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长征中我党命运的转折点是召开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清算了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确定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特别是获得了军事指挥权，这才使得我党我军在毛主席正确的领导和决策下走上了一条转败为胜、化被动为主动的正确道路，从而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但，通过研读历史资料，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导致了和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及我党能够在生死关头独立解决和清算错误路线的顺利进行，这就是自1934年10月到1935年9月间的中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个历史良机。
为何这样说？
翻开我党从建党伊始到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这段历史历程，我们就会很清晰的看到，在这期间，共产国际一直充当着很重要且占有主导性的作用和地位。在中共七大之前，我党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是处于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和控制之下，基本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尤其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党的人事组织权几乎都掌握在了共产国际的手中，党的领导机关及领导人的任免共产国际一手遮天、说一不二。
从中共一大开始到中共六大，除了中共二大没有苏联的代表参与之外，其他五次都有苏联或共产国际的代表参会且掌握着会议的主导权，中共六大还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这个时期，我党基本是没有独立自主的决策权的。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来华。他直接策划和操纵了1931年1月间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的权力更换。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而且数次被党中央处分的王明竟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一瞬间完成了人生中最为完美华丽的两级跳，先是从非中央委员到中央委员，再从中央委员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个普通党员一辈子都不可能完成的人生跳跃王明在几天之内就完成了，是不是骇人听闻？是的，那个时候的共产国际中的某些领导人就是这么霸道，就是这么为所欲为。当然这种霸道的产生直接折射出当时我党高层的唯命是从、集体软弱和集体失智。
说句题外话，我们今天回顾历史的时候，歌颂着这个伟人那个伟人，宣扬吹捧着这个伟大那个伟大，说句实在话，在这个历史片段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平庸、唯唯诺诺和无所适从，他们的不作为直接造成了数以万计的鲜活生命的陨落和革命的巨大损失——我们为什么说毛主席伟大？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他才是独立于黑暗之中独立于乌云倾轧之下的那道奇异灿烂的光，这不是其他人能比的，谁能否定得了？
所以，我们可以据此做一个推演。如果从长征伊始，就没有中断和共产国际的联系，那么，在长征的途中，共产国际会怎么对待和指挥长征的进程？会不会允许我党内部通过独立的会议来解决党的路线及军事问题？会不会有遵义会议的召开？会不会对王明、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进行清算？要知道，当时的王明可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是共产国际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他会对自己下手吗？他会让毛主席掌握领导权吗？
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如果。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就是一切都只能是未知，结果如何，只有天知道。
所以，现在看来，中断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确实是个天赐的良机，确实是天佑中华，为我党内部独立解决路线问题扫清了一切障碍及提供了最彻底的前提条件——说句唯心的话，我宁肯相信这是天不灭共，这是老天爷在冥冥之中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为中国人民开的一扇窗户——救命的窗户。
无独有偶，在遵义会议召开半年后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总书记，分管中国部的工作。王明的靠山米夫开始失势，最终在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处决。再说句题外话，王明为米夫的被处决添了一把火，毫不留情地揭发和出卖了米夫。
1935年7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内容是“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就此终结了共产国际随意空降和更换别国共产党领导机构及领导人的历史（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和我党的联系还没有打通，一直到1935年的9月份陈云同志赴苏汇报情况才与共产国际恢复了中断了近一年的联系，但这个联系也仅限于知晓了我党长征的情况，真正的恢复无线电联系是在1936年）——这个决议的通过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是由谁提出的呢？与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在我党的失败有没有关系呢？与我党的被迫长征有没有关系呢？属不属于共产国际对自己以往的强势干涉他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个修正和检讨呢？不得而知，我也无意去妄自猜测。
但无论如何，双方联系近一年的中断确实是给我党提供了一个能够内部独立解决路线错误的前提条件和绝佳时机，也为以后我党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只能是未知数，历史会走向何方也不可预料。虽然我坚信只要有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就一定会成功，但可能会经历更多的坎坷及走更多更艰难的弯路——这当然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