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 ，作者：韦森，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为一个人均GDP只有5000多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经济目前需要的不仅仅是结构性减税，更是总量和整体减税。
记者：过去十年间，我们在财政税收领域内做对了什么？
韦森：这个问题应该由财政部官员和国家税务总局研究所的官员来回答，他们更了解我国财税体制的运作和财税部门的实际工作。对于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媒体和公众来说，能看到的只是政府财税收入高速增长的事实。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势头。
粗略计算，自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涨了约9.5倍，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0.39%，而同一时期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57%，也就是说，过去十年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每年差不多都是GDP增速的两倍。2002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为18903.64亿元，到2011年中国政府的第一财政就达到103740亿元。尽管在政府施行的楼市调控政策下全国多数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交低迷，2011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却高达3.15万亿元，仅这两项加起来，政府的收入就高达13.5万亿元了。
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估算，2010年中国政府的实际收入约为15万亿元，如果偏差不大的话，2011年全年，中国政府的实际财政总收入很有可能超过18万亿元。过去十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至少涨了8—9倍，而同一时期，中国的GDP总量从120332.7亿元增加到471564亿元，涨幅不到4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在过去十多年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左右。
为什么这些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这么快？我想大致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过去十多年，是中国经济黄金增长的十多年。经济总量大了，税基自然也就大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也自然会增加。通俗地说，树大结的果子多了，政府在树上摘的桃子也自然就多了。另外，统计局统计每年的GDP增速，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而税收增长是按当年价格计算。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政府财政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可能不到GDP增速的两倍，但至少还是高于GDP增速，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第二，中央政府决策层一直有较强的增加税收收入的冲动和实际指令。政府决策层至今还没有把“减税富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在媒体和社会各界的议论和批评下，政府决策层最近提出了结构性减税政策，但总体看来，继续提高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过去是、目前是，而且在可预期的未来仍将是政府决策层(尤其是财政部和国税局)的主要行政目标。
第三，由于对税收的本质及其经济效应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的官员多年来一直认为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越多越好。现在大多数地方政府在每年披露政绩时，首先要报的是本地区的GDP增加了多少，另外就是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增加了多少。
在这一观念的引领下，2000年以来，根据每年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当年财税增长目标及其当年实际完成情况，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差不多都完成当年预算目标的170%以上，甚至达到200%、300%。各级政府把税收增长作为一项政绩来考核、来炫耀，把税收的高速增长视为自己工作的成就，由此导致各级财税部门往往税收增长幅度层层加码。因此，不难理解过去十多年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增长为何如此之快。
第四，税务部门的信息化对中国近些年税收的连年快速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税务系统网络信息化建设中，自1994年3月开始实行并不断完善的“金税工程”贡献巨大。通过引入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数字密码和电子信息存储技术等手段，金税工程大幅度减少了企业和个人的逃税现象。据统计，目前国税系统的网络建设已经覆盖了全国区县（含）以上国税机关，形成了总局、省局、地市局、区县局的四级广域网。
有了如此发达的金税工程和如此庞大的税务征收人员与信息技术队伍，在税收增收成本提高的同时，中国的税收征收率（实征税收与应征税收的比率）也不断提高。这是近些年中国税收总量和宏观税负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五，要说过去几年政府在财政税收领域中做对了什么，我们应该看到多年来中国各级财税部门人员在整个税务系统信息化和联网建设中所付出的努力和辛劳。近些年来，财税部门加强了税收的征收和稽查工作，并加大对企业和个人偷税漏税的打击力度，全国税收征收率得以大幅度提高，流失税收大幅度下降，从而在大多数税种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使实征税收越来越逼近应征税收。这也是近些年中国政府财税收入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相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们的宏观税负是否已经很高了？税负是否越高越好？在当下和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亟待深化的大环境中，更重要的是处理好基本政治制度方面的深层次问题：政府的征税权是否应该受到纳税人民选代表的制约和实质性的制衡？政府征收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又是如何花出去的？是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年政府十几万亿元的财政支出是否公开透明？是否经过人民代表的审议和批准？巨额政府财政收入中，有多少被庞大的政府机构自身消耗掉了？这些方面都涉及我们现有政治体制的深层次问题。
记者：您认为，当前我们在税收领域内还存在哪些重要问题亟需解决？
韦森：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决策层和社会经过广泛讨论并逐渐形成共识，然后渐进地加以改革。
首先，作为一个人均GDP只有5000多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不低，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了。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专家曾估算，目前中国宽口径宏观赋税在34.5%左右，连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也承认，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30%以上。
因此我们判断，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整体上宏观税负已经不低了，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再也不能像过去一二十年那样，每年都以GDP增速的两倍高速增长了，尤其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呈现出下行征兆，政府决策层不应该像过去那样总是依靠花更多的钱、建更多更大的项目来发展和刺激经济，而是要考虑在总量上减税，尤其要考虑给中小民营企业减税减负，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一句话，中国经济目前需要的不仅仅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和整体减税。
第二，多年来，财政学界和社会各界对1994年以来实行的分税制议论比较多。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都认为，在目前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出现了种种弊端和问题。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及其各部委掌握的财政收入太多，份额太高，以至于许多部委存在“八月份之后现象”（想法设法在八月份后用完所有的财政拨款）和年底突击花钱现象，而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却总是非常紧张，捉襟见肘，乃至负债甚重。
在此情况下，不少学者和经济学家主张应该考虑从根本上重新设计我们国家的分税制体制，把更多的财力留在地方，改变近年来大多数地方政府主要靠“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的贷款来发展经济和行政的现状。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还不够公开透明，缺少实质性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在此情况下，如果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留在地方，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寻租性腐败，也会加重中国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
现在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及其改革，实际上涉及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而不仅仅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国税和地税的征收，以及财政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成的问题。中国的财政体制从建设财政、发展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与未来整个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改革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未来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系统工程。
第三，上述财政体制问题也决定了我国财政和税收制度改革中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目前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相关部门正在着手修订《预算法》，其基本思想是在目前的体制安排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上，尽量用法律的形式约束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涉及增强政府预算的完整性、科学性和透明度，健全财政管理体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增强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完善预算审查监督机制，以及规范预算调整七个方面。
从长期来看，要考虑使我们的《预算法》和《宪法》更能体现现代民主精神，让人民代表对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有实质性的审议、约束和制衡。这也就是我们多年期望的，从财政预算民主方面启动和逐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记者：在您看来，在上述问题中，短期内最有可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韦森：主要是结构性减税，进一步促进各级政府预算公开，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公开讨论，然后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记者：请用一句话来描述您对税收制度改革的希望。
韦森：以公开讨论《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为契机，以减税富民为未来政府的施政导向，以各级政府财政收支公开透明为突破口，渐进地启动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