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二年（1910）年，大清王朝覆灭的前一年，广州府新安县发生了一起被政府视为“民乱”的事件，而这起事件的主力是一群妇女，起因则是政府编钉门牌。
01
何谓“门牌”
清代的门牌和现在我们常见的门牌是不同的。虽然都需要挂在门口，但清代的门牌更像是户口调查表。
清代，地方政府出于强化基层管理，应付战乱，统制民力，实行人口管理军事化的目的，实行了保甲门牌管理制度。十户为牌，立牌头；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保长、甲长、牌头、家庭实行所谓的连锁群防群治，互相监督，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与平安的目的。
清末的一张门牌
图源网络
门牌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户口，由地方政府发给居民的一种户籍凭证。当然，门牌还有另外的几种多功能，如田赋纳税、户捐劳役、兵丁服役、不动产田地、房屋、人口迁徙和户籍变化的管理等等。
一般来说，门牌为纸质，采用木刻版印刷，毛笔填写，在门牌右上方还盖有地方政府骑缝官印。当时官府为了稽查人口及赋税上缴等方面情况，纸门牌往往要求粘贴在木板上，悬挂于家家户户的门口。门牌的编写则以官府的户口调查数据为准。
02
清末新政下的户口普查
清末，在严重的内外危机面前，清政府被动进行改革，实行新政，其中就包括了宪政选举与地方自治。于是，清政府以应宪政选举为由，进行又一轮的户口普查。实际上，宪政选举只是户口普查的直接理由，其背后还有划分自治区域、普及教育、征集民兵、整理租税等原因。清政府的政权触角有可能凭种种新政措施尤其是地方自治措施由县城延伸至镇、乡等广大乡村地区。
民国时期宝安县城南头一带地图
在推行新政时，地方官员往往会趁机剥削百姓，加征赋税，对百姓而言，其身上的捐税负担较之前是越来越沉重。尤其是地方自治方面，清政府是让地方“自筹经费”来办理地方事务。1909年1月，清政府连颁两部章程，命令各级官员迅即筹办城镇乡下级自治。名义上，自治是“还权于民”，“以地方之人办地方之事，以地方之人谋地方之公益”，但无论从改革的初衷、制度设计还是推行过程来看，老百姓从中是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自治机构成了盘剥百姓的工具。
新政时清政府颁发的宪法
因此，老百姓是十分不配合清政府的这次户口普查，在全国各地引起不少反抗风潮。
03
润张二县立编钉门牌
新安县的户口普查与编钉门牌的工作是历经两任县令的，一个姓润（名字待查），另一个则是这次事件的主角之——张允桢。
估计是地方抵触情绪太强，抑或是润知县效率太低（实际上，与之前的户口调查一样，此次调查的实际承担者依然以广大士绅为主，因而敷衍塞责的情况十分常见），润知县在任时，完成编钉门牌工作的仅限于南头城内。
张允桢，新安县倒数第二任知县，1911年其调任花县
张允桢接任后，也采用前任润知县的办法，按区域进行编钉门牌的工作冯润霖担任调查长，任命。当时整个新安县的户口调查工作分为五个区进行，首先进行的是南头城外以及距离县城南头五里的西乡。
04
西乡的争端
西乡，这里指的是西乡墟，共分三十六坊，现在则分为河东、河西、乐群、共乐四个行政村。其时，西乡、上川与固戍等村均属第二区。
负责西乡户口调查工作的是廪贡生郑善钧。而郑善均则与西乡的一位生员郑文贯曾有过官司纠纷。郑文贯，屋下村人，其兄郑文治系光绪十四年顺天府乡试举人，其祖父郑姚为西乡一大富翁，其叔祖郑吉星曾担任碣石镇中军游击。
郑文治的相关资料
根据广州知府汪拱的奏报，郑善钧提议，以公款（其实就是乡公所的钱）作为调查户口的经费，但郑文贯暗中阻挠，这个提议就这样不了了之。随后，郑善均便在西乡标贴长红，准备在西乡的公共场所开赌摊，用赌摊所抽取的租费来充当经费。郑文贯再次反对贴长红开赌摊。知府的奏报又提到，郑文贯此时在西乡散布谣言，说调查的费用系郑善钧等人系先用自己的薪俸垫付，待门牌钉完之后，必定会抽取各家的户口人丁税。
汪拱给两广总督的奏报
当然，知府的奏报是根据知县张允桢所提供的案卷及自己的调查写成的。而根据彭全民的《深圳掌故漫谈》上所写，张允桢实际上是个大贪官，他与南头乡绅郑鉴民狼狈为奸，利用推行新政之便，大肆敛财。在南头一带编钉门牌时，要求每户须缴纳门牌费2两。而南头乡民则拒绝缴纳，虽然张允桢派兵去催收，但南头的父老坚决不交，张允桢无可奈何，只得鸣金收兵。
听闻查户口钉门牌还要交钱，西乡的乡民当然也不干了，于是，西乡、固戍、上川三乡的妇女们出来反抗了。
05
第一次抗钉
农历五月十五日，西乡以北的固戍村有妇女数百人趁着固戍的调查员姜宜集祠议办的时候，冲到他家进行抗议，破口大骂。其时，郑善均已经在西乡编至一百零三号门牌，剩余数十户尚未编钉，听闻固戍之故，怕波及自己，立马也停止编钉门牌的工作。
民国西乡地图
十六日一早，郑善钧与调查长冯润霖正准备前往南头说明情况时，一群西乡的妇女鸣锣聚众，先后冲向此次负责调查的几个西乡士绅家中抗议，辱骂并拆其家，几个士绅的房子都被“掷毁”了。此外，这些妇女还试图攻击警局。
十八日，请愿的人员更加多了。当天八点钟，西乡、固戍、上川等村的千余名妇女前往南头城，在某曾任教官的士绅之女的带领下，竟然闯进了县衙，勒令（知府的奏报就是这样写的）张允桢撤走调查员，否则她们就不走了。接连几日，这些妇女当起了“收费员”，在城门口收过路费，每人五毫至一元不等。据传，张允桢的胡子还被这群妇女给拔了。
清末报道该事件的报纸
面对此情形，冯润霖等人赶紧辞职，张允桢任命郑学俊、温梓材为调查员，在西乡重新选了郑文涛、黄煜勋等三十余人担任调查员，重新开启户口调查编钉门牌的工作。郑温等人其实也不想接手此事，连忙请辞。但上头说，编钉门牌工作十分重要，这是宪政筹备的根本，你们要迎难而上。
06
第二次抗钉
平静了不到半个月，风云再起。六月初三晚上，西乡百姓再次鸣锣反抗。当时，南头县衙听闻尖冈山（疑为铁仔山）等处有土匪聚集，便紧张起来。当时，有位被称作“安南婆”的妇女从香港回到西乡，鼓动百姓起来抗争。
民国地图上的尖冈（即铁仔山）
初六日，西乡一带的一千数百名妇女齐聚北帝庙，在坑沙（即西乡河）前竖起七星旗，联盟抗争，一千多名妇女手上都点着香，场面十分壮观。当时，有一名老婆婆当众发表演说，指挥妇女们进庙取香，焚香祭旗。当时每人缴费两毛，作为活动经费。
听闻此事后，张允桢与新安营游击潘斯铠急忙派人去西乡交涉，但这些妇女依然是继续抗争。十一日时，西乡巡警局巡佐刘春元转报，新安营和新安县派兵勇抓了温冯氏、郑姜氏、郑袁氏、吴范氏、温黄氏五人。五人对抗钉门牌的事供认不讳，押候再审。听闻乡人被抓，西乡人火了。
60年代的西乡卫星图
第二天，西乡、固戍、上川等村数千人（主力还是妇女）蜂拥到南头城外，想再次冲击县衙，要求释放五人。张允桢等人早有准备，一开始就关闭城门，并发电报通知省里。众人见进城不得，便环城抗议。十四日，省里派兵下来拿人，众人才停止抗争，离开南头。
此时，在东部大鹏一带，听闻此事后，男男女女也“揭竿而起”，持械聚众抗钉门牌，烧毁查办乡绅的房子数间。
07
结局
这件事原本仅限于西乡、固戍、上川等地，但很快就波及到了全县。当是时，新安全县立即停止编钉门牌的工作。六月十七日，广州知府汪拱亲自到新安县，来处理此事。汪拱表示，查户口编门牌绝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而这些妇女全部都是受人蛊惑，如果已经悔悟的，则一律免责。为首的也应该从轻处罚。
西乡的那些乡绅也邀请了知府去西乡、固戍、上川等地，一同劝告乡民，支持政府调查户口编钉门牌的工作。
要求革去郑文治功名的奏报
事后，汪拱将此事报予两广总督袁树勋（当时广东巡抚已撤销），并拟定判决，要求严惩郑善钧、郑文贯两人，而之前抓获的五名妇女，则适当严惩，以作警示。最后，郑善钧和郑文贯都被革去生员身份。当年十二月，郑文治也因此事被人参了一本，要求革去其举人身份。
至于调查户口编钉门牌，两广总督则向上呈奏，因新安、大埔、连州等地均发生百姓抵制事件，申请全省暂缓登记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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