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 ，作者：韦森，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评刘海影《中国巨债：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未来》
由于中国这个特殊的经济社会体制，中国经济实际上也与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经济体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因此，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肯定是有问题的。
最近，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青年经济学者刘海影君的《中国巨债：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未来》。这是一本有着作者自己独立见解的中国经济分析专著，非常值得一读。
近些年来，我一直与海影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对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走势的判断，我们观点也比较一致，尤其是在货币内生理论和中国经济成长的阶段问题上，我们大致持相同的看法。
就我所知，海影本科就读我们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获本科学士学位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师从胡代光教授攻读西方经济学硕士学位，工作数年后再入北大攻读金融学博士。
之后，海影负笈海外十余年，曾在加拿大任职对冲基金经理，回国后曾任几家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大量经济实证研究与评论文章主要发表在FT中文网、《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财经》等，现为《福布斯》中文网专栏作家，上海卓越发展研究院、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由于海影在复旦大学和北大即奠定了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扎实的基础，又长期在国外和国内金融行业进行实际操作，具备了与书斋经济学人不同的理论视野，对宏观经济也有与媒体经济学家不同的判断，因而在国内财经媒体上撰写的一些专栏文章中，海影总是能够谈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发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声音。近些年来海影对中国经济运行的观察和对经济学理论的体悟，则集中反映在这本书里了。
这本《中国巨债》，从一开始写作，海影就告诉了我，并且在写作过程中，他不断把每一章传给我，因而应该说我大致是看着这本书如何写出来的。至于书中的主要观点和理论贡献，中国经济学人的又一新星张明博士所作的“序”已经做了全面评价，他明确且恰当地指出，这本书不但在观察和认识中国经济上有许多新的洞见，而且在经济理论上也有许多创新，对此我都十分同意，故这篇序言就不再赘述了。
这里要指出的是，基于三大理论研究视角，即货币内生、产能过剩和有效投资，这本书分析了中国经济这些年高速增长的原因，并在结尾警示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危机。对于这一研究方法和整体思路，我个人都非常同意。
另外，中国经济未来如发生任何问题，可能主要不是发生在地方政府的负债上，而会出在企业的巨额负债上——我近些年来也一直持这一判断。在FT中文网2011年以来发表的多篇文章中，乃至2014年2月底我在纽约美中关系委员会的讲演中，我都提到这一点。
故此，海影的这本书的论证和主要观点，我基本上都是同意的。这里，我只想提出以下三点，与海影和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学人一起来思考：
第一，海影在这本书中指出，“货币起源于债务，而非起源于交易需求”，由此提出“货币起源于被一个社团所认可的支付承诺，其本质是作为结清债务债权关系的支付工具”。强调这一点，应该是一个新的理论洞见。这显然与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出的“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马克思曾说：“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如果读一读任何一本中外货币史，货币到底起源于交易，还是债务？还是二者共有之？这显然是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如果读一下千家驹、郭彦岗二位先生的小册子《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和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以及加尔布雷斯的《货币简史》就会发现，无论是殷周时期的贝币、春秋时期的布币、秦燕时代的刀币乃至中国之后各朝代的铜币（铸币）、宋元时期的纸币，明代的白银、清代的银圆，以及现代的纸币和电子货币，从形式来说无疑首先是交易的媒介，当然也在借贷关系中作为债权债务的数字度量手段。
即使从中东和西方社会古代历史来看，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巴比伦乃至希腊、罗马时代的铜、银、金作为交易的货币原初形式，都不能完全否定市场交换与货币起源的关系。
当然，在中国古代的《周礼》《国语》《左传》，尤其是《管子》中都记载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借贷关系，前几年翻译出版的霍墨和西勒的巨著《利率史》，也支持了在古代苏美尔、巴比伦社会借贷先于铸币的理论。
但是，现在要做出“货币起源于债务，而非起源于交易需求”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历史的判断，显然还要做历史的考证，而非仅仅是逻辑推断，人们的借贷关系与市场交易应该是同步发展的。
可以想象，在古代任何社会中，借物还物，而不是还金银或其他“等价物”，应该是主要的借贷形式。如果还金银，那不就成“买”了？话说回来，没有交易，会有普遍借贷行为？故此这里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当然，海影提出货币实际上是一种债权和债务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由此来观察现代经济社会的运作，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尤其是在脱离金本位后，任何央行的基础货币发行，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向经济体注入一定的“流动性”，而是负全部国民更多的债务，因而海影指出货币实际上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这一点十分重要。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央行和国民间的债务是否要还？还是债务最后通过通货膨胀落到由一国国民这些“债权人”自己来负担？这无疑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这自然也牵涉到理论经济学和经济哲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第二，就货币内生理论来说，尽管从经济思想史上凯恩斯在《货币论》（1931）就提出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货币内生理论，但只是到了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那里，才得到了较明确的论述。
对于这一点，我在2011年《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多篇专栏文章和《大转型》一书中曾多次指出，尽管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就提出了货币供给并不是央行可以自行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因素决定的，因而货币则是一国经济活动内生创生出来的这一思想，但是这个思想的表述还不是很明确。只是到了明斯基（Hyman P. Minsky）、戴维森（Paul Daviso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特别是摩尔（Basil Moore）这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那里，才基本上确立了这样的观点——当人类经济社会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后，货币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而产生，因而事实是银行贷款创造银行存款，而并不主要是央行在主动地向经济体内注入货币。
即使我们赞同这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这一内生货币论，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商业银行到底如何创造广义货币，广义货币的创造是否有各国的内在不同形式，目前看来这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譬如，到2013年末，我国的广义货币已经达到110.7万亿元，广义货币与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95。这么天量的广义货币到底是如何创生出来的？海影在这本书确当地指出：“不是货币在推动投资，而是投资在推升货币；是投资过多导致货币过多而不是相反。在投资与货币的关系中，前者主动，后者相应。”
这无疑是把内生货币理论运用到中国后而产生的一个重要理论洞识。实际上，2011年3月27日我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的一篇《投资扩张、信贷膨胀与物价上涨》专栏文章中就指出，美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曾提出：“正当我们为保留大政府的实力而防止出现大萧条时，我们却有必要调整经济，降低由于大政府的存在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明斯基在1986年的这一断言，好像正讲出了22年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这一逻辑在当今乃至未来中国是如此明白：如果约束不住各级政府投资扩张的冲动，广义货币继续膨胀和物价上涨，就或将是不可抑制和避免的。”这说明我与海影对这些年来的判断是一致的。
但是，一个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微观层面的银行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运作机制上，中国现实的货币内生机制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最近，笔者曾征询了许多银行业界的人士，得到的消息是，近些年来，这种贷一笔款出去同时要求借贷方把一定比例的贷款存回本银行的做法几乎是普遍的，尽管没有如0.8这般的高比率。在贷款的同时要求贷款人存回银行一定比例的做法，在中国现实的广义货币创生中又是如何不断地内生出一些虚假的货币数量来？这与其他国家又有何不同？央行和银监会监管得出来吗？中国金融系统的这种“实践创新”和“操作创造”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又意味着什么？这些无疑都是在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而不能再简单地责怪央行超发（基础）货币而导致中国的广义货币增加了。
第三，中国经济中的上述特殊运行机理，也自然牵涉到这本书最后一章的一个基本理论判断：是否危机正在叩门中国？首先，从中国经济中现存的巨额负债——尤其是非金融企业的负债比率近些年来飙升的事实中（目前企业负债与GDP的比率已经超过180%），我们确实得不出乐观的结论。
另外，海影本人计算出来的中国各行各业的平均产能过剩率均已超过32%，结合之前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确实说明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中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深层次问题。也正是根据这些事实和数据，我从2011年起就在FT中文网上连续发表多篇长文，判断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后，潜在增速正在下移，可能的潜在增速正在下移到5%到7%之间。
对此，海影也多次发文表示同意，不过认为潜在增速可能更低一些。但是，这本书第4章提出的一个观点，即危机正在叩门中国，对此我却不敢下确定性的判断。中国经济确实到了这一轮高速增长的后期，存在着许多问题，包括地方政府负债和企业负债在不断攀高、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以及投资回报率在逐年下降，等等。对于这些现象，海影在这本书中给出了大量数据，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
2014年2月27日，我曾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发表一个简短的关于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和长期增长前景的讲演。在讲演中，我提出：“从整体上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移，但是在短时期中国经济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我的理由如下：尽管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移，但目前中国经济大致仍然在高速增长的后期，且未来几年仍然会有一定的惯性增长，因而至少在短期中国经济还没有多大的危险。当然，我和海影以及国内许多有洞见的经济学家均认为，要看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不要再盲目靠政府所推动的更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已不可持续的超高速增长了。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不能认识到经济增速下行的自然趋势，而人为地再靠扩大政府推动的投资来“保增长”，这样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除了以上三点，我这些年来还坚持认为，由于中国这个特殊的经济社会体制，中国经济实际上也与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和经济体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且不说中国政府在目前的经济运行中还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投资还主要是由政府来推动和驱动的，政府还在驾驭整个经济运行，像贷款、存款这样的经济活动与西方任何国家都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像政府的真实财政收入（一方面有土地出让金、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以及各种各样的“费”没有被统计进政府的“宏观税负”中去，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计划指标”而贷款交税，等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下来后再归还这类虚假税收增长所引致的贷款，等等）和广义货币这样的宏观统计数据本身就有问题，因此，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肯定是有问题的。
另外，在快速的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建设还不健全，人们的守法意识还不强。在中国社会中，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在企业的实际运行中，还有许许多多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下不可能发生乃至难以想象的做法和实践，这就导致通过与西方社会甚至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们台湾地区过去经济发展道路的比对，进而理解当下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和未来增长前景都可能会有问题。因此，尽管中国经济还存在诸多问题，我和海影也曾经在媒体上发表过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评论，但是，要说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危机的大门前，我目前还不敢贸然这样判断。
中国有句俗话，叫“爱之深责之切”。海影作为一个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和未来国家兴盛与民族繁荣的青年经济学人，理性地提出中国经济潜在的问题，呼吁大家不要被一些表面的繁荣数字所障目，而要认识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希望能超前地提出并理性地解决这些潜在的问题，这充分反映出这位关注着我们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年轻经济学人的高尚情操。
最后，从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层面来说，自二战后，国际上无论是微观经济分析，还是宏观经济理论，都在越来越数量化、模型化的大趋势中演变生成了一个庞大的公理化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际上经济学类刊物每年发表的数不尽的公理化和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理论文章，与现实的经济运行并没有多少关系，因而这些文章大都是一些理论经济学家们用极其精美的数量模型构建起来的“象牙塔”中自己的“mental games”。就在这样大的且时尚的理论环境中，海影回到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中来，从货币内生、产能过剩、债务比率、有效投资这些基本的宏观经济变量上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现状和增长前景——如果还不能说有大的理论突破的话，至少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进路。
21世纪全球经济的新特征以及中国的经济运行，呼唤着新的经济学理论解释。这本《中国巨债：经济奇迹的根源与未来》，正像一艘驶出既有经济学理论港湾的新的战舰，已开启了自己理论分析的远航。作为一位经济学中教学多年的老兵，这里且站在岸上与同仁们一起为这艘年轻的理论战舰远航而欢呼和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