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鲁迅写过那么多骂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文章，却一直能安然无恙地当教授，写文章，每月从国民政府领取几百大洋的高薪，并在上海住了9年都平安无事呢？
原因有两个：一是蒋介石对鲁迅的欣赏与尊重；二是两人都把握了很好的分寸。
鲁迅作为文学大家，不仅备受读者喜爱，连毛主席、蒋介石这样的政党领袖也对他青睐有加，蒋介石曾多次向鲁迅示好；毛主席则认为鲁迅是中国第一圣人，将未能与鲁迅见上一面引为毕生憾事。
主席非常喜欢鲁迅，1934年1月，他在和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的冯雪峰闲谈时，不无遗憾地表示，“五四”期间在北京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领军人物，唯独没有见过鲁迅。
冯雪峰说，有一个日本人认为，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毛泽东。
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主席后来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鲁迅的崇拜之情。如1972年在武汉地区的一次座谈会上说，中国的第一圣人不是孔子，不是我，而是鲁迅。我只能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由此能看出，主席对鲁迅几乎达到了崇拜的程度。
蒋介石对鲁迅的态度也差不多，只是没有公开表示过。
他与鲁迅同是浙江人，又都曾留学日本，都参加过光复会敢死队。虽然后来一个从政，一个从文，但相似的经历让两人之间不乏契合之处，也决定了他们日后那种既对立，又在对立中保持一定分寸的特殊关系。
1927年以前，鲁迅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是颇有好感的。
他在1926年10月20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还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
从鲁迅的这番言语中，能看出他那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是认同的。
同样，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对鲁迅也十分看重。
1925年底，国民党在北京办了个《国民新报》，邀请鲁迅及北大教授张凤举值编该报副刊，并许以高薪。
1926年8月，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收到国民党要员朱家骅的电报，邀请他到中山大学去“指示一切”。
没等鲁迅想好去还是不去，广州那边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发文称：
“著名文学家鲁迅即周树人，久为国内青年倾倒，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席。中山大学委员会特电促其来粤担任该校文科教授，闻鲁氏已应允就聘，不日来粤云。”
国民党的另一份报纸《国民新闻》也推波助澜，在当天发表了同样的消息，“逼”得鲁迅非去不可了。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
他的到来，让广州各界为之沸腾。朱家骅把鲁迅称作“战斗者，革命者”，推崇备至。
鲁迅以前从不和官僚政客打交道，但对和蒋介石走得很近的朱家骅似乎并不反感，欣然接受他的宴请；并和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往来密切，关系极好。
要知道，鲁迅是到广州后才认识的孔祥熙，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3月1日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
鲁迅后来不仅接受孔的邀请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还欣然应邀到其公寓“小坐”。可见鲁迅对蒋介石的这位亲戚称得上“爱屋及乌”了。
然而，这种温馨的气氛很快被蒋介石破坏了。
十多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此时的朱家骅尚未正式从政，只是在中山大学主持校务的校务委员、代理校务委员长，却积极配合蒋介石，在学校里展开“清党”行动。
鲁迅对此极为反感，要求学校出面营救被捕学生，从而和当局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成为促使鲁迅离穗赴沪的导火索。
1927年4月，厦门大学国学院研究教授顾颉（jié）刚应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傅斯年之邀，到中大担任历史系教授。这一原本正常的人事任命，引起鲁迅的强烈反应。
顾颉刚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不过在当时却是普通的大学教授。
他和鲁迅本无交集，二人后来同在厦大国学研究院任研究教授，才算打了交道。可正是在这个阶段，让他们从同事变成陌路。
事情出在顾颉刚身上。
到厦门大学后，顾颉刚又推荐了潘家询、黄坚、陈万里来厦大，陈万里又推荐了罗常培、王肇鼎。几人在厦大国文系和国学院形成了一种势力，排斥鲁迅，说鲁迅是“名士派”。
鲁迅性格刚烈，随时准备战斗，和他们的斗争自然免不了。顾颉刚因为推荐他们的关系，也无辜躺枪。
另外，顾颉刚以前对人说，只佩服胡适和陈源。
他佩服谁似乎与鲁迅没关系，可是陈源是谁？就是那个被鲁迅骂作“臭毛厕”“谎狗”的陈西滢。
胡适与陈源同是“现代评论派”，他支持陈源，自然也在鲁迅讨伐之列。
顾颉刚佩服这样两个人，让鲁迅咋想？加上他推荐来厦大的几个人组团排斥鲁迅，让鲁迅对顾颉刚厌恶至极，才接受了朱家骅的邀请，放弃厦大的400元月薪去了中大。
可是鲁迅刚到中山大学一个月，顾颉刚又来了！鲁迅本就和朱家骅以及广州当局撕破了脸，顾颉刚的到来，成为让鲁迅离穗赴沪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过，顾颉刚对得罪鲁迅一事一直很迷惑。他后来在自传中感慨道：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
说完了插曲，再回到正题。
鲁迅到上海后，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对立就开始了。
对鲁迅而言，“有文皆从敌着想，无日不与战为缘”，他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从1927年4月30日蒋介石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即拉开了序幕。
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国民党是负责任的党，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等等。
鲁迅后来著文嘲讽蒋介石：
“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聩糊涂’。”
不点名地骂蒋介石“昏聩糊涂”，也就只有鲁迅了。
他又在《“友邦惊诧”论》中，痛斥国民党与日本侵略者是一丘之貉：
“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以蒋介石小肚鸡肠的性格，断不能容忍被人这样夹枪带棒地恶毒攻击的，他指示手下对鲁迅进行还击。
国民党方面先是造鲁迅的谣，说他被“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后又想方设法地查禁鲁迅著作，并时不时派特务跟踪、威吓，想迫使鲁迅收敛。
最严重的一次1930年2月13日。
2月12日，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号召民众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反对南京政府统治，等等。
不久，天津、南京、汉口等地相继成立50多个分会，声势极大。
自由同盟反对国民政府统治，也许是鲁迅一生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主张的唯一一次，也是让国民党对鲁迅采取措施最为严厉的一次。
大同盟成立的第二天，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部指导委员的许绍棣就请求秘密抓捕鲁迅，获陈立夫批准。
1930年3月19日，躲无可躲的鲁迅只身来到内山书店避难。内山完造把他安置到书店的假三层上住了一个月，直到4月19日才回家。
1934年，鲁迅在《自传》中说：
“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1926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作品被禁止等于断了财路，这大概让当时的鲁迅很困窘，才会让他直到晚年仍恨如头醋。
不过恨归恨，鲁迅在谴责甚至是大骂国民党和蒋介石时，始终坚守一个底线：不点蒋介石的名。
以鲁迅当时的知名度，如果直接写一篇点名骂蒋介石的文章，肯定会引起强烈反响。
周建人回忆说，当时李立三去找过鲁迅，希望他能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蒋介石。
鲁迅回复说：“文章是很容易写的。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来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
李立三说：“这好办，黄浦江里有很多轮船，也有苏联的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
鲁迅答：“对，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难写了，就是写出来，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发表。”
鲁迅说的是实情。他虽然以笔为剑，以墨为锋，但他也需要生存，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失去长久斗争的阵地，实非明智之举。
对鲁迅的口诛笔伐，蒋介石心里自然有数。他用过很多办法进行回击，却也始终把分寸拿捏得极好。这从鲁迅从未中断的高薪就能看出来。
到达上海以后，1927年5月，鲁迅托老乡找到蔡元培，想在浙江大学研究院谋一个职位。由于蔡元培只是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九名委员之一，说了不算，这事就没办成。
同年6月，国民党接受蔡元培的提议，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这是一个管理全国学术的行政机构，相当于教育部，由蔡元培任院长。
鲁迅得知后，又托人向蔡元培活动。蔡元培这次没犹豫，大笔一挥，给了鲁迅一个“特约撰述员”的职位，每月薪水300大洋，还不用上班。
300大洋是什么概念？
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说，“丁福保请的这一位拓工，专拓古钱，供给食宿，月薪三十元，在当时已算高得很。”
又说：当时人对一枚银元看得很重，超过一元以上，更是一件大事。上海当时每担米四元，一夫一妻的家庭，每月三四斗就够了，子女多的人家，一个月也不过吃一担米（注：1担=10斗）而已。
又说：我的几个亲戚都是大学教授，月薪高达八十元，即使家中人多，也是月月有盈余的。
这样一对比，鲁迅每月300元大洋薪水，简直高得离谱。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鲁迅共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大洋14400元。这笔钱，对于当时没有正当职业，只靠撰稿为生又背负家庭重负的鲁迅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鲁迅在上海9年，著述颇丰，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期。可以说，正是那每月300元的薪水，才让鲁迅没了后顾之忧，让他可以安心写作，买喜欢吃的甜点。否则也就没有后来的鲁迅了。
鲁迅不上班还拿钱，蒋介石知道吗？当然知道。
不仅知道，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6月这段时间，蒋介石还兼任教育部长，如果不是对鲁迅留有余地的话，他笔尖一歪，鲁迅的“特约撰述员”和300元高薪也就没了。
事实上，还真有人向蒋介石这样建议过。
据研究鲁迅的专家蒋锡金说，许广平回忆，蒋介石兼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告密，说那个特约编辑周豫才（即鲁迅），就是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头子。
告密的那人以为蒋介石不知道。其实蒋介石心细如发，怎能不对拿高薪的这些人一一过问、审查？只是不吭声罢了。
不过，既然有人告密，就得有个态度。蒋介石的反应挺有意思，他说：
这事很好，你去问问教育部里还有他的熟人没有？派熟人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蒋介石对反对自己又不便除掉的人，历来是送到国外。
他对告密者说要把鲁迅送到日本，心里却未必这样想，不然早就这样做了。只是这样的话让告密者听了，不免有一种一拳打到棉花上的感觉。
鲁迅逝世后，有人说蒋介石曾托上海市长吴铁城送去花圈，并代他到灵堂致哀。
这个说法无从考证，但茅盾说，孔祥熙和夫人确实送去了挽联，上写：
一代高文树新帜，千秋孤痛托遗言。
鲁迅英年早逝，蒋介石态度如何不知道，但他后来曾安排人接济鲁迅家属。
许广平1940年写给郁达夫的信中有提到，说励志社曾为鲁迅家属捐款。
励志社成立于1929年1月，前身是黄埔同学会励志社，是一个不文不武的“四不象”组织，社长一直由蒋介石自任。
另外，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也说了一件事：
1942年2月，朱安在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曾给她送过10万法币。朱安不敢收，郑彦芬说：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
朱安这才收下了。
对蒋介石的行为，周海婴直到写书时还表示不解：
“他为什么一方面在政治上压迫父亲、母亲和我，另一方面又假借（送钱）给父亲的前妻，这究竟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其实，这何尝不是蒋介石的一种“分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