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知青，但我不愿意回忆曾经的知青往事，因为我们在陕北插队落户时，曾经做下了一件丢脸的事情，差点毁了我们的前程。当时幸亏老队长替我们解围，要不然的话，后果有可能就会很严重。今天我把曾经的知青往事分享给大家，也算对老队长的感恩和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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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忘不了1969年的1月19日，我就是在那个寒冷的冬季，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那天，眼泪汪汪的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双亲实在是不放心我到陕北去插队落户。十二岁的妹妹拉着我的衣服不松手，哭着喊着不让我走。我长到十六岁，第一次尝到了亲人分离的痛苦滋味。
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站台上送行的亲人挥泪和我们告别，车厢里顿时寂静下来，紧接着就是一片令人心碎的哽咽声。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当初和亲人离别的场景，我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在铜川换乘汽车后，因为我们乘坐的卡车路上出现了故障耽搁了时间，那天我们到达延安时，已是夜间十一点多，幸亏当时有几个女同学乘车前往挎包里偷装了几个馒头，我们还有随身携带的零食，大家基本上没饿肚子。但因为天冷，我们差不多有一半的人被冻感冒了。
1月22日中午，我们在公社革委会大院吃罢午饭，等知青办主任宣读完知青分派名单，等候在革委会院外的乡亲们就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十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贺家沟二队，二队队长贺怀忠大伯亲自带领社员们到公社来迎接我们。
一路上，老队长嘘寒问暖，问我们多大了？问我们冷不冷？还问了我们很多，只是我们没能听懂老队长的意思。虽然交流上存在障碍，可老队长和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热情，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们跟着乡亲们来到了距离公社驻地十五里路远的贺家沟。贺队长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六名男知青临时住在队部的那两孔土窑里，四名女知青分别借住在贺队长家和小队会计家里。
第一顿晚饭是在贺队长家吃的，香喷喷的小米干饭，两半盆洋芋炖酸菜，老队长还让他婆姨专门为我们熬了一锅菜汤，里面放了生姜和大葱，他说我们路上着了风寒，一人喝上两碗菜汤，夜里发发汗就好了。
那晚我喝了两大碗辣乎乎的菜汤，晚上盖上被子捂出了一身汗，第二天果真感到浑身轻松了不少，鼻塞的症状也减轻了。
因为队部的锅灶还没弄好，暂时不能做饭，第二天太阳刚刚冒红，我们还没起床，贺队长就来到队部院子里，一边敲打我们的房门一边喊我们起床去他家吃早饭。
听到老队长的喊声，我们慌忙起床洗簌，等我们洗簌完毕，打开了房门，老队长还站在院子里等我们。看着老队长站在寒风中面带微笑，我们心里有温暖也有愧疚。
跟着老队长去他家吃饭的路上，我们注意观察了村子里的情况。贺家沟二队不到四十户人家，散落在沟坡上的土窑东一户西一家的，低矮又破落，深一脚浅一脚的羊肠小路把一个个破落的农家院连在了一起，整个村庄几乎找不到一处平坦的地方，也看不到一户像样的土窑。
那天的早饭我们喝的是玉米糊糊，吃的是高粱面和玉米面两掺的团子（像窝头一样但底部没有窝，当地人也叫馍），没有菜，两半碗咸菜和半碗辣子酱放在炕桌上，男生坐在土炕上，女生没上炕，站在脚地上，大家围着小炕桌吃早饭，老队长一家人忙前忙后给我们端干粮盛糊糊，等我们吃完饭他们才吃饭。
吃完早饭回队部（我们的临时住所）的路上，有两个知青还说老队长家真小气，就给我们吃窝头，连菜都没有。过了两天我们才知道，乡亲们的生活都很苦，口粮根本就不够吃，冬季农闲家家都吃吃糠团子和菜团子，更别说吃菜了，有的家连咸菜都吃不上。
当年秋后，上级下拨了建房款，队里给我们打了三孔新窑，成立了知青点，我们十名北京知青才有了家的感觉。秋后我们分了口粮，国家也就不给我们供应口粮了，我们也和乡亲们一样，开始勒紧腰带过苦日子了，因为贺家沟土地贫瘠广种薄收，社员们分的口粮根本就不够吃，不勤俭节约省吃俭用，就得饿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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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生活太苦，来到陕北的第二年秋后，我们因为嘴馋，做下了一件丢脸的事情。因为那天我写了日记，所以时间记得很清楚。
1970年11月4日，星期三，阴历十月初六，天气多云，微风。那天吃过早饭，我们三名男生和两名女生一起结伴去供销社购买生活用品，顺便再往北京寄几封信。
回来的途中，路过杨家塬大队一队的场院，场院边上正好有几只鸡在那里刨食吃，王力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掷了过去，不偏不斜，正好砸到了一只大公鸡，那只大公鸡倒在地上，扑腾两下就不动弹了。
我四周看了看，跟前就有几个碎脑娃娃在嬉戏，没有其他人，我就跑过去，把那只大公鸡装进了我的挎包里，我们几个人快步往贺家沟走去。我和王力成还沾沾自喜，说这回可以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了，我们好久没见荤腥了。
几乎是一路小跑，我们几个人回到知青点，喘息了一会儿，正准备褪鸡做午饭，只见一位婆姨（大嫂）和两个背枪的后生突然闯进我们知青点的院子。
原来，那两个后生是杨家塬大队的基干民兵，王力成用石块砸死的那只大公鸡就是那位婆姨家的，当时我刚把那只大公鸡从挎包里掏出来，正好被他们逮了个正着。
不由分说，那两名民兵抓住我就让我跟他们走，那位婆姨抱着那只死公鸡哭哭咧咧的，其他知青都被吓着了，都不知如何是好。王力成看那两名民兵非要让我跟他们走，他转身就往院子外跑去。
不一会功夫，王力成和老队长气喘吁吁地赶来了，看那两名民兵要用绳子绑我，老队长陪着笑脸说：“先消消气，有话好说嘛。人家可是北京知青，你俩咋能随便抓人哩？”“他偷了我们大队社员家的鸡，人赃俱获，我们要把他送到公社知青办去处理。”一名背枪的后生大声说道。
“啊呀！你们杨家塬的大队书记杨允庆是哦（我）表弟，这个事情没必要闹到公社去嘛，哦（我）表弟的面子总得给嘛。”老队长看他们非要去公社知青办，就笑着说出了他表弟的名字。
那两名民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名民兵苦笑着说：“亲戚归亲戚嘛，这个事情不能没有个说法嘛，人家的大公鸡不能白死了嘛……”“不就是一只鸡嘛，你们等着。”老队长说完，转身走出了知青点的院子。
也就一袋烟的功夫，老队长抱着一只红冠子大公鸡跑来了。他来到那位婆姨面前，陪着笑脸说：“你看这只大公鸡中意不中意，它打鸣可响亮哩。你要是满意，就抱回去，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也算你们给哦（我）老汉一个面子，我欠你们一个人情。”
那位婆姨点点头，接过了老队长抱着的那只大公鸡，那两名民兵随即也就放开了我，他们三个人没说什么，转身离去了。老队长的意思把那只死公鸡也赔给他们，那位婆姨没好意思要，因为老队长家的那只大公鸡比她家那只公鸡又大又漂亮。
看着杨家塬大队的民兵和那位婆姨走远了，老队长帮我们把那只死公鸡用热水褪洗干净，帮我们炖到锅里，他才回家去了。
事后，我们几个人一人凑了五毛钱，我和王力成拿着五块钱去了老队长家。老队长很生气地说：“哈呀！你们两个娃娃，不就是一只鸡嘛，就当我为你们改善伙食了。可不敢再提钱的事情，再提钱王老汉就生气哩。”
老队长家就那一只打鸣的公鸡，他家更没舍得吃过一顿鸡肉。看看老队长家贫穷的日子，我们心里真得很愧疚很难受。
1973年秋天，我被乡亲们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下来搞调查，老队长说北京娃娃都表现好着哩，平时劳动积极，还教乡亲们学习识字哩。当年要是杨家塬大队的基干民兵把我绑到了公社知青办，我的前程也就彻底毁了，也就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了。
离开贺家沟的前一天，我把我的那个大木箱和用不着的生活用品都送到了老队长家，我的口粮也给了老队长家。在贺家沟插队落户生活了四年多，老队长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关爱和照顾，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老队长。
离开贺家沟那天，老队长步行十五里路，和王力成一起把我送到公社汽车站，分别的时候，老队长把用笼屉布包着的一摞白面饼递给我说：“你大妈烙的白面饼，你路上吃。”
回京的途中，我吃完了老队长送给我的白面饼，最后才发现下面有一个葱叶子，葱叶子里卷着两张五块的钱，这肯定是老队长怕我不要他的钱，才偷偷和白面饼包在一起的。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感动不已。老队长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年末只能分到十多块钱的红利。
大学毕业后，我第一个月领到工资，就通过邮局给老队长汇去了二十块钱。老队长让别人替他给我回信说，以后不要给他寄钱，说我刚参加工作，用钱的地方多着哩。后来，老队长还给我家寄来了小米和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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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初冬，得到了老队长病重的消息，我和王力成第一时间赶回了陕北，可我们还是去晚了，没能见上老队长最后一面。这件事，成了我和王力成心中永远的内疚和遗憾，我俩真后悔没早点回陕北看看老队长。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老队长的音容笑貌时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是那样清晰，挥之不去。老队长的恩情，还有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张东晖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