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自恋，主要是在学校读书时，同学们都说我长得很帅。到底哪里帅，我也不知道。好多次我偷偷照镜子，我也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也没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1967年夏天，还差一年没有高中毕业，我就离开学校到木器厂做了一名学徒工。之前给我写过纸条的那个漂亮女同学嫌我的工作不好，就不再理我了。
没多久，那位漂亮女同学和我们班的班长彭占祥好上了。因为彭占祥的妈妈是街道干部，彭占祥去了人人都羡慕的新华书店，有了一份好工作。后来，那位漂亮的女同学也有了一个好单位，她到百货商店做了一名售货员。
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春天，我师父说他家想做一个矮桌，差几根四十公分长的木方子，他说他都弄好了，让我想办法给他顺出去，再弄点七八公分长的圆钉子。
师傅的话就像圣旨，我哪敢不听。圆钉子倒是没费劲，我很顺利地带出去了两饭盒，足有五六斤重。师傅刮好的方子木虽然不长，但我装饭盒的挎包装不下，没办法带出工厂。还是师傅有办法，他把木方子别在我的裤腰里，用裤腰带扎紧，一次带两根，很难被发现。
我接连帮师傅带出去了四根木方子，门卫都没发现。可第三次我刚到门口，突然看到副厂长也在门口，他和门卫在检查职工的兜子和饭盒，那天还真发现有职工用饭盒往外带钉子和油漆刷的。
副厂长亲自检查了我的挎包和饭盒，没发现问题，就把我的挎包扔给了我。我没接住挎包，挎包掉在了地上，我赶紧蹲下来捡地上的挎包。结果别在裤腰里的那两根木方子现了原形，我被抓了现行，然后被单位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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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待业半年，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爸还去求了我同学（班长）的母亲，她却建议我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别无选择，我于1968年12月下旬坐上了北京开往山西境内的火车，最终来到了定襄县滹沱河畔的王家庄大队，做了一名插队知青。
当时分派在王家庄大队的北京知青有八十多人，我们八名男生五名女生被分在了王家庄六队，大家临时住在了停课的小学校里。两间教室里铺了厚厚的谷草和麦秸打了地铺，八名男知青住一间房子，五名女生住一间房子。我们睡在厚厚的谷草和麦秸上面，一点都感觉不到冷。
因为学校里没有做饭的地方，队长只好安排我们到老乡家中轮流吃派饭，我被安排到了社员王庆东家吃派饭，要在他家连续吃五天，然后到下一家再连续吃五天。
王庆东家五口人，两个闺女，他六十多岁的老父亲王洪礼跟着他一起生活。王庆东一共哥四哥，他最小，母亲病逝后，父亲就跟着他一起生活。他的大女儿叫王玉春，当年十九岁，个头不高，胖乎乎的。二女儿叫王玉秋，当年十八岁，有两颗小虎牙，个头也不高，长得算不上好看，但她有文化，要不是学校停课，大队书记就安排她到学校教书去了。
据王庆东大叔说，他家劳动力多，没有吃闲饭的，家里的生活条件算是不错的。我在王大叔家吃的第一顿饭是小米红薯稀饭，还有玉米面窝窝头，早晨没有炒菜，咸菜丝用熟棉油拌过，很好吃。
王大叔一家人都很热情，不用我去厨屋端饭，我和王大叔、王爷爷三个人围着一张八仙桌坐在堂屋等着吃饭就行。饭后也不用我捡碗筷，我就像他们家的客人一样。
一晃就在王大叔家吃了五天派饭，最后那顿饭，王大叔杀了他家的一只大公鸡，还让王玉秋到邻村买来了豆腐，在王大叔家受到这样的待遇，我真的是受宠若惊，非常不好意思。
等我第二次到王大叔家吃派饭的时候，已经是春节过后了。第二次在王大叔家吃派饭，我更是受宠若惊，一连好几天都有肉吃，还有豆腐和丸子，顿顿都是白面馍馍。后来才知道，我和王大叔王爷爷三个人吃的是白馍馍，王大婶和玉春、玉秋吃的是高粱面窝窝头，过年时买的肉炸的丸子，他家一直都给我留着。
在王大叔家吃了两轮派饭，我和王大叔一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玉春和玉秋都管我叫哥，我就像她们的亲哥哥。
过了阴历的二月初二，天气逐渐转暖，王队长安排社员在学校院子里垒砌了灶台，买了两口大锅，又安排王玉秋帮我们做饭，我们就不用到老乡家里吃派饭去了。紧接着，春耕春播生产也就拉开了帷幕，春季农忙开始了。
王玉秋帮我们做饭的那段时间，她对我特别照顾，帮我洗衣服刷鞋，天天都给我把暖水瓶灌满热水。她看我用的扁担有点窄，就把她用的扁担给我用，还给我缝了一个棉垫肩。
对一个人产生好感不一定必须经过什么大事情，王玉秋点点滴滴的小事，却慢慢让我对她产生了好感。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都说王玉秋长得个头矮，还有两颗小虎牙，虽然算不上丑陋，但绝对算不上漂亮。可在我眼中，王玉秋非常可爱，因为她淳朴善良又勤快，我觉得她很美。不是外表美，是心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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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秋天，队里为我们知青盖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点，我们搬到新家居住了，王家庄小学很快也就复课了。
学校复课前，队长问我愿不愿意去学校当民办小学老师，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是男生干活有力气，还是让王玉秋去学校教书吧，她是初中生，爱说爱笑还会唱歌，适合当老师。就这样，王玉秋和一名女知青当上了王家庄小学校的民办教师，我无意中送了一个顺水人情，王玉秋从心里感激我。
之后的日子里，王玉秋对我越来越好，她家做了什么好吃的，不是给我送到知青点，就是拉着我去她家吃饭，我的衣服脏了破了，她也主动帮我洗帮我缝补。王玉春结婚那天，我是以娘家哥哥的身份去送的亲，王大叔一家人都没拿我当外人。
1973年春天，县丝染厂招工，我犁地时被队里的骡子踩伤了左脚，错过了进城工作的机会。王玉秋看我心情不好，短时间内也不能下地干农活，就让我去学校替她教书，她下地替我干农活。等我的脚伤好利索了，我想让她回学校教书，她却说我比她会教书，学生们也都喜欢我讲课，就把民办教师这个职位让给了我。
那年秋天的一天晚饭后，我去王大叔家串门，刚走进院子，就听到了王大婶说话的声音：“玉秋，你的婚事可不敢再拖了，你看看和你同岁的女子，人家的娃娃都会跑了。你姐给你介绍的那个后生有文化，还会开拖拉机，我看挺好的，你就应下这门亲事吧。你周明（我的名字叫周明）哥长得是好看，人也好，可你也配不上他啊，我咋好意思跟他说这个事情呀……”
那一夜，我一直没合眼，一直为这事纠结。玉秋的长相我倒不在乎，可我担心我父母不会同意我在农村找对象，因为当时知青招工进城已成大趋势，谁家的父母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女一辈子扎根农村啊，毕竟当时的城乡差别太大了。
说句实话，别管旁人怎样评论王玉秋的长相，可我对她一点都不反感，我喜欢她那样的性格，更敬佩她的勤劳和善良。
第二天一早，我给北京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介绍了王大叔家的情况和玉秋对我的关爱和照顾，恳求父母同意我和玉秋结婚。
很快，我接到了父母的回信，父母的意见是尊重我的选择，我爸说找一个爱我的人比找一个我爱的人更重要，只要女孩子勤劳善良人品好，就值得去追求。
接到父母的来信，我就去了王大叔家，王大叔却不同意这门亲事，他说玉秋长得丑，配不上我。我知道王大叔是为我好，他也提到了知青招工进城的事情，他劝我不要感情用事，免得以后会后悔。
王大叔越是这样说，我越是下定了和王玉秋一起生活一辈子的决心。
那年年末，我和王玉秋领取了结婚证，住在了王大叔家。大家都说我娶了一个丑妻子，还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都怀疑我肯定是奉子成婚或是有把柄被玉秋家抓住了。
谁爱说啥就说啥，我并不在乎。婚后生活好不好，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不光是岳父母拿我当座上客，玉秋更是疼爱我，家务活从来不用我操心，挑水劈柴也不用我动手，她说我的任务是好好教书，其他事情都不用我劳神。
一年后，我俩爱的结晶诞生了，玉秋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有了孩子，我理应承担起照顾妻子和孩子的义务，可我丈母娘啥都不用我管，她说我是男人，哪能围着锅台转呢。岳父母的关爱，犹如父母的关爱，比父母的关爱还温暖。
到了1977年春天，王家庄六队就我一名北京知青了，其他人招工的招工，招干的招干，都进城工作了。玉秋怕我失落，她换着样给我做好吃的，还宽慰我说，只要夫妻和睦，在哪生活都一样。她还说一辈子都不会让我受苦，一定让我做一个最幸福的男人。
第二年春天，我们的儿子刚出了满月，我就接到了山西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考了山西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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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去太原上大学了，大队书记就让玉秋顶替了我的民办教师职位。离开王家庄的时候，我岳父一直把我送到县城，告诉我安心读书就是，家里的事情不用我操心。
大学毕业后，我没留在省城，我回到了定襄县，在一所高中担任数学老师。县城离王家庄不远，我每个星期天都能骑自行车回家。每次我回到家，玉秋和两个孩子都搂着我亲不够，我的岳母早早就准备下了好吃的。岳母做的手擀面，我一辈子都吃不够。
1983年秋天，玉秋被安排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两个孩子留在家里，岳父母替我们照顾，一点都不用我俩操心。每个星期天，我都用自行车带着我妻子回家看孩子。那时的生活说不上富裕，我们却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
两年后，我妻子转成了公办教师，也和我一样月月开工资了。后来我闺女也考上山西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当了一名高中老师。我的儿子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后来读了研究生，毕业后也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没用我操过心，都是我妻子的功劳。
目前，我和我妻子都生活在太原，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儿子在北京，有时我俩也回北京小住，因为儿子的房子小，我们不愿在那常住。
今年秋天，当年一起下乡插队的老知青回山西看望乡亲们，我和玉秋做东热情招待了大家。吃饭的时候，一位女士和我开玩笑：“周大哥，你长得这么帅，咋娶了玉秋姐姐，你俩也太不般配了。”言外之意，他们就是看我妻子长得不好看。
我知道大家没有恶意，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一家是真正的教师之家，大家也都知道我和王玉秋恩爱有加，和睦幸福。我就笑着说：“大家都说我娶了个丑媳妇，我却把她当成了宝，在我心中，我妻子是世上最美的女人。”停顿一下，我又说道：“我说的美可不是外表美，是心灵美。”听了我的话，大家都笑了，都笑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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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就跟大家分享完了，衷心祝愿读者朋友们健康快乐！幸福美满！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周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