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 ，作者：韦森，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评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教授的《中国的奇迹》
反思中国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有五个原因：第一，得益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即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制度束缚；第二，与中国各级政府作为经济改革的最大推动力量分不开；第三，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第四，中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末期低度发展和极端贫困落后；第五，中国人有很强的经商精神。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按照林毅夫教授在《中国的奇迹》新版序言中所提供的数字，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超过9.8%的年平均增速，中国的GDP总量达到了8.3万亿美元，人均GDP也达到6800美元。
另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按最新汇价（PPP）估算，2014年美国经济规模是17.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则是17.6万亿美元，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贾尔斯，2014）。一个有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能保持35年GDP超过9%以上的年平均增速，从一个在1978年GDP总量只有2164.6亿美元——不到美国当年GDP的1/10的穷国，到2014年超过美国，这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因此将之称作中国经济奇迹，当是无可争议和毋庸置疑的。
过去35年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有哪些？今天，我们重新研讨和思考这个问题，不仅对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未来的发展道路有着切实的当下意义，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将具有普遍和一般的意义。
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不同解释
对于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林毅夫、蔡昉和李周教授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较早给出了理论解释。多年来，林毅夫以他自己一直强调和坚持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框架为轴心，以政府的发展战略为切入点，提出了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内在逻辑。
正如在这本书新版序言中林毅夫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先是从微观农户的土地承包和企业的放权让利以提高微观单元的经营积极性开始，沿着双轨渐进的方式展开——“一方面给予在改革前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时期避免了崩溃；另一方面，为了鼓励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在转型前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各级政府经由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积极地招商引资，为三资经济克服转型期中国经济在软硬基础设施上的瓶颈限制，为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了因势利导的条件，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35年年均增速超过9.8%的增长奇迹……”在近些年的许多著作、文章和讲演中，林毅夫也多次表示，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1）各种生产要素的增加；
（2）生产结构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
（3）技术进步。
根据这一经济学基本原理，毅夫多年来逻辑一贯地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快的高速增长，首先因为这些年中国经济保持了一个较高的积累率；其次是产业升级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持；最后，在中国在政府因势利导的合宜的产业政策下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这三个因素加上渐进性的市场化改革改进了制度效率，再加上大国优势，促使中国经济产生了过去35年的奇迹。
同样是跟踪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多年，张军教授则主要强调投资、投资效率、资本形成、劳动生产率提高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2011年11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朱镕基可能是对的：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的文章中，张军一方面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中资本和工业化的加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开始大幅提升，这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的特征事实；另一方面还特别指出，1994年实行朱镕基任总理时政府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展开的良性竞争，导致中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最后蕴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按照张军自己的解释：“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在支出责任与收入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尽可能地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以确保完成本级政府的支出责任。这是地方政府对快速工业化的鼓励和支持的逻辑起点。”
由此张军认为，“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机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财政再集权的结果，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角逐，由此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Tiebout的竞争，开始更多地扮演招商者的角色，不再去创办国有企业，而是致力于推进当地公共资本的形成和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部的私人投资者落户。我相信，政府的公共资本支出对私人部门的生产性投资的‘挤入效应’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经验。”
与张军这一判断精神相一致，前几年张五常教授也较早提出，改革开放后各地方政府之间——尤其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这些年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与张五常的观点相仿，这几年许成钢教授则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是地方分权和地方竞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与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金炳椽、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王瑾最近合写的一篇论文中，他们从微观层面探讨了中国近几十年高速发展的原因。
许成钢、金炳椽和王瑾的这篇将在清华大学《经济学报》上发表的文章首先提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经历了史上并不多见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期，很多人将其称为“奇迹”，并归结出“中国模式”。
然而，是否真的有“奇迹”发生？是否存在超越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模式”？在许成钢等人看来，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他们认为，私有企业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篇名为《私有企业的发展是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来自所有转轨经济的企业层面证据》的文章中，通过对比中国全体企业和26个其他转轨国家的全体企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过去发展成功的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规律一致，既不是奇迹，也并不存在超越市场经济规律的特殊模式。
正是私有企业，尤其是新兴私有企业，而不是违反其他国家经济共同规律的‘奇迹’，决定了中国经济惊人的总体表现。”他们还认为，如果革除歧视私企的制度，让私企在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自由发展，中国经济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与张五常、张军、许成钢相似，史正富教授更详细也更理论化地提出了他的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超常增长”的理论框架。在史正富看来，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得益于非同于西方国家常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言的“三维市场体制”。这种三维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良性互动，导致在过去30多年中国企业有高于常规的投资率，加上地方政府的开发投资，形成了一种超强的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致使中国经济在过去2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出了超常增长和超低波动的奇迹。
除了上述偏重强调政府行为尤其地方政府竞争是过去30年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的经济学家外，偏重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经济学家更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
譬如，吴敬琏先生在他的《重启改革议程》一书中就提出，30多年改革与开放中“市场制度的建立解放了被制度所束缚压制的生产力”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按照吴敬琏的论述，中国经济这30多年高速增长，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为民间创业开拓了活动空间，使中国民间长期被压制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积极性喷薄而出。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户民间企业。他们仍是中国出人意料的发展的最基础的推动力量。
第二，市场的开放和民间创业活动的活跃，使大量原来无法流动的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从低效率的经济活动流向效率较高的经济活动，……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第三，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使中国能够利用发达国家的储蓄率过低、投资缺口过大造成的机会，扩大出口，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产出的高速增长。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使在人力资本投资还没有发挥作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开展起来的条件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在应用层面上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在过去几百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持。
应该说，吴敬琏的这个归纳是比较公允和全面的。
多年来力促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也对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奇迹”谈了一些他自己的观点。整体而言，张维迎更强调市场化改革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贡献。
譬如，在《市场的逻辑》一书中，张维迎指出：“要讲市场经济对人类的贡献，就要回顾历史”；“西方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开始起飞。中国经济在30多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在新近出版的《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全景和路径》一书中，维迎又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我们中国只是在过去30年里边真正开始市场化的改革，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在世界上被称为一个奇迹。”
从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出发，张维迎也特别强调中国企业家的崛起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不仅如此，张维迎多年来还对那种认为政府干预市场过程和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中国模式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是导致‘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政府官员腐败的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制度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近些年也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做了一些探讨。一方面，其仁批判了中国经济奇迹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发展的结果：“世界上真有人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华盛顿共识’指导的结果。我认为那是对历史的无知，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华盛顿在干什么，也不知道那些人究竟说了什么。
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把饭吃饱，怎样把过去死教条捆住的手脚解放出来。至于有人要编一套‘北京共识’和人家打擂台，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北京共识’早在1978年就有了，纲领就是要改革开放。”
根据他的独特的制度分析视角，他认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中国产权制度的变革所带来的。周其仁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权制度的变迁是分四个层面来展开的：
第一，把公有制可以通过承包合约再把行为的权利——包括责任和义务——重新界定到个人；
第二个层面，通过承包划出来的私人使用权进一步发生了转让，从使用权演变为转让权；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第四个层面，无论是承包来的、转让来的，或者新建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放到一个市场合约中来，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即现代企业制度的兴起。
周其仁认为，正是这样一个渐进地重新界定产权的改革过程，奠定了中国大规模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政府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接着，他还补充道：“准确地说：今天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并不仅仅是高速增长，而是开放下的高速增长。”而中国开放下的高速增长的真正秘诀是什么？他总结道：“就是大幅度地通过改革开放降低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不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对过去30多年中国高速增长的奇迹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国外一些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判断。
譬如，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曾认为，中国自1978年以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并非凭空出现的。在1978年以前，中国为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付出了一个世纪的努力，这些努力为中国的现代经济搭建了基石。
通过对百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以及大范围的跨国比较，帕金斯认为，中国经济在1978年后的高速增长，中国只是做了“在此之前其他经济成功国家所做的事情”。帕金斯还认为，要理解为什么中国经济做得这么好，还要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所采取的具体经济政策和这些政策所达到的具体结果。帕金斯还认为，中国的成就中大部分来自中国的特有经历，可能并不能为其他国家所复制。这其中包括乡镇企业和国外华人投资，加上“中国的规模及其潜在的巨大市场使得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一直很浓厚，同时中国正在逐渐建立起长期外国投资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在《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源泉》一文中，澳大利亚前驻中国大使郜若素（Ross Garnaut）强调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政治秩序稳定和国家决策连贯性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伴随着中国政府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这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认为，如果不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看作是某种奇迹的话，那么可能有助于我们寻找答案。他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关键在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在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人心思定的局面，这本身就有可能意味着政治秩序会稳定下来。”“正是过去25年政策的连续以及秩序的稳定，伴随着雄心勃勃的改革和开放”，加上改革没有蓝图，中国领导人是“偶然”发现了一个成功的发展战略，才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如果说西方老一代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并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实质性变化的话，那么，新一代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则更技术化地从激励制度、销售、流通、竞争、价格弹性以及创新约束等多方面来探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贡献因素。
在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和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主编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一些多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则详细地从农村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价格双轨制、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外贸易、竞争性市场、分散化实验、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人口、城市化、区域性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竞争、“亲增长联盟”等方方面面试图论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贡献因素。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引起了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的论述，也引起了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关注和议论，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做了一些预测。
譬如，美国经济史学家福格尔（Robert W. Fogel）就曾在2010年2月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预测再过3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123.7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全世界GDP值的2.8倍。他还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和美国届时人均GDP的80%，并超过欧洲发达国家。
多年来，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一直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学术报告和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上多次讲述他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估算，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谜”的问题。
按照经济学的增长因素分析，即产出增长与劳动投入、资本存量增长以及纯技术进步率有关，莫里斯发现，到2004年，之前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率的贡献为2%左右，产出增长中劳动增加部分的贡献最大值一般也不会超过2.1%，而他估算资本存量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只有1.75%，那么这样分解计算，中国经济增长率在过去20多年中不会超过6%，但为什么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这个数字要高1.5倍以上？后来，他又从城镇化对产出的贡献角度计算出了1.5个百分点。
但是，这还是没有达到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那么差额或余项到底在哪里？由此他也曾认为，可能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还要大一些，包括“干中学”效应。除此之外，莫里斯猜测，在“余项”中可能还有制度因素。
不管技术上如何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我们从任何城市和地方的巨大变化中观察和感觉得到的。对于国外多数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林毅夫的解读是，中国成功转型的经验既否定了“华盛顿共识”，也向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林毅夫还列举了许多外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大致共同的判断，其中包括帕金斯、邹至庄、杰弗逊（G.Jefferson）和罗斯基、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彼得·诺兰（Peter Nolan），以及Peter Murrel等人。
中国过去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路径，到底否定了10条“华盛顿共识”的哪一条？又向现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哪些挑战？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猜测
粗略回顾一下国内国际经济学界对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奇迹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说，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见解，都有自己强调的侧重，也有共同之处。然而，作为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和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坚持或过于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认定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不合宜的。同样，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而看不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出现的一些经济与社会问题，也是有问题的。
回顾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轨迹，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首先要归因于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即有市场经济，才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回顾一下1978年以来的改革史就会发现，我们国家是从计划经济一步步走到市场经济体制的。从一开始，经济学界还是讨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93年中共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最终确定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经济之路，随后才有了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
笔者一直强调，在人类历史上所能发现的三种资源配置方式——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唯一能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自然经济中几乎都没有经济增长。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各国转制，世界当代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计划经济下实际上没有多少经济增长，且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福利增进来看，更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越南等国家的中央计划体制的实验和市场化改革历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迄今为止，无论是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先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都无一例外地证明，唯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较快速的经济增长。就此而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首先是“市场化改革红利”的结果。有了市场机制，才有企业发展的激励，才有全社会人人发财致富、通过市场交易增加自己福利的动力，才有无数的企业家崛起，才有政府官员为发展经济而促进市场化和自己所辖部门与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而升迁和谋利的动机，才有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市场化改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更没有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这一点首先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有市场交换和贸易，才有斯密型动态增长，也才有熊彼特型增长；有快速经济增长，才有快速的资本积累，才有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开市场交换和贸易，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另外，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有交换才有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就此而论，一国的经济总量并不完全是生产出来的，而是交易出来的。这一点恰好能解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的理论困惑：劳动力的增长、资本存量的增加和技术进步乃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无法还原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是如何以超过9%的年增速而高速增长的。在莫里斯的困惑中，应该不包括“城镇化因素”，因为尽管城镇化因素无疑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相关因素应该已经包含在莫里斯教授的三个增长贡献因素中了，因而无法再单独加入到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余项中去的。这个“余项”，很显然就是市场交易和贸易，具体体现正是市场中各种服务业的发展；而“制度因素”，包括市场制度、法律制度、产权制度、企业制度，以及对外贸易制度和汇率制度等是应该进入“余项”的。
2006年，笔者（韦森，2008，第159—163页）曾在《瞭望东方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法治创造GDP》的短文，部分论证了这一问题。
市场化改革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如此巨大和首要，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把这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看成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就此而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的60条，主要围绕着深化市场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市场经济法治制度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和人类社会运行自然法则的。因此，对中国深化经济市场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决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
第二，在强调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否定和忽视中国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在“文革”后期，当“计划经济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可行的资源配置体制”这一共识逐渐达成之后，中国政府不断放松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和压制，各级政府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从而各级政府自1994年起就不再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成长的一个阻碍和压制力量，而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
事实上，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竞争，无论县级竞争，还是发展竞争，重要的不是在招商引资的竞争，而是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竞争。正是各级和各地政府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竞争和各种有利于市场发展措施的推出，才在过去30多年中形成了今天中国独具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多年来，中国政府过多地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受到诸多批评。但是冷静思考一下，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如此高速增长，确实与中国各级政府是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密不可分。
多年来，中国政府过多地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受到诸多批评。但是冷静思考一下，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如此高速增长，确实与中国各级政府是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密不可分。
同一时期，尽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53年到1978年增长6%，但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79元人民币。这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统计数据显然有内在不一致之处。经过近30年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数亿中国人仍然在是否能填饱肚子的边缘挣扎。在巨大的历史反差下，中国人穷怕了，苦吃透了，罪受够了，于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上而下逐渐形成了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而发展经济的全社会共识。
随之，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把发展经济和促进市场发育与成长作为自己执政和施政的首要目标。纵观人类社会历史，还看不到有任何国家和朝代有任何政府，像当今中国各级和各地政府这样全心全意地投入经济发展。
对于这一现象，你叫它“发展主义政府”也好，叫它“亲增长联盟”也好，叫它“三维市场体制”也好，甚至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官员在发展经济中因寻租性腐败而被揭露出来倒下也好，总之，改革开放这30多年里，中国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在其中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与改革开放后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家的崛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甚至在这中间就有一批政府官员自身就下海做了企业家，一批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也成了各行各业的企业家。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独特历史时期，政府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最大限度参与、鼓励和驾驭市场，确实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因素和主要驱动力量。
当然，这种全社会各级政府和几乎所有政府官员都投入发展经济的极其独特和极其罕见的历史现象，既推动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最主要的社会问题莫过于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地发生、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财富占有上的差距急剧拉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等。
就此而论，到了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如果说中国要转变增长方式，可能不再是如许多经济学家所呼吁的那种从以投资为主和外贸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依靠国内消费的增长方式；而主要是转变政府职能，从一个发展主义的政府、各级各地政府的“发展贸易总公司”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和注重发展民生与提高人民福利的政府。从一国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来讲，投资下降，在市场化条件下应该是企业自己的事：当投资回报率下降了，企业不赚钱了，新的投资机会和行业越来越少了，房地产的一轮发展饱和了，中国的投资率自然会下降。在海外出口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的情况下，外贸出口的增速也自然停止增长乃至下降了。如果政府的职能和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生转变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自然也会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速也会降下来一些，但社会将会更安定和更和谐，才会慢慢建成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第三，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外资的大量直接进入紧密相关；20世纪下半期以来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尤其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网络时代的来临而发生的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又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在中国经济起飞的80年代，在具有巨大优质劳动力人口的大国，在中国各级和各地政府“亲发展”和竭尽全力招商引资政策的吸引下，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我国港台地区、新加坡和其他海外华人资本与企业大量涌入，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起飞提供了第一级助推力。在外资进入所带来的现代制造业技术、现代企业组织和企业制度的示范效应影响下，一大批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共同推动了中国外向型出口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2001年加入WTO这一标志性事件，又成为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二级助推力。按照张军的研究，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出口、高投资驱动的：“特别在2007年，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14.2%，其中2.5%归功于净出口，而另外6.1%的增长来自投资。”
第四，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也与计划经济30年中国经济的低发展水平和不发达密不可分。按照林毅夫教授的测算，经过28年的计划经济实验，到1978年，中国的GDP只有3624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只有379元。从如此低的经济发展起点出发，才有30年高速的增长。
换句话说，到1978年，中国经济的落后，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后发优势。一旦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加上一个自上而下具有强烈赶超愿望的政府的促动，外资进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真正利用了技术进步的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才能用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即在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情况下，政府要采取符合企业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才会有比较快速的经济发展，才有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也正是因为中国经济是从一个到1978年才只有379元人民币人均GDP的低位开始，即使有30年超过9%的年均GDP增速，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也只有6800美元左右，与西方国家和东亚“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差距。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五，中国经济过去35年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与中国人的经商精神密不可分。2006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笔者曾讨论过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综合讨论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近30年快速增长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和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观点，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后）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
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挡’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实际上同时也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
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
自笔者那篇《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的“哈佛书简之四”发表差不多七八年之后，笔者仍然相信，过去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离不开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中国人一旦通过改革开放解除了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约束，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结果。另外，根据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二战后，在13个GDP年增速连续25年超过7%的国家和地区中，就有4个是华人国家和社会，还有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这一判断。这一判断目前显然无法精确地用计量方法进行验证，也很难进行因果的理论解释，但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却无疑表明了这一点。
简短的结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首先得益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即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制度束缚；其次，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各级政府是市场经济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量分不开的；第三，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与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外资的直接进入以及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密不可分；第四，中国经济在过去35年能保持9.7%左右的年均GDP增速，有中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末期的低度发展和极端贫困落后的因素。
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极端落后、人均GDP不到250美元的国情下，随着国企改革、外资进入和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合作博弈，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实际上采取了相对符合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发展战略，才有了过去35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经济奇迹。
最后，除了上述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外，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能保持高速增长，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表现为马克斯·韦伯和管理学界与社会学界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在其中也起到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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