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对于红军来说，有着多重意义，其中最重要意义就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但在毛泽东成为领导人之前，他还有一段注定不太平坦的路要走。
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期，由于李德和博古这两个人瞎指挥，导致红军蒙受了极大损失，一直到遵义这个地方，大家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推选毛泽东为领导人，历史彻底转变了。
这是大家一直以来对长征的认知。
这个认知不能说错，但太过笼统了，很多事情都一笔带过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在中央的地位得到了一定提高，但他并没有进入核心领导层。
他只是重新得到了其他同志们的认可，恢复了部分军事指挥权力，但毛泽东只有军事建议权，没有决定权。
甚至在遵义会议后，由于毛泽东的指挥思想太过超前，很多操作都得不到其他人的理解，结果又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和抵制，一度被打回重前被孤立的状态。
从党员到人民领袖这一步可不是那么容易走的，整个过程是很曲折的。
自打王明成了领导人后，毛在中央苏区就逐渐被孤立了，还不是一小撮人孤立他，是几乎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反对他。
毛泽东的很多想法自然是对的，但为什么大家就是不认可他呢？
如果一个两个人反对他，那还情有可原，但是所有人都反对他，这就说明肯定是毛泽东哪些方面做得还不够好，出现了问题。
毛泽东的说话方式是一方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观念不同，理念不同。
毛泽东跟很多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他是孤独的“农村道路”支持者，而其他人则是坚定的城市道路支持者。
毛是一人一派，其他人都是苏派，要走苏联的道路。
如果大家有过研究，就会发现整个红军的发展和生死存亡，其实都是围绕着农村和城市道路展开的，坚持农村道路的毛泽东地位越高，红军发展的越好，毛泽东地位越低，红军的处境就越艰难。
换句话说，如何让大多数人都认可毛泽东思想，事关革命事业的存亡。
毛泽东要想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其他人，不仅需要有技巧的沟通，还需要结合一些铁一般的事实和影响力足够大的教训，才能扭转其他人的观念。
后来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第五次反围剿前后的毛泽东就是因为没有解决“方法问题”，这才导致他处处受人针对，被人抵制。
每次开会的时候，咱们的毛泽东总是实名反对所有人，而且毛泽东说话很直，从来不给人留面子，常常搞得人下不来台。
毛泽东说话太直，容易得罪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朱毛之争”。
1929年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不料因为设置军委机构成了导火索，朱毛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毛泽东认为，在前敌委员会存在的情况下，不应该成立军委，这是分权。
朱老总呢则认为应该成立军委，这样更方面指挥军队。两个人为这事吵得很厉害。
结果这个时候林彪又写一封针对朱老总的信，信里的话说的很难听，什么“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手段”都出来了。
一下就激化矛盾了，然后在白砂这个地方，开了一场会，大家投票表决同意撤销临时军委。
按理说，军委被取消了毛泽东应该是胜利者，但他却直接辞职不干了，“有其名无其实，要也没用！”不当这个前敌委员会书记了。
毛泽东的硬脾气一下就把关系弄得很僵，这个时候陈毅出来讲和，说大家不要吵了，都坐下来好好说话，然后毛泽东说陈毅的行为是和稀泥的“陈毅主义”，好了，中间派也被得罪了。
朱毛之争时，朱老总43岁，毛泽东36岁，陈老总28岁，年纪不一样，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都是一样的。
幸好，毛泽东、朱老总、陈毅这三个人都是那种只对事不对人的人，大家都是为了把红军建设的更好才产生的争论，并没有个人恩怨，没多久就互相认错和好了，可红军内部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大度宽容。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的脾气还是没有改。
每次开会，都是一个样子，我实名反对所有人的意见，你们都错了，你们说的都不对，领导层也错了，从一开始就错了，从接手的那一刻就错了。
毛泽东说话直，有人说话比他还直，有次开会的时候，有人直接批评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大帽子一扣下来，毛泽东的会议也没法主持了，干脆请病假休养去了。
有时候毛泽东也很痛苦，明明自己把前因后果都说的这么清楚了，咋就没有人明白呢。
明明现实情况都如此严峻了，为什么他们都看不清呢。
直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被彻底剥掉了，然后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又被架空了。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才发现，自己的意见不管多正确都没有用了，因为没有人听。
光有正确的想法有什么用，把想法贯彻执行才是最重要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的命运就很危险了，甚至可以用穷途末路来形容。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很着急，看着自己一手打造出来的中央红军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痛苦，不焦虑是不可能的。
但光焦虑着急也没啥用，得让其他人认可自己的思路才行，光认可还不行，认可后还要执行才行。
破天荒的，耿直BOY开始学着婉转表达意见了，开始注意团结工作。
毛泽东对部下对群众是十分亲切的，他总愿意向下面的人耐心解释政策，指导工作，所以毛泽东在根据地和部队中的威望很高，但每次开会的时候，毛泽东跟其他委员的分歧就比较大，说话比较呛。
慢慢的，毛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当毛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博古又开始整新套路了。
由于博古和李德接手军权后，基本就没有打过几次大胜仗，反而连连失利，尤其是湘江战役红军惨败后，中央很多同志都对博古有意见，质疑他的领导能力。
博古也不是省油的灯，以前对付朱毛的时候，他就采用了打散老队伍插入新队伍的办法，来削弱朱毛的影响力。
而长征后呢，博古又有意识的将其他领导同志分散到不同的新队伍里，这样他就能占着最高，好发号施令。
这招其实挺厉害的，但毛泽东的眼光更长远，他看出张闻天对博古的这个政策不太满意，是一个值得团结的对象。
在长征的时候，他就提议政治委员们应该在一起，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同意，然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这三个人就被分到了一组行动。
毛泽东不怕其他人反对他，最怕的是其他人不跟他交流沟通。
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就整天和张闻天、王稼祥聊，分析之前的种种，给他们讲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第一个被毛泽东折服的人是王稼祥。
王稼祥跟着毛泽东聊了一路，也听了一路，越听越感觉毛是个高人，越听越感觉毛泽东是个很厉害的人，越听越觉得应该让毛泽东出来指挥部队。
后面毛泽东重回中央，王稼祥就出了不少力，在遵义会议上他也投了关键的一票。
张闻天虽然没有王稼祥这样转变的彻底，但他也改善了对毛的印象，而且他们三个还达成了一致：博古和李德的领导能力不行。
在团结大多数这条路上，我们的毛泽东渐入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