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的1996年、2000年和2009年前后，四川考古人先后发现了宝墩文化期的8座古城遗址、茂县营盘山遗址、什邡桂圆桥遗址等。通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基本厘清了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分布影响和文化脉络。5000余年前，营盘山先民翻越直线距离仅80公里的龙门山脉，进入山前地带的什邡桂圆桥，在这里与原住民相融共处，开启了成都平原上古蜀文明的原点，共同孕育了葳蕤璀璨的古蜀文明。但是，营盘山先民们是世代居住川西高原之上的原住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歇脚客呢？
形态迥异的文化面貌
地处四川西部连绵起伏高山区的阿坝州茂县营盘山遗址，是一座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300-4600年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这里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独特，除了与成都平原上的桂圆桥遗址、宝墩文化期古文化遗址，具有前后相继的文化特征以外，还有与之迥异、相去甚远的文化现象。这主要体现在出土器物的类型和葬俗形制上的不同。
在营盘山遗址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彩陶碎片，这是成都平原上宝墩文化期所没有的文化特征。同时，还发现了区别于宝墩文化期的葬俗形制。比如，营盘山发现的人祭坑是以袋状灰坑葬的葬俗出现，而宝墩文化8座古城遗址之一的大邑高山古城遗址，其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就与营盘山袋状灰坑葬的形制完全不同。袋状灰坑葬的葬俗文化，相较而言更流行于黄河流域一带。
类型趋同的根源所在
放眼营盘山的彩陶类型、纹饰以及独特的葬俗形制。很快，人们的视线聚焦到了地处西北甘青高原的马家窑文化和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
国人对彩陶的初识，源于1921年在黄河中游地区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所发现的距今约7000年前的彩陶碎片。大约在距今约5700年前，彩陶向西发展到了甘肃、青海地区，形成了新的彩陶文化聚落。1923年，在甘肃临洮马家窑村被发现，考古学命名其为“马家窑文化”。营盘山遗址出土彩陶器物上的纹饰，如水波纹、涡旋纹等饰样，与马家窑彩陶纹饰高度相似。在营盘山出土的双耳彩陶罐上的垂帐纹（亦可称水波纹、波折纹），与甘肃舟曲出土的马家窑类型彩陶瓶上面的纹饰如出一辙，趋同性较为明显（见文首图）。而在营盘山遗址发现的泥质灰陶材质的陶塑人面像，与甘肃秦安大亚湾遗址出土的，非常知名的，小口尖底彩陶瓶口沿上的陶塑人面像极其相似，这些都是两地文化交流影响的实物见证，是两处遗址地具有相同文化属性的直接证据。
在营盘山遗址，考古人员总共发现了9座人祭坑，而人祭坑的这种呈袋状形制的灰坑葬葬俗形式，与黄河上游地区大量存在的灰坑葬形制相似。考古学家通过对人祭坑中的遗骸，开展人种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并对比其他地区古代人类骸骨特征，确定人祭坑中的人体骸骨，属于典型的古西北人种。因此，从人类学角度，将营盘山先民与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先民紧密联系起来。
此外，从植物考古成果上对比，营盘山遗址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区，在农业种植上形态一致，种植的都是北方地区旱作农业粟和黍为主。
通过两地出土器物的类型、类别、纹饰；人体骸骨的研究、分析；再到两地相同的农业种植等考古成果的全面对比，都在无可争辩的把营盘山文化与黄河上游文化连接起来，这些证据链都在证明着、述说着，它源自于马家窑文化的影响和传递。
在四川考古人孜孜不倦的探索求真路上，在营盘山到马家窑的沿线路途间，发现了一系列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文化遗址。把这些遗址由点连成线，一条清晰的迁徙路线，跃然显现。马家窑先民们从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出发，沿着甘南草原，进入川西高原，再沿着大渡河上游、岷江河谷，翻越龙门山踏步成都平原。至此，拉开了灿烂古蜀文明的序幕。
迁徙——无奈的抉择
古蜀文明的发展起源，虽得以揭示。但是，处于新石器时代，生产能力极端落后、生产水平极端低下的状况下，是什么原因迫使古代先民们，要大费周章地不断上演着迁徙呢？
据研究，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全球气候由温暖的大西洋期，转向了全球性的气候灾变期，北纬35度以北转向湿冷，正是这次气温骤降，使得甘青地区的部分先民们，离开了耐以生存的家园。他们突破重重险隘，跨越道道高山，进入到川西高原，营建起了营盘山这样的大型中心遗址。在历经数百年的生养后，选择了再次迁徙，进入到亚热带东南季风温润气候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最终，与这方土地上的先民们相融与共、繁衍生息，共同孕育生发出璀璨的古蜀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起源多源化中的重要一支。
撰稿人：傅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