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杨浦区的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辜晓进 摄）
中国的新闻博物馆，全称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其自宣布筹备始至今年6月30日“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一直是我的关注点之一，甚至还曾和广州同行聊过”这个馆究竟应放在上海还是广州”的话题。上周在沪，便前往参观了。
很多年前（1997），美国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创办了一个“新闻博物馆”（Newzeum），后搬至与国会大厦遥遥相望的宾夕法尼亚大街，面积也扩大到2.3万平方米。其馆藏容量之大、历史掌故之多、资料之丰富，以致甫建成，便成热门展馆，国际游客趋之若鹜（有统计说每年参观者超过81万人次），在华盛顿鳞次栉比的博物馆丛林中独树一帜。我曾去参观过两次，每次都感到震撼。
当然，我不会愚蠢到用美国新闻博物馆的标准来看待中国这个新建的博物馆。但我的潜意识里，既然是“中国首座新闻出版类专业博物馆”，且筹备了近20年，就应当有些基本陈设，以一定的叙事框架对多年来中国新闻出版史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展示，体现一定的专业水准。这个期望值并不高，但结果还是失望了。
博物馆位于上海杨浦区，由杨浦区便想到拥有著名新闻学府的复旦大学，“高德”了一下，果然相距仅5公里。博物馆是方方正正一栋独立小楼，占地面积较大而楼层不高，地面6层，地下1层。时逢周日，门可罗雀。1至5楼，依次是：中华书局图书馆旧藏，文创商店（1F）；主题馆，报告厅（2F）；儿童出版馆，印刷技术馆，印刷工坊，数字技术还原石窟（3F）；艺术设计馆，数字出版馆（4F）；音像出版馆，临展厅（5F）。当日的5楼临展厅，展出的是已故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的生平事迹。戈老是新闻史学先驱戈公振的侄子，一生履历丰富，译著等身，此厅值得一看。
1楼大厅两侧的主题词墙（辜晓进 摄）
“主题馆”的历史分期版块（辜晓进 摄）
应该说，中国从无到有，建成这样一个博物馆，是一件大好事，并不容易。从已有的馆藏看，也能给人以知识，增进人们对新闻出版历史脉络的了解。但从专业化去要求，这个博物馆至少还存在以下三大弊端：
1.“主题”分散
核心场馆只是2楼的“主题馆”，这是全楼所有展馆中唯一体现“新闻”元素的场馆。但这个馆的容量太小，不足以展示中国新闻出版的历史脉络和丰富藏品，其“主题”也未在其他楼层延展深化，而是被“少儿出版”、“音像出版”等其他专题冲淡了（少儿馆本身还是不错的，里面有不少珍贵实物）。1楼的“中华书局图书馆旧藏”，好几个顶天立地的书架满满当当，据说有17万藏书，可惜只能隔窗远眺，无法入内查看究竟有哪些宝贝。这种藏书展馆若无法贴近，便也没啥展览价值了。倒是3楼的“印刷技术馆”，对我这样经历过“铅与火”时代的老报人而言，尤感亲切。里面陈列有1870年前后引进的高速石版印刷机等实物，但还是少了些。例如铸字机、铅字排版架、整版的铅板、整版的菲林胶片等过去报社常见的物件，竟然也没见陈列。上个月在河南日报社的陈列馆里还看到过铸字机呢。有报道称，这个博物馆有馆藏“60余万件”，没感觉啊，是不是大多数还藏在别处？
1870年前后引进的高速石版印刷机（辜晓进 摄）
少儿出版历史脉络（辜晓进 摄）
诞生于1903年的中国第一份少儿报纸《童子世界》（辜晓进 摄）
2.“新闻”元素少
整个五层展厅，能称得上“新闻”的展览，只存在于2楼“主题馆”，而且只占该馆约三分之一面积，其余三分之二是出版——“出版”才是这个博物馆的重心。这三分之一里的“新闻”，也只讲报纸，未见同样是重要新闻媒介的广播电视。而且看楼层分布便知，出版占的比重过大，从1楼到5楼都是。论面积，“新闻”可能只占这个博物馆里不到十分之一的地盘，显得很单薄。即便是新闻，也是重技术，轻人文，较少看到到历史上的名记名编，也鲜见历史重大事件中的新闻媒体身影。新闻反映社会政治的功能更鲜有体现。以实物论，很多著名报纸的版面也没摆放出来。例如在沪上连续出版了100多年的英文《字林西报》，也是中国内地连续出版时间最久的英文报纸，竟也看不到实物。该报的办公楼作为曾经的外滩最高楼，至今还在那儿竖着呢，就不能让大家看看报纸长啥样吗？
3.理念落后
就新闻部分的展示和叙事框架而言，用的是陈旧的“革命范式”。新闻部分虽然面积不大，实物更少，但时间跨度很大，从19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办报纸直至21世纪。在这个时间长度里，一旦进入20世纪，策展人眼里就只有“革命”二字了。从《新青年》到新中国成立，各个展示版块依次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新闻出版”“党创建初期和早期的出版活动”“大革命时期党的出版活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出版活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出版活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出版活动”“大后方出版业的发展”“日伪占领区出版业的抗争”“抗战胜利后的出版业”等，仿佛是党史馆或革命史馆。而五四运动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数量上占压倒地位的民营报刊和国民党报刊，包括追随孙中山的《民国日报》、诞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共产党员陈启修任首任总编辑）、邵飘萍主办的《京报》、张友鸾长期担任总编辑的《新民报》等一大批已被载入新闻史册的报纸，统统不见实物，似被一概排除出“中国新闻出版”这个概念之外。不由想到多年前，有关方面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播音时间1940年12月30日，设为中国广播事业的“创建纪念日”，而无视中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官方和民间广播电台的史实。这都有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主题馆”压轴展台（辜晓进 摄）
这个博物馆，除了上述弊端亟待修正以外，还可增添各种数字化信息服务，以强化博物馆的实用功能。例如美国的新闻博物馆创办不久就推出一项服务，即可在现场或博物馆官网上查看下载当日美国及世界主要国家主流报纸的数字头版，报纸数量多达500种以上。对此功能，我这个远在中国的新闻学者就曾经常使用。这一点在当下的数字时代，而且只限中国国内报纸，我们做起来也不难吧？何况还可扩大到其他媒体形态。
不好意思，又说美国了。不过美国的新闻博物馆已于2019年关闭，原因是缺，毕竟是民间团体创办，缺乏政府资金。
位于华盛顿特区与国会大厦遥遥相望的美国新闻博物馆，左侧一面墙镌刻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段著名话语：“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美国新闻博物馆内展出的“9.11”事件次日世界主要报纸头版（辜晓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