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辛亥革命的性质，必须从革命者孙文和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的不同说起。
当孙文以16岁的年龄师法洪秀全砸毁村庙中的神像牌位时，24岁的康有为却在西樵山的白云洞中读书兼沉思，开始由中学转向西学，并在参加会试回家的途中到上海租界转了一圈。
1895年的不同更为特殊。
这一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发起了公车上书，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一副帝师的样子。
此当儿，29岁的孙文正在广州以“农学会”作掩护，召集兴中会成员讨论袭取广州作为反清革命根据地的起义计划，完全是激情四溢的一个革命先行者。
此后，两人的思想和活动引发了1895年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也促成了君主立宪和共和革命两种思想的交锋，在交锋中分化了士绅政治共同体。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士绅上层以及主流士子文人、绅商、军绅和豪门望族，倾向于以不那么激进的维新立宪变革而实现富国强兵；以孙文为代表的下层士子及其会党反清力量，则选择社会革命以推翻满清、清除帝国主义。两者的不同，形成了吕思勉所说的清末两大改革派：士夫派之康有为，平民派之孙文①。
康派始终走的是上层变法路线，尽管1898年被迫逃亡日本，但其思想已经在上层社会萌芽生根，从维新变法到君主立宪，响应者日众，以至于八国联军之后，欲杀康有为以泄愤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推行变法新政，完全照着康有为的套路而推行社会改革了。
可以说，康有为的主张最终是被社会接纳了，只不过新政的实施因着孙文革命波澜的冲击，使康式社会改革朝着只要宪法不要君主的方向走了。
这恰恰是孙式反满革命要推行的主张之一。
而孙文的办法，先期是靠着民间的秘密会党，这些江湖豪杰反满灭洋态度坚定，却实不足承载革命之重任；后期便主要依靠年轻的激进思想者这些下层士子，他们或可在书报中与康梁派厮杀，或能到新军中潜伏，以积聚实力图革清室之命，一时造成强势于康梁的社会观感。
问题在于，这些革命者，喊打喊杀的文弱书生为多，且以革命之正统自居，而真正可以对清军进行打击的新军中的士官，却又不善于喊杀，被视为粗莽匹夫，当起义成功之后，就沦为靠边站的革命者了。
孙文长期居留海外，实不能洞悉革命者内部的这一差别。
及至到了实质上要承担革命之重任的时候，献计于身边的人，一部分是喊打喊杀的革命派，他们对于政治之险恶，革命使命之艰巨缺乏正确的认识；
另一部分是康氏变法时的精英了，他们所认可的孙文革命，不外是参议院选举及选举式的共和。
袁世凯能窃革命之成果，主要就是这些原因。就此来说，辛亥革命反倒是康有为的胜利，孙文的失败。
在这一意义上说，周锡瑞的观点就不无道理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并非由于它没有实现革命党所期望的民主共和理想。理想和实践的分裂，社会准则和革命成效的互不连续，肯定是挫折失败和灰心情绪的原因。但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弱点，导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在清王朝统治下，种种制度曾经起了维护社会统一和安定的作用。西方化废除了这种种制度，社会结构也相应地受到削弱。作为上流阶层进身基础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时，中国抛弃了遍及全国的设施，但那个设施至少保留了一种神话，这就是：中国的绅士阶层，是在取得智力成就的基础上，用公开的办法招募选拔出来的。对比起来，取代旧式科举制度的学费高的城市学堂和外国式的培养训练，明显地有利于城市和富人。清朝覆亡之后，父母亡故，子嗣必须立刻回乡服丧丁忧的礼仪制度，日益被人们忘却，这样，政府官吏失去了一个和其原籍社会接触联系的重要机会。中央政府成了一个独立世界：它对外国列强的依顺听从，经常超过对中国人民的考虑关注。②
很多学者往往只关注历史事件本身的前后因果问题，而没有去深究因果关系背后的力量和社会设施的重要性，而周锡瑞注意到了。
任何关注到这一问题的人，都会认为，就辛亥革命来说，它不仅仅是东方的一场革命而已，它更是东方历史自身的一种演变，且演变过程也是西方无法主导的，它有自己的推动力量和智慧。
不明白这一点，就永远不能明白，一个集权的国家是如何在市场的力量、人民向往自由的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进行微妙平衡的。
换个角度来看，即使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也绝对不会向大多数学者假定的那样，永远将自己封闭在东亚平原上。
而辛亥革命所揭示的，正是这个假定的荒谬性。
孙文和追随他的革命者，尽管满脑子的共和，但也是满脑子的中国士子传统，因为社会的安定与和平，远比共和原则重要。
匡扶社稷，救黎民于水火的士子传统，根植于中国士子的灵魂深处。
就单凭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坚决地说，不管有没有西方的入侵，1800年后的社会状况，即决定了它会很快走向改朝换代的另一个阶段，西方的入侵只是加剧了这一进程而已。
而当改朝换代的局面出现时，中国的士子一样会毫不犹豫地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除非可以假定，中国人永远无法走出东亚平原。
就已经发生的近代历史事件来看，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表现为高度的前后一致性：旧秩序的毁灭与新秩序的诞生，亦即帝制的倾覆和新国体的萌生，是始终按照中国文明的历史逻辑进行的。
只不过西方的入侵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快速发展而已。
正是这个基于士子传统的历史逻辑，使康有为以上书的方式向当局阐明自己的主张，使孙文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也使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革命者、改良者、反革命者，均站到了清室的对立面。
因此，就辛亥革命以推翻满清为主要目标的事实来说，它是一场中国式的民族主义社会革命，并且是一场由士子主导的民族革命，基本上是由上层士绅发动和主导的社会革命。
它有两个基本的任务，一是反清灭洋，二是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是主要的，反清灭洋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也是不得不为的革命的组成部分。
而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暂时借重列强的技艺和力量，甚至是国体制度，都只是一种策略上的选择。
至于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多少，尽管是令人困惑的问题，也一定是要去做的正确的事情。当然，这中间会有失误，也会有因意见众多而自相冲突的事情发生，就像社会主义者与三民主义者之间后来发生过的那些冲突那样。
但是，中国革命本质上既不是资丨产丨阶丨级的，也不是无丨产丨阶丨级丨的，而是由社会上层士绅力量主导的一场中国社会自我革新的革命。
但是，后世学者和革命者，对这一革命的性质的认识，迄今为止，仍不甚清晰。
马丨克丨思丨主义史学者通常认为，辛亥革命在性质上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以便区别于社会主义革命；而作为革命直接继承者的国民党人，则认为革命开创了以三民主义重建国家的前景；对于袁世凯等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前清大臣和将领来说，革命被看作是改朝换代的一次机遇。
而那些维新立宪派人士，则困惑于革命的突然而起和即刻沉沦，民权共和并不比他们倡导的君主立宪，能更好地实现强国的目标。
列强国家则瞪大着眼睛，观察着在革命之后，他们在东方的利益可以由哪一派力量来提供保证，不免的，他们会以自己的逻辑来诠释辛亥革命的性质。
引起这些不同观点的重要因素，是辛亥革命后孙文将中华民国总统一职“禅让”于袁世凯后，导致了革命的夭折。
尽管孙文在1913年，企图通过二次革命重新掌握革命的主导权，但最终还是失败于涣散的组织和领导，这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并引起了孙文和黄兴的分裂。
所以，辛亥革命只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它的主要成就是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倾覆了长达2100多年的帝制国体。未能完成的任务是共和国体及政体的创建；使革命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则是在新秩序混沌不清情况下，让袁世凯所代表的守旧力量，擭取了最高权力。
【本文完】
注释
①吕思勉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60 页。
②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3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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