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可以回忆,往事不堪回首,每当想起这句话,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初恋,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苦痛和伤感。青春原本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我的青春时光里却留下了许多不如意,没能和初恋牵手,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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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一个人默默品尝自己酿下的这杯苦酒,当年在云南支边的情景,时时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1971年春天,也就是我来到云南水利三团的第二个年头,那天的一个中午,吃午饭的哨子刚刚吹响,我放下挑土的担子正要去吃饭,上方的土坡突然坍塌,我的下半身被埋在土方下,动弹不得。

没等我呼救,只听离我不远的杨方来班长大声呼喊:“快来人啊,有人被埋在土里了……”

不到五分钟,几名战友奋力挖开土方,轻轻把我拉出来。我试着站了一下,感觉左脚疼痛难忍,一步也不敢走。杨班长赶忙背起我,把我送到了卫生所。卫生员为我做了检查,发现左脚的大脚趾颜色都变了,脚趾盖边缘有血迹,脚脖子也有淤青,应该是受到了硬土块或石块的挤压。

卫生员为我简单处置了一下出血的地方,建议我去团部医院做一下X光透视,看看伤没伤到骨头。我坐在凳子上休息了一会,除了大脚趾疼得厉害,感觉其他地方没啥大事,脚踝处也能活动,我不想去团部医院,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随后赶来的连指导员和排长商量了一下,就让杨班长把我背回营房,让我回宿舍休息,他们的意见是观察一晚看看,不行再去团部医院。

杨班长把我背回宿舍,给我打来了饭菜和开水,然后对我说:”你好好休息,下午收工后我再过来看你,要是感觉那里不舒服,我就送你去团部医院。”

吃晚饭的时候,杨方来班长给我打来了饭菜,看了看我红肿的左脚,问我脚疼得厉害吗?我笑着摇摇头,感觉眼睛有些湿润了,远离父母,能得到战友如此的关爱,我心里很感动也很温暖。

第二天起床后,我的左脚虽然还有些红肿,但不那么疼了,也能走路了,没等杨班长来看我,我就准备自己去打饭。

就在这时,杨方来班长跑来了,他把一个午餐肉罐头塞给我,盯着我的脚看了一眼说:“感觉怎么样?用不用去团部医院做个检查?”“感觉好多了,也不那么疼了,不用去团部医院了。谢谢你的午餐肉,我明天差不多就能上工了。”我笑着回答。

那天杨方来班长给我打来早饭,嘱咐我好好休息,不要急着上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感激。

第三天吃过早饭,我就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工地现场,修建曼玲水库的工期紧任务重,战友们都起早贪晚地奋战在工地上,我也不好意思总休息呀。

杨班长看我带伤上阵,他笑着对我说:“以后谁再说你们上海姑娘娇气,我就跟他急!事实证明,上海姑娘也是铁姑娘。”就是因为杨班长的这句玩笑话,我得到了一个上海铁姑娘的雅号。

杨方来是北京知青,也是1970年春天来到水利三团的,当时我们分在了一个排,不在一个班。后来我们班的班长去了炊事班,杨方来成了我们三班的代班长,我们都喊他杨班长。杨班长很淳朴很善良,大家对他的印象挺好。

之后的日子里,杨方来特别关照我,北京寄来糕点和午餐肉罐头,他都会偷偷送给我一点,他父母给他寄来的手套,他也送给我戴。

一晃就到了1974年秋天,曼玲水库顺利完工,我们水利三团也就撤销了兵团建制,全体成员都划归到橄榄坝农场,新组建了八分厂,我和杨方来分在了同一个生产小队,天天一起上山刨挖树坑,栽种橡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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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日久生情,这话确实有它的道理,渐渐地,我发自内心地爱上了淳朴善良的杨方来,杨方来也明显喜欢我,每天吃过晚饭,他都会喊我一起去散步,休息的时候,他还带我一起去城里。

很快,我俩的恋爱关系就公开了,工友们都说我有眼光,都说我俩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看我俩公开了恋情,我们队好几个小伙子和大姑娘也都谈起了恋爱,队长还开玩笑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大家都主动点,积极谈恋爱,到时候队里为你们举办集体婚礼。但有一点,不能耽误生产劳动。”

1978年秋天,北京的一名男知青和一名女知青结婚了,杨方来就问我:“惠萍(我叫吴惠萍),你看咱俩什么时候结婚啊?我父母来信又催问这事了。”“我写信给我爸妈说一下,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我笑着说。

其实,我也着急结婚了,每天晚上散步回来,杨方来把我送到宿舍门口,总是恋恋不舍地拉着我的手不放,我也是舍不得离开他。

二十天左右,我就接到了父母的回信,父母的意见是让我想办法办理病退手续回上海,他们不希望我在云南生活一辈子,更不希望我和北京青年结婚。就算实在不能回上海,也要我找一个上海人结婚。

看完父母的来信,我心里很难受,我和杨方来已经相爱了这么久,总不能因为他不是上海人,我就不能和他结婚吧。

我原本不想让杨方来看到我父母的回信,偏偏就在我看完信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我身边。看我在抹眼泪,他就追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奈,我把我父母的来信递给了他。看完我父母的来信,杨方来没吱声,默默地转身离去了。

当天晚饭后,杨方来没来喊我一起去散步。那一夜,我几乎是一夜未合眼,思来想去,我决定违抗父母之命,坚决和杨方来结婚。父母不在身边,等我和杨方来领取了结婚证,我父母也就没办法了。

第二天出工劳动时,我对杨方来表明了我的态度,并告他晚上老地方见。

吃过晚饭,我准时来到苗圃后边的那条小路上,杨方来已经等在那里了。我走过去,紧紧抱住他,亲吻他,他也紧紧把我拥进怀里,低声说:“惠萍,不要离开我……”

就在我俩商量婚期的时候,知青回城的消息就如二月春风,吹遍了西双版纳的各个角落,多少人为之疯狂,多少人为之愁容,我和杨方来对这个消息却没有任何反应,因为我俩已经拿定主意,一辈子扎根这片红土地,一辈子不离不弃。

1979年3月21日,距离我和杨方来约定的婚期还有四十天,我突然接到了父亲发来的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

当时什么也没考虑,第二天一早,杨方来驾驶队里的拖拉机,把我送到了景洪,为我买好票和吃的,看着我坐上客车离开了景洪。

风尘仆仆赶回家,我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我妈没生病,就是为了把我骗回上海。当时云南知青已经陆续回城,我父母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我被软禁的时间里,我父亲就通过各种关系想办法为我办理了回城手续,还写信告诉杨方来,说绝对不会同意我和他结婚的,并劝他尽在回北京,回到父母的身边去。

我被父母软禁了两个月才获得自由,本想马上回景洪,我妈说杨方来也回北京了,去了也白去。我立马给张队长写了信,后来张队长回信说,杨方来确实回北京了,队里的北京知青和上海知青基本都回城了,留下来的寥寥无几。他还劝我回城后找个好工作,好好在城里生活吧,城里的生活怎么也比农场好。

就这样,我和杨方来断绝了联系,为此我也痛苦难受了很久。

八个月后,我被安置在供电所当了一名收费员,后来报考了电大,电大毕业后从事财务工作。到了1984年秋天,我才在父母的逼迫下,和一名中学教师组建了家庭。婚后的生活不咸不淡,真的就像一碗白开水,一点滋味都没有。

我的丈夫也是回城知青,他总说当时他们知青点的女知青和男知青相好的事情,明明是在敲打我,还经常问我在云南谈过几次恋爱,和男人亲过嘴没有。因为这事,我和他没少吵架,也没少生气。每当他打骂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杨方来,每当想起杨方来,我心里就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忧伤和苦痛。没能和杨方来牵手一生,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

到了2020年夏天,我才得到了杨方来的消息,他回到北京后被安置在钢厂工作,后来也报考了电大,再后来就成了钢厂的副厂长。1999年下岗后和别人一起做钢材生意,成了身价不菲的大老板。

得知杨方来生活得很好,我心里踏实了很多。他也多次邀请我去北京游玩,可老话说相见不如怀念,我也觉得有道理。再说各自都组建了家庭,也就没有相见的必要了。

现在年纪大了,一些事情也都看开了,几十年的婚姻生活虽然不尽人意,但也都熬过来了。当年我和杨方来没能走在一起,兴许也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当初我俩要是走在一起留在了云南,我的婚姻生活可能会好一点,但杨方来就不一定能成为今天的大老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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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婚恋虽然留下了遗憾,但我替杨方来高兴,当年他关爱我对我好,我没能回报他,就权当是老天爷替我报答了他对我的付出和关爱吧。往事随风,这是我今天的心态。好人一生平安,这是我最真诚的祝愿!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吴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