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哈马斯是以色列“制造”的。大错特错！
在现代社会，在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十分多元化的现代信息社会，任何一个仍然坚持采用野蛮、暴虐极端手段，仍然用袭击无辜妇孺来寻求政治利益的组织，都没有资格把选择这种手段的道德责任推卸给敌方。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村落之间、族群之间、社区之间，都难免有冲突矛盾。但不是每个社会都会采取极端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社区之间固然积怨已久，但英国和法国之间就没有历史恩怨吗？德国和波兰呢？为什么到了现代，欧洲列国之间的纷争没有延续和中东列国一样的烈度？因为文明。因为社会是会成长的，欧洲列国的社会心理已经比自己在一战、二战时远为成熟。社会心理的成长，社会作为整体在解决问题能力方面的成长，令冲突各方在解决纷争的手段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暴力早已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何况是针对平民的暴力，针对无辜妇孺的暴力。因为当抗争者已经拥有了文明人的思维方式，具备了哪怕最基础的文明观念，他们就不会把攻击妇孺视为争取正当权益时可选的手段。动物才会不分青红皂白乱咬一气。人不会！
当然，“人不会”这话说得有点绝对。小孩子在着急的时候也会不分青红皂白乱咬的。作为自然界的顶级猎食者，人类是具备颇强的杀戮天性的。只是在创造文明，接受了文明的教化之后，现代人懂得了收敛天性中的残忍。有心人可能观察过，尚未接受文明教化的人类孩童，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种天真的残忍。茹毛饮血，吞食同类，为争夺资源屠灭邻近部落，都是人类做得出来的事情。远在世上压根没有以色列的时代，远在以色列的“压迫”根本鞭长莫及的非洲、南美偏远地区，原始部落也会残杀另一个原始部落。说哈马斯是以色列制造的，说残杀妇孺的手段是以色列“逼出来的”，就象说古代的暴君都是现代文明国家“逼出来的”。这是完全的颠倒。
哈马斯是产生哈马斯的社会拒绝走向现代，拒绝接受现代文明观念，拒绝成长的结果。是保持部落陋俗的结果。没有以色列，同样的社区还是会产生同类的暴徒，在同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下，男性还是会同样去攻击虐杀无辜妇孺。伊朗的头巾革命就是例子。
伊斯兰世界不反思自己的问题，不促成自身的社会心理成长，不摆脱部落陋俗的束缚，不斩断伤害链的传承，一味指责异教徒的“压迫”，推卸在各种纷争中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些责任，是没有前途的。你们要永远保持不分青红皂白乱咬一气的小孩子状态么？永远正确，永远巨婴？
如果说以色列在哈马斯的产生过程中负有责任，这责任只能在阻碍巴勒斯坦社区走向文明方面寻找。以色列有没有阻止巴勒斯坦女性接受教育？有没有阻挠巴勒斯坦女性出门工作？有没有在巴勒斯坦社区推行部落陋俗，大搞强制生育、男尊女卑？会把攻击妇孺视为争取权益时可选手段的人，其实从未把攻击妇孺看成“不正当”过。这，才是产生哈马斯的真正土壤。
哈马斯不仅攻击以色列的妇孺，在加沙平民试图撤往安全地带时，他们还枪击按他们的说法也绝不应被视为敌对方的逃难者。他们对妇孺残忍，对己方的平民一样残忍，对加沙的儿童更是毫无怜惜之意。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与人都难免纷争。政治表达、政治抗议一直无处不在，“抗争者”并不是哈马斯独有的身份标签。残忍，对妇孺的残忍，对平民的残忍，对儿童的残忍，对达成其宣称的政治目标毫无意义的残忍暴虐，才是哈马斯的特色。也是所有未曾接受过文明教化，或者有机会走向文明却拒绝走向文明的社区在面对纷争时共有的特色。
和平，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社会心理成长到一定阶段后才拥有的能力。是遇到纷争后不再象孩子一样不分青红皂白乱咬的能力。是在解决纷争时不再表现得象巨婴一样幼稚的能力。而哈马斯没有这种能力。他们有的，是枪，是火箭炮。哈马斯就是一群荷枪实弹的巨婴。这群巨婴，这群绝不肯反思自身，不肯调整策略，改变解决纷争的手段的武装巨婴，是极端男权、极端父权社会孕育出来的结果。
但以色列不是他们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