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可以回忆，往事不堪回首，每当想起这句话，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初恋，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苦痛和伤感。青春原本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我的青春时光里却留下了许多不如意，没能和初恋牵手，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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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一个人默默品尝自己酿下的这杯苦酒，当年在云南支边的情景，时时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1971年春天，也就是我来到云南水利三团的第二个年头，那天的一个中午，吃午饭的哨子刚刚吹响，我放下挑土的担子正要去吃饭，上方的土坡突然坍塌，我的下半身被埋在土方下，动弹不得。
没等我呼救，只听离我不远的杨方来班长大声呼喊：“快来人啊，有人被埋在土里了……”
不到五分钟，几名战友奋力挖开土方，轻轻把我拉出来。我试着站了一下，感觉左脚疼痛难忍，一步也不敢走。杨班长赶忙背起我，把我送到了卫生所。卫生员为我做了检查，发现左脚的大脚趾颜色都变了，脚趾盖边缘有血迹，脚脖子也有淤青，应该是受到了硬土块或石块的挤压。
卫生员为我简单处置了一下出血的地方，建议我去团部医院做一下X光透视，看看伤没伤到骨头。我坐在凳子上休息了一会，除了大脚趾疼得厉害，感觉其他地方没啥大事，脚踝处也能活动，我不想去团部医院，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随后赶来的连指导员和排长商量了一下，就让杨班长把我背回营房，让我回宿舍休息，他们的意见是观察一晚看看，不行再去团部医院。
杨班长把我背回宿舍，给我打来了饭菜和开水，然后对我说：”你好好休息，下午收工后我再过来看你，要是感觉那里不舒服，我就送你去团部医院。”
吃晚饭的时候，杨方来班长给我打来了饭菜，看了看我红肿的左脚，问我脚疼得厉害吗？我笑着摇摇头，感觉眼睛有些湿润了，远离父母，能得到战友如此的关爱，我心里很感动也很温暖。
第二天起床后，我的左脚虽然还有些红肿，但不那么疼了，也能走路了，没等杨班长来看我，我就准备自己去打饭。
就在这时，杨方来班长跑来了，他把一个午餐肉罐头塞给我，盯着我的脚看了一眼说：“感觉怎么样？用不用去团部医院做个检查？”“感觉好多了，也不那么疼了，不用去团部医院了。谢谢你的午餐肉，我明天差不多就能上工了。”我笑着回答。
那天杨方来班长给我打来早饭，嘱咐我好好休息，不要急着上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感激。
第三天吃过早饭，我就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工地现场，修建曼玲水库的工期紧任务重，战友们都起早贪晚地奋战在工地上，我也不好意思总休息呀。
杨班长看我带伤上阵，他笑着对我说：“以后谁再说你们上海姑娘娇气，我就跟他急！事实证明，上海姑娘也是铁姑娘。”就是因为杨班长的这句玩笑话，我得到了一个上海铁姑娘的雅号。
杨方来是北京知青，也是1970年春天来到水利三团的，当时我们分在了一个排，不在一个班。后来我们班的班长去了炊事班，杨方来成了我们三班的代班长，我们都喊他杨班长。杨班长很淳朴很善良，大家对他的印象挺好。
之后的日子里，杨方来特别关照我，北京寄来糕点和午餐肉罐头，他都会偷偷送给我一点，他父母给他寄来的手套，他也送给我戴。
一晃就到了1974年秋天，曼玲水库顺利完工，我们水利三团也就撤销了兵团建制，全体成员都划归到橄榄坝农场，新组建了八分厂，我和杨方来分在了同一个生产小队，天天一起上山刨挖树坑，栽种橡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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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日久生情，这话确实有它的道理，渐渐地，我发自内心地爱上了淳朴善良的杨方来，杨方来也明显喜欢我，每天吃过晚饭，他都会喊我一起去散步，休息的时候，他还带我一起去城里。
很快，我俩的恋爱关系就公开了，工友们都说我有眼光，都说我俩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看我俩公开了恋情，我们队好几个小伙子和大姑娘也都谈起了恋爱，队长还开玩笑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大家都主动点，积极谈恋爱，到时候队里为你们举办集体婚礼。但有一点，不能耽误生产劳动。”
1978年秋天，北京的一名男知青和一名女知青结婚了，杨方来就问我：“惠萍（我叫吴惠萍），你看咱俩什么时候结婚啊？我父母来信又催问这事了。”“我写信给我爸妈说一下，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我笑着说。
其实，我也着急结婚了，每天晚上散步回来，杨方来把我送到宿舍门口，总是恋恋不舍地拉着我的手不放，我也是舍不得离开他。
二十天左右，我就接到了父母的回信，父母的意见是让我想办法办理病退手续回上海，他们不希望我在云南生活一辈子，更不希望我和北京青年结婚。就算实在不能回上海，也要我找一个上海人结婚。
看完父母的来信，我心里很难受，我和杨方来已经相爱了这么久，总不能因为他不是上海人，我就不能和他结婚吧。
我原本不想让杨方来看到我父母的回信，偏偏就在我看完信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我身边。看我在抹眼泪，他就追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奈，我把我父母的来信递给了他。看完我父母的来信，杨方来没吱声，默默地转身离去了。
当天晚饭后，杨方来没来喊我一起去散步。那一夜，我几乎是一夜未合眼，思来想去，我决定违抗父母之命，坚决和杨方来结婚。父母不在身边，等我和杨方来领取了结婚证，我父母也就没办法了。
第二天出工劳动时，我对杨方来表明了我的态度，并告他晚上老地方见。
吃过晚饭，我准时来到苗圃后边的那条小路上，杨方来已经等在那里了。我走过去，紧紧抱住他，亲吻他，他也紧紧把我拥进怀里，低声说：“惠萍，不要离开我……”
就在我俩商量婚期的时候，知青回城的消息就如二月春风，吹遍了西双版纳的各个角落，多少人为之疯狂，多少人为之愁容，我和杨方来对这个消息却没有任何反应，因为我俩已经拿定主意，一辈子扎根这片红土地，一辈子不离不弃。
1979年3月21日，距离我和杨方来约定的婚期还有四十天，我突然接到了父亲发来的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
当时什么也没考虑，第二天一早，杨方来驾驶队里的拖拉机，把我送到了景洪，为我买好票和吃的，看着我坐上客车离开了景洪。
风尘仆仆赶回家，我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我妈没生病，就是为了把我骗回上海。当时云南知青已经陆续回城，我父母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我被软禁的时间里，我父亲就通过各种关系想办法为我办理了回城手续，还写信告诉杨方来，说绝对不会同意我和他结婚的，并劝他尽在回北京，回到父母的身边去。
我被父母软禁了两个月才获得自由，本想马上回景洪，我妈说杨方来也回北京了，去了也白去。我立马给张队长写了信，后来张队长回信说，杨方来确实回北京了，队里的北京知青和上海知青基本都回城了，留下来的寥寥无几。他还劝我回城后找个好工作，好好在城里生活吧，城里的生活怎么也比农场好。
就这样，我和杨方来断绝了联系，为此我也痛苦难受了很久。
八个月后，我被安置在供电所当了一名收费员，后来报考了电大，电大毕业后从事财务工作。到了1984年秋天，我才在父母的逼迫下，和一名中学教师组建了家庭。婚后的生活不咸不淡，真的就像一碗白开水，一点滋味都没有。
我的丈夫也是回城知青，他总说当时他们知青点的女知青和男知青相好的事情，明明是在敲打我，还经常问我在云南谈过几次恋爱，和男人亲过嘴没有。因为这事，我和他没少吵架，也没少生气。每当他打骂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杨方来，每当想起杨方来，我心里就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忧伤和苦痛。没能和杨方来牵手一生，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
到了2020年夏天，我才得到了杨方来的消息，他回到北京后被安置在钢厂工作，后来也报考了电大，再后来就成了钢厂的副厂长。1999年下岗后和别人一起做钢材生意，成了身价不菲的大老板。
得知杨方来生活得很好，我心里踏实了很多。他也多次邀请我去北京游玩，可老话说相见不如怀念，我也觉得有道理。再说各自都组建了家庭，也就没有相见的必要了。
现在年纪大了，一些事情也都看开了，几十年的婚姻生活虽然不尽人意，但也都熬过来了。当年我和杨方来没能走在一起，兴许也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当初我俩要是走在一起留在了云南，我的婚姻生活可能会好一点，但杨方来就不一定能成为今天的大老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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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婚恋虽然留下了遗憾，但我替杨方来高兴，当年他关爱我对我好，我没能回报他，就权当是老天爷替我报答了他对我的付出和关爱吧。往事随风，这是我今天的心态。好人一生平安，这是我最真诚的祝愿！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吴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