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个孩子在麻田革命根据地呱呱坠地，没奶喝的小孩哭得让人心疼，几经挣扎之下，孩子的父母决定将孩子暂时交给云头底村的老乡。
1968年，芝兰玉树的青年从北大的四层楼上一跃而下，没有医院敢收他，也没有人愿意让他康复、为他治疗，这一切因为他是邓小平的儿子罢了。
等到噩梦过去，中年人又以半具残躯担任中国残联主席，他的余生都为助残事业绽放光亮，这一次他不再仅仅是邓小平的儿子，他是从困境中挣扎起身的邓朴方。
“朴方”：朴素、方正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小朴方都是一个没有大名的奶娃娃。
他乳名叫做“奶云”，是为了感谢云头底村村民的照顾，特意取的。小名叫胖胖，顾名思义小时候的邓朴方一直都是肥嘟嘟的。
眼见到了上学的年纪，没有一个像样的大名可不行。
那时候邓小平和刘伯承都在重庆，两家关系非常好，又是邻居，所以邓小平便想让刘伯承为孩子取个名字。
在邓小平的眼里，刘伯承可是一个相当有学问的人，让他为孩子赐名怎么也比自己这样一个“泥腿子”来得强。事实证明，刘伯承没有辜负好友的托付。
很久很久以后，邓朴方向记者回忆自己名字的由来。直言刘帅将他的小名胖胖的元辅音拆开，元音化成了“朴”字，辅音ang则化为了“方”字，“朴方”二字代表着朴素、方正。
刘伯承同志亲自翻字典选出来的两个字，满是对于子孙后辈的期许。
邓朴方时常感叹，“朴方”两字足以概括他的一生，仔细想来确实很神奇。
幼时跟随父母南征北战，用颠沛流离形容也不为过。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都在大院中长大，百废待兴之际，老革命们自然不会对生活条件有什么要求。
邓朴方从来没有在意过自己父亲的职位，他在这方面似乎有种天生钝感。在八一小学读书的时候，其他同学会说自己的父亲是团长、是将军，他却觉得自己爸爸只不过是新中国的普通小职员。
甚至还因为这件事产生过一点点自卑心理。
后来他逐渐懂得了自己父亲那个职位有多么重要，但是父亲的职位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他的生活并没有随着父亲的升迁产生任何变化，别的小朋友都有的父母也不会少了他，别人都没有的他也不会有。
那时候的他，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崇尚科学，开始钻研父母都不懂的新学问。父亲在他的心里再次产生了变化，总书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连物理常识都搞不清楚。
邓小平和卓琳将他教养得很好，勤奋好学、彬彬有礼，简直是模板一样的“别人家的孩子”。
1962年，他以全科9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少年人眼中满是理想与抱负，他相信自己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从四楼纵身一跃
邓朴方很少提起在北大的时光，他曾经在那里求知若渴一般汲取知识，也曾在那里万念俱灰失去希望。
1966年，邓朴方上大四的那一年，一场浩劫掀开了序幕。
邓小平深陷在斗争中不能自拔，被下放到江西进行劳动改造。
未经世事的邓朴方实在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久之前还一心求学的学子们，现在却疯狂地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为什么之前和自己一起打球，同自己吃饭的同学，可以向自己堂而皇之地施以“刑罚”？
作为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受到了北大的特别关照，中国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不说，他们还试图以残忍的方式从他口中获得邓小平的“罪证”。
严厉拷问试过了，怀柔政策也试过了，可是邓小平又有什么“罪过”呢？
他们不让邓朴方休息，试图从精神上磨灭这个青年。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们成功了。
在他们将“反革命”的帽子，扣在邓朴方头上的那一刻开始，邓朴方就已经失去了生的希望。
他想用自己的生命，去证明自己的革命信念，去坦明自己和父亲的理想。
四楼很高却也不够高，邓朴方的腰椎和脊椎都严重受伤，但也不是完全没得救。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让邓朴方彻底瘫痪在床的并非病魔。他在日后得知，自己昏迷之后，彻底慌了神的老师和同学将他送往了医院，但是没有医院敢接收这个病人，就因为他是邓小平的儿子。
最后北医三院接收了他，却也没有给他合理的治疗，邓朴方提及这件事时，神情淡淡并没有任何怨恨，他心里很清楚，北医三院敢接下这个“麻烦”，已经是承担很大的风险了。
后来他又被送到北京校医院，继续生不如死地活着。
直到四个月之后，邓小平得知儿子已经瘫痪，鲜少写信的他向中央写了一封又一封信。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地周旋，他才能被接到北京301接受治疗。
他也燃起过希望，可希望之后是更深刻的绝望。他的脊髓已经半通了，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康复。
邓朴方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家福利院，这里没有医疗条件可言，一个大单间里住着12个人，能够活动的只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傻子和80岁的老爷爷。
重伤、褥疮、吃不饱、穿不暖，在那里都是常见的事。邓朴方只能依靠编织篓赚着钱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
饥寒交迫之下，他学起了一门编纸篓的手艺，靠这些小东西换些银钱。
活着的另一种含义
在邓小平的姑姑找到这个侄子之前，邓小平夫妇对自己儿子的遭遇几乎一无所知。
我们不知道邓小平和卓琳在知道真相时，究竟有多么悲怆，只能从邓小平寄给党中央的一封封书信中，体会到他对于儿子的挂念。
这对夫妇希望党组织能够准许将自己的儿子，接到自己的身边，年过半百的夫妻两人虽然算不上多么康健，却也总比福利院“照顾”得妥帖。
1971年6月，邓小平夫妇终于如愿以偿。
邓朴方曾经说，他这一辈子没有愧对过任何人，除了他的父母。分别之时，家中长子至少还是一个健全的人，再次相见，邓朴方除了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
邓朴方一度觉得自己是父母的负担，当时邓小平与卓琳白天要去工厂上班，晚上回来还要照顾瘫痪的孩子，偶尔有了空闲邓小平会推着儿子去晒太阳、散散步，让孩子不要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正是父母的乐观让邓朴方觉得，人世间还有他所在乎的东西。
再后来，邓朴方终于也得到了治疗的机会。这一次邓小平夫妇将孩子送到了加拿大，只因为那里有最系统的治疗体系，但加拿大医生的努力帮助下，邓朴方终于能够坐了起来。
往后余生，邓朴方一直在为残疾人的权益而奋斗。
走出了困苦的他，仍然很不愿意再提起那段过往，但不可否认的是，曾经那段困苦到近乎绝望的经历，让他无比深刻地了解到，我国的残疾人究竟生活在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表示，以中国目前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来说，中国残疾人没有任何幸福可言。
他靠在轮椅上，轮椅上挂着导尿管，残缺的身体无法熄灭他眼神中的火焰。他赤裸裸地将中国残疾人所面对的困境，毫无顾忌地摆在会议桌上，因为他明白美化和演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1984年，中国残联基金会正式成立，邓朴方担任副理事长一职，至此，他终于熬过了最为痛苦、黑暗的涅槃时期。
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各种会议上为中国残疾人发声，一直到79岁退任之前，你经常可以在各大残疾人活动中看到一个有点胖的中年人。
当代中国每一项对于残疾人的利好政策，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样勤勤恳恳、衷心建设的人也曾被人冤枉过。
当时为了给残疾人筹集资金，有人声称“邓朴方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海外资产更是超过了300亿。”
受够了冤屈的邓朴方可受不了这种气，他直接召开记者招待会，与造谣者“叫板”，表明只要有人能把这300亿找出来，他留1%生活就行，其他的全都上交给国家。
更加可贵的是，他从未否认过身份对自己带来的便利，对于他来说，如果“邓小平的儿子”这个身份，能够为残疾人带来更多的便利，那用一用也并无不可。
2003年的时候，邓朴方凭借着对残疾事业做出的贡献荣获“联合国人权奖”，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罢了。
由于平台规则，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才会被认定为铁粉。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可以点个“关注”，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