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玮锋和范志毅成为国家队队友之前，他们先做了一回对手。
当时国家队在西安跟来访的水晶宫踢友谊比赛，范志毅是水晶宫队后卫，李玮锋是国足后卫，当时他的搭档是最失意的“黑子”张恩华。
赛后，李玮锋说：“小范是老大哥，腿上又有伤，我真舍不得撞他。我们每次拼抢时，我都有意识地留着点劲，不敢用力。”
中国队十强赛首战阿联酋出场主力队员名单上，后卫线赫然是范志毅和李玮锋，当时不少人为这个组合悄悄捏把汗：这两个人的性格脾气很相似，都有些毛躁、容易冲动。
“毛躁，冲动，你们为什么不说我在赛场上充满激情呢。”这是李玮锋的反驳。
“乌龙球，世界上哪个后卫在解围的时候不出现失误，该踢的时候我还得踢。”不论是公开还是私下，范志毅都直言不讳。
李玮锋说：“无论如何，小范是我大哥，他经验丰富，这方面就是比我强，我服他。”
当范志毅正式离开国家队，李玮锋开始接过后防中坚的大旗，那些年站在他身边的队友变成了郑智。
红牌与最佳
李玮锋是一个相当容易拿红牌的人，他过多的“红牌史”，会让人们有种“他爱拿红牌”的错觉。
一九九九年二月七日，在登喜路杯上，中国国奥一球不敌韩国国奥，李玮锋和李东国斗殴，双方均都吃到红牌。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日，联赛第四轮，李玮锋对裁判杨志强的判罚十分不满，被出示红牌罚出场。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日，中超第十一轮深圳对阵上海国际，李玮锋上半场肘击外援阿尤，被红牌罚下。
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东亚四强赛中国对阵韩国的比赛中，李玮锋因为对裁判的判罚不满被出示红牌。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日，在亚冠四分之一决赛中，全北现代对阵上海申花，李玮锋在禁区内蹬踏对手，裁判判罚犯规，申花被罚点球加红牌。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中超第十八轮，上海申花对阵河南建业，双方球员在场上发生乱斗，李玮锋和外援戈麦斯发生身体接触，裁判出示红牌。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武汉队客场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中，李玮锋因恶意踩踏国安球员路姜，吃到禁赛八场的重磅罚单，武汉光谷在上诉未果后愤而退赛。
俱乐部宣布退出，让心灰意冷的李玮锋打起退役的念头。
然而除了朱广沪之外的另一位恩师车范根再次向他伸出援手，李玮锋顶着“武汉罪人”的骂名加盟水原三星，一时间两国足坛舆论哗然。
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布拉格斯巴达队与水原三星队的香港贺岁杯比赛中，李玮锋首发出场，这是他加入水原三星队后的首次亮相。在第九十二分钟，李玮锋拿到第二张黄牌后被罚出场。
在韩国的前五场比赛，李玮锋总计吃到两黄一红，韩媒跳脚叫嚣：“他会成为水原罪人，会毁了我们的联赛。”
但李玮锋却就此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二春，他依旧勇猛，并且更加稳健，在联赛和亚冠的比赛中相继为自己正名。
二零一零赛季韩国足协杯决赛，李玮锋助攻廉基勋绝杀釜山，成为水原卫冕的绝对功臣。
在远离国内纷纷扰扰的宁静时光中，李玮锋连续两年提名亚洲足球先生，“也就是那段时间，我的潜能被彻底挖掘出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入选候选名单的这两年，李玮锋都没有能够入选国家队。
球霸与封杀
李玮锋在水原三星的那几年，国足的主帅换成了高洪波。自高家军正式组建以来，李玮锋始终不在集训名单之列。
当时国家队的主力中后卫组合是杜威和冯潇霆，替补是汪强和赵鹏。外界不止一次呼唤李玮锋回归，在不同场合，李玮锋也表达了回归的愿望，并称自己可以做出很多改变。
高洪波表示：“不光是李玮锋，郑智、邵佳一等，都在国家队征战亚洲杯的大名单之中，只要球员符合国家队的战术要求，国家队就会考虑适时征召。”
时任足协国管部主任的曹景伟称，“会向状态好的队员敞开大门”。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当年不让李玮锋进国家队，是领导决定的，“如今他想回来，还得领导下赦免令”，这来自于一场久远的“封杀”。
二零零五年，中超深圳队发生“球霸风波”。迟尚斌在下课的前一天，就做好了将李玮锋开除出队的准备。
但是让迟尚斌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信心满满地对外表示“天就快亮了”后不到一天，深圳俱乐部的东家汇中天恒最终做出让其下课的决定。
极度失望与气愤之余，迟尚斌与俱乐部当时名义上的董事长杨塞新到北京“告御状”。
这一次北京之行，两人不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杨塞新在发布会上爆出“球霸”一词，而且更重要的是，迟尚斌还拜见了国家体育总局分管足球的领导，厉数李玮锋的“恶行”。
于是，清除李玮锋这个“球霸”的行动从那时就已经有了根源，合适的机会差不多在等待了一年之后到来。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日，因为李玮锋在上海申花队比赛中所连续领到的红牌，国家队正式宣布撤销其队长职务并同时停止他在当年参加国家队集训、比赛的资格。
二零零七年三月底，当时的国家队主教练朱广沪坚持要人，加上李玮锋“低头”，写了一封“检讨信”，他在被赶出国家队大门接近半年之后终于回归。
天才与转变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李玮锋被停赛八场，直接导致武汉光谷退出中超，李玮锋就此彻底失去了在中国踢球的空间。
而后前往韩国踢球的李玮锋，连续两年入选亚足联最佳球员的候选名单。
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八年，李玮锋在国家队踢了一百多场国际比赛，代表深圳和申花打了联赛和亚冠，但是却从未进入过亚足联最佳球员的候选名单。
直到他去了水原三星队，从之前的十年一次没有，到最近的两年都有，这样的反差和对比，除了得益于李玮锋自己不错的发挥之外，也许还和环境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这究竟是中国的光荣还是耻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当时的李玮锋从来不是一块遮羞布，而是亚足联打过来的一个巴掌。
对于忙着在《新闻三十分》和《案件聚焦》之间来回切换的中国足球来说，对于那些从前在水上项目里混饭吃，却又开始冒充足球内行的足协新官员们而言，中国足球从来只是一种工具。
在李玮锋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他不但一如既往的霸气，还经常插上进球，还帮助球队连续两年获得杯赛冠军进军亚冠。他的场外新闻少了，他的是非也少了。
这种变化让人倍感惋惜：如果早几年顿悟，他的成就当远大于此。他是从中国足球里成长出来的人，但这些似乎又不完全是中国足球赋予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