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不管是被“谁是凶手”的悬念吊着胃口下不来的观众，还是对本片反类型和作者化表达早有准备的观众，都不会否认整个观影中，关于凶手是谁的疑问，渐渐被这些死者和嫌疑人乃至负责侦破案件的马哲到底经历了什么的疑问占据。
搞明白这些，到后来你甚至会得出一个令自己吃惊的结论：不是凶手要杀人，而是人想要被杀。这是本片最核心的反类型之处。
电影中主要人物的悲剧性和求死的渴望是如此深重。他们活在一个不能吐露内心的秘密和自由说出他们所见到的真实的世界上。他们都是一辈子没等来自己花期的可怜人。
一个试图捍卫自己眼中真实的人，总要被牢不可破的常理真实粗暴打断，或打残。
在幺四婆婆一案中，那天到过河边遇见过她的人不止一个，但只有那个天真的小男孩在发现尸体后想告诉别人。
先是告诉大人，大人不信。再说就要上手打。因为怕惹麻烦上身。无奈只好告诉别的小孩，孩子的反应永远是尊嘟假嘟，不管尊嘟假嘟先去看看再说。
小男孩报案这一笔，分出了两种真实世界。孩子的真实世界逍遥于旷野，成人的真实世界画地为牢。显然前者这个真实世界是不能久存的，这是小男孩后来也遭遇不幸的伏笔。
而幺四婆婆作为整个凶杀案的起点，也承载了最沉重的悲剧性和宿命性——
她捱过前半生被鞭打的牛羊猪狗般的日子（按照电影中九十年代设定推算，幺四婆婆年轻和壮年时正逢这个郭嘉最疯狂、人的欲望最被压抑的一段时期），后半生用一根鞭子赶鹅度日，收养一个疯子让他用鞭子满足自己隐秘的欲望，过一种有痛感和快感的鞭笞人生。
天花板上的历历鞭痕是她真正痛快活过的证明。享用过如此快乐后，她但求一死，要从中体验最极致的快乐。人有了欲望，有了欲望的一次次满足，就开始有遗憾。因而幺四婆婆临终时说，可惜人只能死一次。
如此真正活过并决然去死的还有那个写诗的中年男人王宏。本片找来唱《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的莫西子诗饰演这一角色，是神来之笔，也是别有用意之笔——
王宏小小的个子穿上臃肿保守的黑色大衣，里面是白色衬衫和绿色毛背心。在满头满脸的须发中架一副眼镜，在焦渴的嘴唇间点上一支烟。
这种形象设计，会让对八十年代文学有所了解的观众会心一笑——这实在像极了诗人海子。
王宏仰躺于河边的设计，也容易唤醒我们对海子那张四肢张开在大地的著名照片的记忆。
海子在生命最后的时期，也在品尝爱情的痛苦中度过。王宏和钱玲的爱情悲剧让我们想到海子那首名为《新娘》的情诗里的诗句：
今天我什么也不说
让别人去说
让遥远的江上船夫去说
有一盏灯
是河流幽幽的眼睛
闪亮着
这盏灯今天睡在我的屋子里
但是这盏灯点亮的屋子，现在有人粗暴闯入。王宏在自己的诗句里写道：
可诗歌不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是我在牢笼里打开的天窗
你是我心甘情愿的枷锁
你是我漂泊的岛屿
也是我安稳的故乡
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乌托邦
在这个真诚的诗歌朗诵只会引起哄堂大笑、刻骨铭心的爱情遭遇道德审判的年代，王宏别无选择，他再次来到发生了命案的河边，随身携带一封诀别信。他是在期待情人的到来，也是在赶赴一场“斩首之邀”。
从诗歌中出走，死亡是他最后的避难所。如同我们都熟知的海子的悲剧。
在纺织厂开理发店的许亮多年来活在一种不堪忍受的精神重负下。他是影片中最像开头引述的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形象。他笑嘻嘻的神态和一再要求减省流程一步到位将他拘留处死的怪异诉求，都让人感到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精神阵痛和河面一样平静的生之绝望。
许亮的求死，并非因涉嫌河边的命案引发的过激反应。当马哲问他有没有人到他这里做过大波浪发型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从没有做过大波浪。这在以大波浪为时髦、满大街都是大波浪的县城里以及女工居多的纺织厂里，是很反常的不真实的回答。
有人认为这表明许亮因此前的流氓罪，一直过着受众人排挤的压抑生活。无人找他做大波浪即是明证。
我认为这只是第一层。
更深层是，他因为紧张和敏感，把马哲的问题听成了：你有没有做过大波浪。
这一句错位的问答当场揭穿了他的内心秘密，许亮把这看作是对他残存人格的彻底剥夺。这是他后来服药自杀被救回后，再次从马哲的办公室外面跳楼自杀的根本原因。
他是在要求死亡，也是在要求自由的权利。当他发现唯有死亡的一瞬才能让他获得一点真正的自由时，他义无反顾。所以我们看到坠落在马哲的红色桑塔纳车顶上的许亮，终于戴上了大波浪假发。
在追查和接触这些人的过程中，马哲理解了他们，他开始从“凶案发生-死者之间的联系-排查嫌疑人-寻找凶手”的侦查逻辑中跳出来，停下来，回到最初的位置，倾听死者的讲述。他渐渐理解了他们选择死亡的痛苦与喜悦，并感受到了死亡的甜蜜的诱惑。
在最后于破庙中击毙疯子的蒙太奇情节后，他对局长说，不是他要杀疯子，是疯子安排了自己的被杀。
马哲从有劈叉才艺的徒弟小谢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又从河北师大附中的乒乓老年局长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这种人生剧本在他们临时充作办公场地的电影院里，他看了一遍又一遍。
他同样看了多遍的还有那些死者的现场照片资料。他清醒地认识到，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人关心凶手和真相。更没有人关心这些死者和与命案有牵连的人。
他在争取重新调查没得到局长支持后，决定放自己一马，把担子卸给了徒弟小谢，接妻子下班，买菜做饭，和妻子过起安稳的生活。就像他之前回到家中，并出双臂为妻子绷住打毛衣的毛线时一动不动，仿佛戴上了一副温暖的禁锢的手铐。
马哲身上的未解之谜是一段云南往事。他在那里立了一个三等功。可是关于这项荣誉的存在如今成为一个疑问。既没有荣誉证书的实证，也没有公安系统的记录。是马哲的记忆出了错，还是说个人荣誉最终的结局，都不过是被局长一再强调的象征先进性的集体荣誉贪婪地吞灭？
影片最后，马哲因缉拿住疯子破获了这起连环杀人案，再次荣立三等功。由此我们也知道了三等功的份量。同时也预感到了这项荣誉在不远的将来的命运。
在表彰大会上，上台领奖的马哲没有通常的容光焕发。他军姿挺拔，敬礼的动作标准有力，在过分瘦削因而略显刚毅的面孔上方，警帽的尺寸和帽檐构成一个压迫性的覆盖并投下挥之不去的暗影——
于是这一幕就像对那些死者和苦难的群像以及一部分的自己的一种无声而沉重的敬悼。
死去的人已经死去，活着的人正在死去。本片最令人感到惊悚的表达就在这里：一个人要想实现吐露内心秘密的欲望，就要付出死亡的代价。
由此我们想到马哲反复听的那个录音带里的秘密。钱玲说到“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的时候，火车呼啸而来，下面的内容什么也听不清了。
这个细节让许多观众把重心和注意力放在了“秘密到底是什么”上，就像眉头紧锁的马哲那样。
但事实上它想说的是，无论你有什么秘密，即便这个秘密像卧轨的诗人海子那些藏在心中的动人的诗句，当你想要张口的时候，当你想要以自己眼见的真实和这个庞大的常理真实抗衡一下的时候，它们的命运都是被如此粗暴地打断，被飞速行驶的历史车轮无情地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