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知青,但我不愿意回忆曾经的知青往事,因为我们在陕北插队落户时,曾经做下了一件丢脸的事情,差点毁了我们的前程。当时幸亏老队长替我们解围,要不然的话,后果有可能就会很严重。今天我把曾经的知青往事分享给大家,也算对老队长的感恩和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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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忘不了1969年的1月19日,我就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季,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那天,眼泪汪汪的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双亲实在是不放心我到陕北去插队落户。十二岁的妹妹拉着我的衣服不松手,哭着喊着不让我走。我长到十六岁,第一次尝到了亲人分离的痛苦滋味。

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站台上送行的亲人挥泪和我们告别,车厢里顿时寂静下来,紧接着就是一片令人心碎的哽咽声。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当初和亲人离别的场景,我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在铜川换乘汽车后,因为我们乘坐的卡车路上出现了故障耽搁了时间,那天我们到达延安时,已是夜间十一点多,幸亏当时有几个女同学乘车前往挎包里偷装了几个馒头,我们还有随身携带的零食,大家基本上没饿肚子。但因为天冷,我们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被冻感冒了。

1月22日中午,我们在公社革委会大院吃罢午饭,等知青办主任宣读完知青分派名单,等候在革委会院外的乡亲们就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十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贺家沟二队,二队队长贺怀忠大伯亲自带领社员们到公社来迎接我们。

一路上,老队长嘘寒问暖,问我们多大了?问我们冷不冷?还问了我们很多,只是我们没能听懂老队长的意思。虽然交流上存在障碍,可老队长和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热情,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跟着乡亲们来到了距离公社驻地十五里路远的贺家沟。贺队长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六名男知青临时住在队部的那两孔土窑里,四名女知青分别借住在贺队长家和小队会计家里。

第一顿晚饭是在贺队长家吃的,香喷喷的小米干饭,两半盆洋芋炖酸菜,老队长还让他婆姨专门为我们熬了一锅菜汤,里面放了生姜和大葱,他说我们路上着了风寒,一人喝上两碗菜汤,夜里发发汗就好了。

那晚我喝了两大碗辣乎乎的菜汤,晚上盖上被子捂出了一身汗,第二天果真感到浑身轻松了不少,鼻塞的症状也减轻了。

因为队部的锅灶还没弄好,暂时不能做饭,第二天太阳刚刚冒红,我们还没起床,贺队长就来到队部院子里,一边敲打我们的房门一边喊我们起床去他家吃早饭。

听到老队长的喊声,我们慌忙起床洗簌,等我们洗簌完毕,打开了房门,老队长还站在院子里等我们。看着老队长站在寒风中面带微笑,我们心里有温暖也有愧疚。

跟着老队长去他家吃饭的路上,我们注意观察了村子里的情况。贺家沟二队不到四十户人家,散落在沟坡上的土窑东一户西一家的,低矮又破落,深一脚浅一脚的羊肠小路把一个个破落的农家院连在了一起,整个村庄几乎找不到一处平坦的地方,也看不到一户像样的土窑。

那天的早饭我们喝的是玉米糊糊,吃的是高粱面和玉米面两掺的团子(像窝头一样但底部没有窝,当地人也叫馍),没有菜,两半碗咸菜和半碗辣子酱放在炕桌上,男生坐在土炕上,女生没上炕,站在脚地上,大家围着小炕桌吃早饭,老队长一家人忙前忙后给我们端干粮盛糊糊,等我们吃完饭他们才吃饭。

吃完早饭回队部(我们的临时住所)的路上,有两个知青还说老队长家真小气,就给我们吃窝头,连菜都没有。过了两天我们才知道,乡亲们的生活都很苦,口粮根本就不够吃,冬季农闲家家都吃吃糠团子和菜团子,更别说吃菜了,有的家连咸菜都吃不上。

当年秋后,上级下拨了建房款,队里给我们打了三孔新窑,成立了知青点,我们十名北京知青才有了家的感觉。秋后我们分了口粮,国家也就不给我们供应口粮了,我们也和乡亲们一样,开始勒紧腰带过苦日子了,因为贺家沟土地贫瘠广种薄收,社员们分的口粮根本就不够吃,不勤俭节约省吃俭用,就得饿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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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生活太苦,来到陕北的第二年秋后,我们因为嘴馋,做下了一件丢脸的事情。因为那天我写了日记,所以时间记得很清楚。

1970年11月4日,星期三,阴历十月初六,天气多云,微风。那天吃过早饭,我们三名男生和两名女生一起结伴去供销社购买生活用品,顺便再往北京寄几封信。

回来的途中,路过杨家塬大队一队的场院,场院边上正好有几只鸡在那里刨食吃,王力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掷了过去,不偏不斜,正好砸到了一只大公鸡,那只大公鸡倒在地上,扑腾两下就不动弹了。

我四周看了看,跟前就有几个碎脑娃娃在嬉戏,没有其他人,我就跑过去,把那只大公鸡装进了我的挎包里,我们几个人快步往贺家沟走去。我和王力成还沾沾自喜,说这回可以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了,我们好久没见荤腥了。

几乎是一路小跑,我们几个人回到知青点,喘息了一会儿,正准备褪鸡做午饭,只见一位婆姨(大嫂)和两个背枪的后生突然闯进我们知青点的院子。

原来,那两个后生是杨家塬大队的基干民兵,王力成用石块砸死的那只大公鸡就是那位婆姨家的,当时我刚把那只大公鸡从挎包里掏出来,正好被他们逮了个正着。

不由分说,那两名民兵抓住我就让我跟他们走,那位婆姨抱着那只死公鸡哭哭咧咧的,其他知青都被吓着了,都不知如何是好。王力成看那两名民兵非要让我跟他们走,他转身就往院子外跑去。

不一会功夫,王力成和老队长气喘吁吁地赶来了,看那两名民兵要用绳子绑我,老队长陪着笑脸说:“先消消气,有话好说嘛。人家可是北京知青,你俩咋能随便抓人哩?”“他偷了我们大队社员家的鸡,人赃俱获,我们要把他送到公社知青办去处理。”一名背枪的后生大声说道。

“啊呀!你们杨家塬的大队书记杨允庆是哦(我)表弟,这个事情没必要闹到公社去嘛,哦(我)表弟的面子总得给嘛。”老队长看他们非要去公社知青办,就笑着说出了他表弟的名字。

那两名民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名民兵苦笑着说:“亲戚归亲戚嘛,这个事情不能没有个说法嘛,人家的大公鸡不能白死了嘛……”“不就是一只鸡嘛,你们等着。”老队长说完,转身走出了知青点的院子。

也就一袋烟的功夫,老队长抱着一只红冠子大公鸡跑来了。他来到那位婆姨面前,陪着笑脸说:“你看这只大公鸡中意不中意,它打鸣可响亮哩。你要是满意,就抱回去,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也算你们给哦(我)老汉一个面子,我欠你们一个人情。”

那位婆姨点点头,接过了老队长抱着的那只大公鸡,那两名民兵随即也就放开了我,他们三个人没说什么,转身离去了。老队长的意思把那只死公鸡也赔给他们,那位婆姨没好意思要,因为老队长家的那只大公鸡比她家那只公鸡又大又漂亮。

看着杨家塬大队的民兵和那位婆姨走远了,老队长帮我们把那只死公鸡用热水褪洗干净,帮我们炖到锅里,他才回家去了。

事后,我们几个人一人凑了五毛钱,我和王力成拿着五块钱去了老队长家。老队长很生气地说:“哈呀!你们两个娃娃,不就是一只鸡嘛,就当我为你们改善伙食了。可不敢再提钱的事情,再提钱王老汉就生气哩。”

老队长家就那一只打鸣的公鸡,他家更没舍得吃过一顿鸡肉。看看老队长家贫穷的日子,我们心里真得很愧疚很难受。

1973年秋天,我被乡亲们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下来搞调查,老队长说北京娃娃都表现好着哩,平时劳动积极,还教乡亲们学习识字哩。当年要是杨家塬大队的基干民兵把我绑到了公社知青办,我的前程也就彻底毁了,也就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了。

离开贺家沟的前一天,我把我的那个大木箱和用不着的生活用品都送到了老队长家,我的口粮也给了老队长家。在贺家沟插队落户生活了四年多,老队长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关爱和照顾,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老队长。

离开贺家沟那天,老队长步行十五里路,和王力成一起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分别的时候,老队长把用笼屉布包着的一摞白面饼递给我说:“你大妈烙的白面饼,你路上吃。”

回京的途中,我吃完了老队长送给我的白面饼,最后才发现下面有一个葱叶子,葱叶子里卷着两张五块的钱,这肯定是老队长怕我不要他的钱,才偷偷和白面饼包在一起的。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感动不已。老队长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年末只能分到十多块钱的红利。

大学毕业后,我第一个月领到工资,就通过邮局给老队长汇去了二十块钱。老队长让别人替他给我回信说,以后不要给他寄钱,说我刚参加工作,用钱的地方多着哩。后来,老队长还给我家寄来了小米和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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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初冬,得到了老队长病重的消息,我和王力成第一时间赶回了陕北,可我们还是去晚了,没能见上老队长最后一面。这件事,成了我和王力成心中永远的内疚和遗憾,我俩真后悔没早点回陕北看看老队长。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老队长的音容笑貌时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是那样清晰,挥之不去。老队长的恩情,还有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东晖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