产生的国内反华情绪有关。对于美国，从既有文献来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民众对美国的负面评价，与其国内民众在宗教上为伊斯兰教信仰有较大关系，两国内部身为穆斯林的马来族群普遍对于美国影响力倾向作出负面评价。这说明，东亚民众对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正负评价有各自受限的历史、政治、文化因素；中国民众对于美国影响力倾向负面看法的原因，也可能存在于中美关系的历史轨迹上，与两国往往站在敌对两方的矛盾立场有关。这与近来在美国所做的许多民意调查相似，美国民众大多也倾向负面评价中国的影响力。
▍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影响力评价的个人层次分析
（一）三个解释假说：经济机会、体制差异、文化因素
本节将试图使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从个人层次考察3个主要解释假说的效力，即：经济机会、体制差异、文化因素。其中，因变量分别为东亚民众对中国、美国影响力的评价，答项区分为正负二分类别。主要的解释变量，分属经济、政治体制、文化3大类。
首先，最常被用来解释人们对于中美两国影响力持正面评价的因素，主要是来自于中美两国巨大经济实力所带来的经济机会。事实上，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已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世界龙头的角色，并在今日与美国一道成为带动世界经济的两大支柱。也因此，人们对于中国和美国影响力的正面评价，相当程度上跟中国和美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以经济全球化为主的世界经济结构下，那些认为中美两国影响力会带来经济机会的民众会倾向支持经济开放的态度，或者给予本国经济表现较佳的评价。
其次是政治体制的解释，这主要与体制学习的主观感受有关。其核心思路在于，人们心理上会倾向认同比本群体更好的群体单元带来的影响，这与孔子所言“见贤思齐”是同一个道理。若将此说法应用在评价中美两国影响力的解释上，则意味着东亚民众会将对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评价与自己所属国家相比：如果对两国的制度评价优于本国，则越倾向给予其影响力以正面评价；反之，则越倾向给予其负面评价。
最后是文化价值观的解释，这源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比较政治学者通过现代化理论所构筑的文化变迁论。在个人微观层面，这一理论主张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会带来价值观的变迁，从农业社会较为狭隘的传统主义与威权主义，转变为现代化社会的后物质主义及自由主义价值观。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对评价中美影响力的解释就是，由于传统社会的阶级性强，文化上对于权威的服从性高，因此较容易接受中美两国对于区域的影响力；反之，在现代化社会中，由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高涨，因此易于倾向将中美两国对于区域的影响力视为帝国主义的复辟，而给予负面的评价。
总结上述3个解释假说，本文提出在个人层次上的3个研究假设。
假设1：民众越支持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机会，越倾向正面评价中美的区域影响力。
假设2：民众越认为中国或美国政治体制优于本国，越倾向正面评价中美的区域影响力。
假设3：文化价值观上越趋近传统主义或威权主义者，越倾向正面评价中美的区域影响力。
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对于3个假设各以两个自变量来进行验证。经济机会假说包括“支持经济开放程度”“本国经济好坏评价”；体制相近假说包括“中国与本国体制差距评价”“美国与本国体制差距评价”；文化因素假设包括“传统主义”“威权主义”。此外，也对4个基本人口变量进行统计控制，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为了较好地控制群体间的差异，本文还对每个国家或地区样本加入虚拟变量控制。在样本选择上，由于中国是本文讨论的国家影响力的发送者，故中国民众并非单一的受众角色，因此不予纳入。在加权问题上，则采用个人权数与国家（地区）权数的乘积为最终权重，国家（地区）权数以各国加权后具有相同权重为原则产生（与样本数成反比）。个人层次变量的操作化信息详见表1。
（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个人层次的解释
在统计分析上，首先针对3个解释假设进行个人层次相关性的经验验证。如图4所示，在解释东亚民众正面评价中国区域影响力的各回归系数显著性上（图左），有4个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的效果，分别是对本国经济评价越好、与中国相比对本国体制评价越高、与美国相比对本国体制评价越低、威权主义程度越高，就有较高的可能性正面评价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另一方面，对于正面评价美国区域影响力的回归分析（图右），几乎得到与解释中国影响力评价一致的结果，除了男性相较女性有较大概率倾向给予美国负面评价外，其他变量呈现显著的回归系数，包括本国经济评价、中国与本国体制差距评价、美国与本国差距评价、威权主义。在模型总的解释效力上，解释中国影响力的模型在伪决定系数（pseudo-R2）上较高，反映本国经济评价和威权主义具有数值较大的回归系数值，而从验证假设的标准来看，两模型的解释力分别为0.315和0.175，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对应到经济机会、体制差异、文化因素的3假设，可以发现体制差异（假设2）的解释效果最为显著，其中也呈现了中美两国在不同体制评价下的竞争性，越是对于中国体制的评价比本国好，越会倾向正面评价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并倾向负面评价美国的区域影响力；同样的发现也适用于解释美国的区域影响力，只是中美的角色对调。经济机会和文化因素各有1个变量有显著性的发现，在经济机会解释中（假设1），民众支持经济开放的态度并没有显著的解释力，但对本国经济评价较高者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区域影响力都倾向正面评价，这意味着东亚地区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中，对于中美影响力的评价显著地与乐观的经济情势相关。在文化因素的解释中（假设3），传统主义没有印证预期假设的相关性，而威权主义与正面评价中美影响力皆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说明文化价值观上倾向接受权威的东亚民众，易于接受大国政治下的权力层级关系，而传统主义价值则呈现无关政治的特质。
▍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影响力评价的总体层次分析
（一）从总体层次分析东亚民众如何评价中美两国的区域影响力
在国际关系领域，学者往往主张基本分析单元应该为国家行动者，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从总体层次评估前述解释是否在以国家或地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后仍然具有解释效力。对此最适当的方法就是采用多层回归分析（Multi-Level Modeling），同时将个体和总体解释变量的解释效果区隔出来，独立判定其回归系数值的方向和显著性。
在模型设定上，个体层次的自变量都与先前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相同，唯独将国家或地区的虚拟变量去掉，改为在总体模型上将每个个体回归系数设有随机误差，也就是随机系数模型（Random Coefficient Model），然后针对个体层次的常数项，加入总体变量来解释。由于总体单元仅有13个国家或地区，统计上的自由度受限制，因此每次分析时仅放入一个总体解释变量。至于个体和总体变量在“中心化”设定上，除了性别设定为男性外，个体和总体变量分别以群体均数（Group Mean）、全体均数（Grand Mean）而操作。此处分析着重于总体变量的回归系数值的方向和显著性，下面针对3个研究假设在总体层次的理论思路进行讨论。
倘若主张国家行动者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其解释重心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质如何影响他国民众对自己的评价。在中美两国的东亚区域影响力上，我们可以将经济机会、体制差异、文化因素视为评价中美影响力的不同思考面向。以经济机会而言，在当前亚洲各国或地区几乎都依赖与中美两国贸易为其经济成长动力的情况下，可以合理推论，社会上支持经济开放或正面评价经济状况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正面看待中美国两国影响力，因为各国与中美的贸易关系越紧密，代表两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也越大，彼此互利。就体制差异而言，一国或地区若社会上普遍认为中美两国体制较优越，则越有可能正面评价中美的区域影响力，如同近年来政治学界对于“中国模式”“美国模式”的讨论，对他国体制优越性的评价很有可能反映在对其影响力的评价上。针对文化因素来说，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化相近的国家，彼此间在协调、沟通、决策，甚至是国家的战略、价值、目标上较为一致，因此相处、互动的成本较低，所以有较大可能肯定对方在区域上的影响力；二是从社会化效果来肯定现状优势。由于东亚区域长期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与之相比时间尚短，所以东亚各国或地区若社会上传统主义或威权主义倾向较强，也较有可能正面看待美国影响力，这反映出美国长期作为秩序塑造者的现状优势，代表国际关系中长期惯性所形成的文化影响。
总结上述3个解释假说，本文提出总体层次解释的4个研究假设。
假设4：一国或地区若普遍支持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机会，则越倾向正面评价中美的区域影响力。
假设5：一国或地区若普遍认为中国或美国的政治体制比本国政治体制较优越，则越倾向正面评价中美的区域影响力。
假设6：一国或地区如普遍认为中国或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与本国文化价值观较为相近，则越倾向正面评价中美的区域影响力。
假设7：一国或地区在文化价值观上越趋近传统主义或威权主义，越倾向正面评价中美的区域影响力。
总体层次解释变量的操作化，针对假设4，分别取“支持经济开放程度”“本国经济评价好坏”的群体平均值；针对假设5，则分别取“中国与本地政治体制评价差距”“美国与本地政治体制评价差距”的群体平均值；针对假设6，先取传统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群体平均值，再分别以中国的平均数当作基准，取其离差的绝对数值；针对假设7，分别取“传统主义”“反威权主义”的群体平均值。执行二分因变量的多层次回归分析时，采用HLM 6.08来进行统计分析，由于假设4至7分别对应两个总体解释变量，加上依变量分别是对中美两国的区域影响力评价，因此分析上总计有8个回归模型。
（二）多层次回归分析：总体层次的解释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多层次回归分析在验证因果关系上比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更为严谨。表2呈现正面评价中国和美国区域影响力的8个多层次回归分析结果，由于个人层次模型在此主要扮演控制变量的功能，因此除非其结果与图4所示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不同，否则就不重复呈现。在诠释上，表2中的总体解释变量可以视为在自变量具有群体均值下的男性，如果从其所在的群体单元中的总体变量数值有所增减，则其正面评价中国或美国区域影响力的概率也会有所增减。
针对正面评价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如表2第一行所示，可以发现仅有3个解释变量有显著性：社会上越是认为本国总体经济状况良好、越是认为中国体制比本国较好、越是与中国在威权主义价值上相差较小者，越倾向正面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这一发现提供了假设4、5、6成立的某种程度的证据，然而传统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文化因素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总体层次上的这3项结果，其实也印证在个体层次上，特别是个体层次中个人对于美国与本地政治体制差距评价，在多层回归分析中并不显著，该变量群体均值在总体模型中也未呈现显著的相关性结果。这说明，评价中国影响力的解释仅仅与中国本地体制差异的评价有关，无关乎与对美国体制的评价，由此可见中美形象并不真正具有对立的竞争性。事实上，这点也从针对正面评价美国区域影响力的总体分析结果得到印证，如表2的第二行所示，评价美国影响力的解释仅仅与对于美国与本地体制差异的评价有关，无关乎对中国体制的评价，这在个体或总体层次都是如此。然而，针对假设4至7而言，解释正面评价美国区域影响力的显著因子，除体制差异外，与解释中国影响力上有很大的不同：经济机会的两指标都不显著、与中国在威权主义测量值上的差距呈正向显著相关；而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主义和威权主义均值都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换言之，东亚民众对于美国影响力的评价，主要来自于文化的原因，不管是在文化上与中国有较大差距，还是社会上具有较强的传统主义、威权主义因而产生对美国权威的惯性认可，都说明中国虽为被东亚民众认知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在主观意识上，东亚民众尚未改变其美国具有现状优势权威地位的认识。
▍中美两国的东亚区域影响力展望
（一）中国的经济优势与美国的现状优势
依据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从受众的视角得出东亚民众评价中美两国在区域影响力的全面性解释。就中国来说，经济机会是其最大优势，不管是在个体或总体层次，中国影响力总是跟乐观的本国经济评价呈显著相关，而这点在对美国影响力的解释上就显得偏弱，要么在个体层次上接近显著边缘（如图4右半），要么在总体层次上不具有显著性。就美国来说，现状优势较为明显，在总体层次上传统主义和威权主义均值都与对美国影响力的正面评价显著相关，而这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评价则阙如。至于其他的发现，如在制度差异上，凡是民众对中国或美国的评价与本国（本地）评价越相近，就会得到越正面的评价，个体和总体都一致，显示“同类相近”的现象。多层回归分析显示，东亚民众对两国影响力评价与其竞争对手和自己的制度差异程度并没有显著相关，这凸显了中美两国的国家形象在东亚各国或地区中并未真的被视为对立。最后是有关文化因素的解释，在个体层次，威权主义倾向同时与中美影响力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文化价值观确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这一发现并不能直接适用于总体层次：若文化价值观与中国较接近，则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评价较为正面，反之，则对于美国影响力的评价较为正面。事实上，相较美国而言，东亚各国或地区与中国更具文化相近性，这对正面评价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应有重要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在国家形象上的非零和特性结论，反映了体制差异因素上中美互不影响，更直接地可从东亚地区民众对于两国区域影响力普遍呈正相关或不显著相关中看出，如表3所示，这一发现与领导人多次指出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完全契合。这意味着中国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合作大于竞争的理念，在东亚区域内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一发现本身就是中国在东亚区域内软实力的有力证明与实际展现。
（二）新型国际关系的挑战与机遇
今日中美关系在大格局上虽仍有分歧，但同时也充满了合作和双赢的契机。这种复杂关系有赖于两方秉持善意和智慧来共同应对，以寻求互惠共利的结果。针对此挑战，我国领导人2013年3月在访问俄罗斯时曾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之后中国政府亦在多个国际场合中重申此立场。真正的挑战来自于美方的态度与立场，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存在诸多变数，需要两国密切合作来实现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
总之，本文的研究表明，东亚民众普遍认为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影响力并非互斥对立，他们对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皆持正面欢迎态度。中美两国在东亚的战略形势上可以是非零和的双赢关系，民意调查的科学证据印证了此观点的客观基础，显示中国正处于有利于实现新型国际关系的难得机遇与环境中。支撑这项有利条件的重要基础，正是中国经济实力在全球所发挥的巨大吸引力，以及美国在世界秩序中所具有的现状优势。
本文原载《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3期，原题为《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受众视角的实证分析》。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