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煤矿的印象始于儿时的矿内公共澡堂。家里不远就有一座煤矿,规模不小。它几乎承载了数个乡镇“大人们”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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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春节,回家的高铁上,满眼都是笔挺的军绿色。老班长们安静地望着窗外不断退去的风景怔怔出神,或者把座位上提供的各色杂志在膝头摊开,大部分人是读不下的,因为近乡情怯快要写在他们的脸上。

更多的人是斜靠在车厢里,跟不同部队的战友嬉笑畅聊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人和我一样,第一次乘坐高铁。

回到家乡的第一个晚上,我睡得很早,起床却很迟。事后想来,支撑我五年早起的原因似乎只是起床号。

家乡是座三线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并不穷苦。人均工资两千块的年代,家里的顶梁柱在煤矿可以拿到六千块以上。在过去数十年里,小城的GDP一直排在省内前列。

回家后,我的去向由政策分配,根据“从哪来,回哪去”,我必须回到父亲的单位,也就是煤矿。这也是很多家乡青年的选择,确切地说,是大多高考失利的男生不得已却又是最平稳的选择。

我很难确定家乡大大小小的煤矿兴起于什么年代,只知道煤矿里有很多“兄弟兵”,“父子兵”,而我将成为其中一员。

我对煤矿的印象始于儿时的矿内公共澡堂。家里不远就有一座煤矿,规模不小。儿时的眼里,它几乎承载了数个乡镇“大人们”的喜怒哀乐。

下井工人的上班时间很精确,下班时间却很难说,但不论是谁,上井之后的第一件事总是洗澡。

矿内的浴室很多,小时候我去过好几个浴室。不论是哪一个,任何时间去,里面都是些浑身乌黑的叔叔伯伯们。父亲从未在刚上井后带我洗过澡,后想来,可能他是不愿让我见到他和那些“黑伯伯”们相同的模样。

我不喜欢在那里洗澡,因为水池里的热水对我来说太烫也太深,不管父亲如何鼓动,附带着“黑叔伯”们一次次调笑,我下水的次数都屈指可数。

“二队的人今天上来得早,池子都被他们弄得黢黑,带孩子去洗淋浴嘛。”

说话的人站在水池中,上半身的煤灰热水一浸,变得层次分明,或浅或深的墨水从他的胸口流下来,形成一道道沟壑。脸上也是乌黑一片,配着被安全帽压瘪的头发,活像一颗大煤球。

我上中学之后,父亲已经辗转三个煤矿,换了数个岗位。他每个月只回两三趟家,而且没有规律,以至当我放学后回家见到开门的是父亲,心中会产生惊奇的感觉。

父亲轮休在家时喜欢睡觉,睡得早,起得晚,仿佛永远睡不够,醒来之后常常对着电视发呆。脸上的神情严肃而呆板,极少与母亲和我交流。

老人们总说,男人在煤矿工作久了,都会这样,累的,累得人麻木了。

直到有一天,我又见到父亲在屋内发呆,对着墙上一幅油画。记忆里家中以前有很多画,有些被父亲送给朋友,有些莫名失踪,不知去向。

父亲年轻时是美术生,听说很出色,当年专业分数过了国内几家知名美院,但是文化课太差而无缘大学。这些事,他从未提过,我在周围的长辈口中零碎听到许多。

那时候我便猜想,父亲不只是累的,失落感像从没散去的煤味一样围绕着他。

2013年春天,我被分配到父亲所在的煤矿。结局不出意料,也没有波澜,因为这一年是政策分配的“末班车”,制度很严格。起码在我的视听里,没有人托关系、找后门成功。

我内心彷徨,却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我明白,踏出营门的那一刻起,后面的路不论如何,是自己选的,总要走下去。

第一次下井,一位“老工人”带着我。后来我才知道,略显沧桑的他只比我大一岁。他初中念完就进了煤炭技校学习,毕业后来到这座煤矿,已有十年岁月。我很惊讶,仔细算下来,他十八岁便开始下井。

下井的载具是一个类似电梯的铁皮箱子,两边没有门,只有两道人力可拆卸的铁栏杆,被称为罐笼。当工人们蜂拥而入,罐笼里显得格外逼仄,被堵在外面的工人便会转过身来,用背做倚靠死死地挤向里面。我想罐笼也因此而来,人在里面的确像是被塞进了罐头。

上井自时更加拥挤,我曾经双脚不落地,被人夹裹其中。身体腾空朝光亮处一点一点靠近,那种感觉无比奇妙。

我所在的班组是机电班,主要工作是维护、修理井下机电设备。来到采煤区后,我才意识到从前在网上看到关于井下景象的描述和照片不过是管中窥豹。

深部矿井,地下900米以下,地压很大,支撑巷道的支护棚网都被压得有些变形。少数狭隘地带只能用单体千斤顶支撑,仅容单人猫腰而进。所幸的是,由于井下亮化工程的持续推进,井下大部分地方都在矿用吊灯的覆盖下,除了细致作业时,不用借助佩戴式矿灯也能看清环境。

我自忖是个做事谨慎的人,却在下井的一天就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当时我蹲在机器边上,给老工人做些辅助的活,在闭合工作时收手慢了刹那,光滑的连接口锐角便在我的手肘轻轻一划,血流不止。

我有些茫然,班长却比我紧张得多,他仔细检查了我的伤口,从工友那拿来一些纸巾,压住了我手臂上出血的口子才长舒一口气。安慰我一番后,将带我一起作业的老工人训斥一番。大意是没有照顾好我这个初次下井的菜鸟。

我鬼使神差得问了句:“这算工伤么?”

周围人脸色瞬间变得有些尴尬,我才想起来,班会上,我们的“自保,互保,联保”协议都签在一处。如果我报了工伤,不仅自己会被处罚,他们都要被罚款,因为他们没有尽到“互保,联保”的责任。若是出了较大工伤,整个单位的工资都会被按比例扣罚。

受伤以后,我被安排到边上休息。 找了处煤矸石堆随意坐下,将矿灯捏在手上,灯光打向光线昏暗的地方,漫无目的地观察周围得一切。

嘈杂的交流与呼喊,液压支架下淅沥沥的流水声,刮板机上的链条扯动得叮叮作响。迷迷糊糊之中,我结束了人生中第一次井下体验。

在挤进升井的罐笼后,我觉着自己肯定干不了这一行,看着罐里几个青年簇拥在一起,嘻嘻哈哈得说着喝酒,回家的话题,我又觉着一阵惭愧。别人能干的下来,我为什么不能?我扭了扭被压迫良久的脖颈,却听到一句话后再次僵住了身子。

“今天队里有个雏第一次下井,被划了个蚂蚱大的口,他就想报工伤?听说还是个当过兵的,我真是服了......”

认识阿标是我工作一年之后,我被调入机电修配车间。

我同往常一样坐在篮球场边的椅子上,看那些中年人在场上挥洒汗水却没有参与的冲动。

作为一家国有大型煤矿,健身房,羽毛球馆,兵乓球馆和篮球馆,一样都不缺,我以为会在这些场所见到工友的身影,因为机电修配车间是煤矿里少有的“青年单位”。但是,我只见过阿标。

他夹在中年人群里奋力争抢篮板的年轻身影,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下场后他径直朝我走来。夏天的夕阳可以持续很久,余晖撒到他的肩上和侧脸,映着汗水,仿佛一层金粉在他的轮廓上起舞。

大约还有五六步的距离,他突然停了下来,似乎察觉到了自己的“光辉形象”,忽然将左手高高举起,咧嘴一笑后喊出一句令我当场喷水的口号。

“信仰圣光吧!”

这种莫名其妙的打招呼方式让我不知如何回应,他却说他认识我。我也是他第一次在篮球场遇到煤矿的同事。

我和阿标坐在矿门口的拉面店里,从工作聊到爱好,再从个人经历聊到时热话题。大概是太久没和同龄人畅聊过,那晚我们俩大醉一场。

阿标是煤矿中少见的本科毕业生,不幸的是,类似他这样的家伙,大多都分配在基层管理岗位,找不到上升的渠道。

他的技术不俗,之后我和他搭档干活时,条理清晰又轻松。每次去井下处理设备故障时,尽管在路上早分工明确,动起手来,我总是会沦为递工具的那个。他比我还小一岁,却教了我许多“小技巧”,也解答了我很多困惑。

“哥诶,我跟你说,咱们单位之所以没人去打球,去比赛,去参加各类文艺活动,是因为他们脸皮薄,听起来很奇葩对不对?你瞧瞧干那些的都是什么人?是机关干部,是一群老头!工人但凡下了班,离家近的就回家,远的就该早点在宿舍躺下。你除了喝酒喝打牌,随便干点别的啥事就会被认为是闲得蛋疼,你要是陪领导打上了球,那就是板上钉钉的想攀关系,马上单位里就会传怪话出来刺挠你。”

说完,他抿了半口酒,脸颊红扑扑的。

“当然,我脸皮厚,喜欢打球就不怕被人说。在很多人眼里,我随便跟谁打个招呼都是在套近乎。”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听过他的一些事。这两年,集团里有几次管理岗位公开招聘,他的笔试排名一直在前八,却总会在面试时没了下文。

“咱们单位里的年轻人其实很不容易,个个装得很成熟,跟一些老油条打成一片。其实很烦躁,你说,吃煤矿饭容易么?拢共就百十号人整天窝里斗,真有该吱声的事又都不吭声了,大家都是干体力活的爷们,有些人心思细起来能让人觉得恶心。你觉得领导看不到这些?这是他们最乐意见到的局面。”

他说了很多,我一直没搭腔,因为这些零零碎碎的破事如同水渠下的淤泥,稍微翻弄一下就熏得人喘不上气。

那天半夜,我站在宿舍的阳台上,望着一河之隔的公路。目光穿过树梢,公路上停驻的车辆开了双闪。忽明忽暗的光晕借着错杂的枝桠晃了我的眼,我有些恍惚,场景似乎被折叠到了数年前,岗亭里的我,望着高墙外迷离的酒店霓虹。

“你觉得那些灯有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