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完成这一套行为，他只需要常人一半的时间。但仍远远不够，探照灯的光束与光束之间仅有数秒的盲区，其间要穿越三百多米长的路程及两道持枪看守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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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6年，张元敏家欠下的外债达到3万元，2万是给父亲治病欠下的，1万是自己开汽车修理厂欠下的。父亲去世后，家里诸事不顺，猪牛接连病死。女儿面临入托，各项家庭开支节节攀高。他决定去广东打工。

“我答应家里人，无论如何也要挣到1万块再回来。先把我个人欠的那1万元还掉。”而事实上，他不想去打工，不想离开家人。

第一份工作是在惠州的一个建筑工地当泥水工，他干两个月就辞工了。“月工资只有900元，伙食费还要自负，单凭这点工资，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家里的账，于是我就跟着一位铜仁的老乡一起走了。”

铜仁老乡后来和张元敏成了的患难之交。两人一起生活了数月，一起找工作，一起睡桥洞。

离开工地后，他俩进了惠州当地的一家瓶标制厂，同样因为工资过低（700元一个月），干了一个月，两人就闪人了，又辗转到了东莞的一家鞋厂。

鞋厂坐落在闹市的街道上，厂子门口站着两位衣冠整洁的保安，大门的墙上挂满了各种手续证件，工商、税务的证件一应俱全，还有五花八门的奖状，纳税贡献奖、产品荣誉证书等等。

“它外表看上去是一家正规的标杆企业，到了里面才发现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山寨电子品生产厂。人只要一进去就很难出来，人身自由完全被限制了。而且实际工资比招工启事上说的低很多，年底才能结账。厂子和黑帮有染，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一睁眼就干活，到晚上10点才能休息，中间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我进去干了十几天就去找管工辞工。管工不许我辞，我说我要报警。他威胁我说，‘你报警吧，根本没用。’后来我得知厂里曾有人报过警，没用，警察不受理，身份证和工资都被管工扣押，人也走不了。”说到这里，恼羞成怒的张元敏竟当着女儿的面爆了句粗口，“日他妈的，厂子门口就是人来人往的闹市，派出所就在附近，竟然还有这种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鼓动，有六个工人愿意和我一起起义，其中有两人是广东本地人。”说到这次起义，张元敏的语气一扫之前的阴郁无力，“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只能等待有利时机。直到有一天，厂里的工头们不知因为什么事集体出去了，我们把管工打了一顿，要回身份证件后，破门而出。”

出来后，大家各奔东西，又只剩下他和铜仁老乡在一起。他俩身无分文，又累又饿，犯难之际，墙上的一则招聘启事吸引了他。

出海打渔，包吃住，月工资12000—16000元。

铜仁老乡当即对这种高薪收入表示质疑，劝张元敏不要去。但张元敏决定要去试一下运气。

“我当时想起了在老家办修理厂时认识的一位客户，觉得这事还算靠谱。这位客户曾在汕头干过打渔的活，六年挣了20万元，回家建了大砖房。即使被骗，我也不怕，有了这次在电子厂里的起义经历，我同样有能力在船上带领工人起义。”说毕，张元敏的鼻子发出一声冷笑，似乎在嘲笑当时的自己的愚蠢和天真。

那位铜仁老乡进了东莞当地的一家建筑工地，工资低得可怜。有了上次鞋厂的前车之鉴，张元敏决定把身份证等物件全部交给铜仁老乡保管，然后安心地去打渔。

那时已是2006年9月，他计划用几个月的时间挣个两三万块，好回家过年。

告别铜仁老乡后，他拨打了招聘启事上的电话，不消半个钟头，一辆金杯车便把他接走了。金杯车里坐满了跟他一样穷困潦倒的农民工，都是通过黑广告进来的。他们被送到一处诊所进行体检，通过体检者被集中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上了一艘汽轮，往海上开去。大概航行了半天时间，他们被转移到一辆大型油轮上。

“上了油轮，一出了中国的海域，大家就觉得不对劲。除了衣服，所有的东西全部被收缴，谁要多问一句话，立马一顿暴打。”他当时还因此埃过看守几大脚，疼得双手抱腹趴地，半天哼不出声。“屙屎都屙出血来”

据张元敏介绍，这艘渔船上的管理层是泰国人，船上准备了好几种国旗，靠近哪国的海域就升哪国的国旗。

“油轮上的补给是其他轮船送过来的。船一年只靠一两次港，每次靠港，我们就被撵进暗无天日的船舱里。除了天气预报，外界的任何信息都被封锁了。船上的食物主要是土豆和南瓜，外加一小点烂鱼，因为这两样东西保质期长。”提到土豆，他立马伸手按了按胸口，一副欲呕又止的表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吃土豆了。”说着，他朝院子的犄角旮旯瞥了一眼。那里有一大麻袋乡政府发的救济土豆，不少土豆都腐烂了。

“每天累得要死，偷懒点被打，感冒生病了也被打。”船上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只有少量应付跌打扭伤的普通药品。有些人累病了，实在动不了了，就会被转移到船上的其他地方，然后就像蒸发一样不见了。

“我命由我不由人，我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在船上待了半年后，他开始认真策划逃跑的事。

张元敏穷尽一切机会，搜索逃生用的东西。比如包裹衣服的防水塑料袋，是他被临时叫去拉渔网时跟工头要的。他谎称睡舱里潮湿，需要塑料膜去打地铺。船上数年，这种被临时叫去干除锈之外的活的机会屈指可数。

他没想到，这次逃跑，他足足等了五年。

二

和妻子最后一起劳作的画面时常遁入他的梦里，每次醒来，他都有种恍若隔世、亦真亦幻的错愕。但是很快，汗臭和鼾声又将他攫回逼仄黑暗的船舱里。在他身旁，横七竖八的躺着20多个赤条条的汉子。空气燥热而憋闷。

为了逃跑，数年来，他极少纵容自己睡过踏实觉，尽管高强度的劳作让人疲乏至极。几乎每个晚上，他都是在半睡半醒中度过，这种状态可以让他分出精力来思索逃跑的事。

冲出舱门，避开探照灯，下到头层甲板，取救生圈，跑到甲板的最低处，跳海……这条逃跑线路他在脑中演练了无数遍，早已烂熟于心。

张元敏笃定，要完成这一套行为，他只需要常人一半的时间。但仍远远不够，探照灯的光束与光束之间仅有数秒的盲区，其间要穿越三百多米长的路程及两道持枪看守的防线。希望极其渺茫。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前赴后继去尝试，“隔上几个月会听见枪声，只要一响，第二天船上的劳工要重新编组，戒备也变得更加森严，大家心里都晓得昨晚死人了。”张元敏说。

除了在脑中演练逃跑路线外，他还会把自家、岳母、邻居、大哥、村长、铜仁老乡的电话号码翻来覆去地在心里默诵，以对抗失忆，“万一哪天逃出去了，才能第一时间联系到家人。”

船上三百多号劳工被编成数十个小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他的工作是对一小段船体进行除锈和钢板焊接。睡觉在舱外，活动范围仅限于底层甲板的小块区域，一旦擅自脱离这块区域，一经发现，便是一顿拷打。

在船上的这些年，他已经把这块生活区域的各种规律摸得一清二楚，但有些事并无规律可言，比如救生圈。

“有些天救生圈会挂出来，有些天没有，全碰运气。”正是基于这种不确定性，这晚上的逃亡俨然是一场有进无退的生死之赌。

军靴撞击甲板的声音从头顶缓缓移过。张元敏将右手搭在左手手腕上，默数起心跳。没有手表，他只能通过这个方式推算看守下次出现的时间。

“相隔大约20多分钟，一千五百多次心跳。”张元敏说。他的心率约为70。

看守身强力壮，全副武装，训练有素，是打架的好把手。

每隔一两个小时，看守要进舱探视一周。军靴撞击甲板的声音再次临近。“咔！”舱门开了，海腥味随着海浪声涌进来，军靴沿着舷梯拾级而下，荷枪实弹的看守进舱了。

张元敏眯缝着眼睛，趁机窥视看守的举动和舱外的情况。舱外黑咕隆咚的夜幕划过一道闪电，有微弱的零星雨点声。暴风雨要来了。张元敏纹丝不动，努力使呼吸保持匀称，让自己看起来犹如沉浸在酣睡中。

“当电筒的强光打在你的脸上时，务必保持镇定无声，因为即便是说梦话也可能被误认为是聊天而招来一顿毒打。”这是舱里的劳工用血泪换来的共识。

不堪凌辱的张元敏曾伙同其他人试图反抗过，原本说好大家一拥而上的，结果最先冲上去的七个人半分钟不到就被一名看守徒手撂倒在地，其他人顿时傻眼了，没再动过劫船的念头。

“我们还是偷袭他的，如果正面交锋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他心有余悸地说。

暴风雨真的来了。看守焦急的脚步从他面前飘过，上舷梯，关舱门，把劈啪作响的雨声隔绝在舱外，舱内复于黑暗，死寂。

张元敏又开始不自觉地默数心跳。

“轰隆！”一声雷鸣，闪电亮彻舱内。他心头一颤：舱门竟然开了！看守没有把舱门栓牢。

逃命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天，他大约等了五年。暴风雨降临时，看守会去住所取雨衣，中间会有七八分钟的时间。这个规律他早已摸清。要逃跑，只能利用这点时间。

看守的住所距张元敏所在的船舱门有一百来米。他通过心跳数估摸看守进了住所后，霍然起身，迅速把衣服塞进用布条拧成的口袋里，绑在背上，蹑手蹑脚来到舱门。目力所及根本看不清救生圈是否挂在凭栏上，也不知道看守是进了住所还是在转角处停留。

这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判断失误的话，冲出去不死于枪口，也会葬身于大海。

探照灯扫过，他卯足劲，冲进滂沱大雨中，飞奔至凭栏处取下一个救生圈，纵身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

三

张元敏浮出水面时，确定油轮没有发出警戒。

“成功了！”

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欢呼呐喊。一道巨浪打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浑身冷得直哆嗦。海浪太大，为了保存体力，他只好放任自流，直到第二天晚上，波涛退静，星空放晴，他才从北极星找准方向，向北游去。

到了白天，面对浩瀚无边的海平面，他又迷失了方向，只能闭目养神，晚上接着继续朝北游。如此反复折腾了数个日夜，颗粒未进，疲惫和饥饿最后征服了他，再次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只身躺在浅滩上，满身泥泞。他慌不择食地抓起水虱和贻贝胡乱往嘴里塞，稍稍恢复体力后，他起身爬往小岛深处。岛上有一栋砖房，是在割橡胶农民的住所。还未走近，狗已经嗅到他的气味，吠个不停。

“语言不通，我只能用手语比划，谎称自己遇到沉船事故，漂到这里，肚子太饿了。”他用手指了指肚皮，然后又指了指一张一合的嘴巴。“割橡胶的农民使劲驱逐我，我赖着不走，他们看我瘦得不成样子，担心我死在那里，就给了我一些食物，然后撵我走。我不走，每天主动去帮他们割橡胶，他们拿我没法，就收留了我。”

张元敏说到这里时点了一支烟，“别以为这样就得救了。后面还有将近两年的苦要受哩。”

每隔一段时间会有汽船到岛上运送补给和橡胶，但是这些船都不愿意带他离开海岛。岛上有卫星电话，割橡胶的工人不让他靠近。每天干活时，他都盯着大海望，只要看见海平线上有黑点在移动时，他便跑到岛上最高处放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