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912年1月10日国民政府成立，仅用了83天，即实现了帝制统治向 “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共和国家的转变，尽管革命的不彻底性是明显的，但丝毫不会因此而减弱它的历史意义及深远影响，至少继之而起的三民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都将自己所信奉和实践的社会革新运动看作是这一社会革命的衣钵传承者。
在此意义上，我们倾向于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事件，它终结了以 “天子”“皇帝”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帝制国体，而确认了新的国家权力观念，即国家权力归属于全体国民。
这是中国在列强侵入后，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审慎思考、思想交锋后，在中国社会上层中形成的一个接近一致的观念。
但观念上的一致，并不代表上层社会在建立全民分享“国家权力”政治制度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所以，此后的社会历史便主要围绕如何建立实现全民分享国家权力的共和国体这一关键问题而展开。
孙文发动的二次共和革命、袁世凯与张勋帝制复辟引起的讨伐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军阀割据及蒋氏军国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等，都因各派坚持按自己的认识解决这一问题而起。
第二，孙文等为达到清帝退位这一狭隘的民族主义目标，忽略了对帝国主义的抗争，尤其是寄希望于帝国主义保护国家完整和统一的错误策略，给了帝国主义继续影响中国社会革命进程的机会，直至1949 年这一因素都依然存在。同时，革命者也未能正确认识到依靠民众力量，来达到推翻满清、驱除列强占领、实施共和国体创建的重要性。孙文的民权及民生主义根本未在革命后，促成任何有助于新国体创建的计划和行动，因而使帝制国体社会结构的基石——乡村生活共同体社会，仍然保持着既有的状态，直到国内土地战争时期（1928－1937 年）。由此使乡村社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坚定支持力量。
第三，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鸦片战争后处于复兴状态的儒家经世之学，一度失去了明道救世的思想影响，占据上风的，是与共和政体有关的西方的民权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科学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间的思想纷争。这既反映了经历70年西方入侵后中国思想界的盲目性，也表明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的努力，成了无本之源，使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长期陷入欧洲化与本土化之争。直到今天，这一问题还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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