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 ，作者：韦森，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从国家发展战略上讲，在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行的趋势中，与其靠启动更大规模的投资来“保增长”，毋宁努力寻找中国逐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和即将进入中速增长时期的一些新的增长点。
为何判断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渐进下移？
今天圆桌讨论的主题是“寻找经济新增长点”。我想先提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大致进入了这一轮工业化的中后期——如果说还不是末期的话，这就基本上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趋缓，中国经济正逐渐进入一个中速增长时期。
刚才林毅夫教授在主题演讲中再一次谈到他对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即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仍有8%以上的增长潜力。毅夫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正如他刚才解释的，主要依据是人均GDP水平。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5000多美元，毅夫判断中国大致处于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新加坡在1967年以及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75—1977年的水平，而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都利用了自己的“后发优势”，实现了一个20年左右、年均8%上下的经济高速增长，由此他预计中国的GDP可能还有20年、年均8%以上的增长潜力。
我没有林毅夫教授那么乐观。我觉得在未来20年，中国经济能维持5%到7%平稳的GDP年均增速就很不错了。因此，未来政府决策层和各界人士似不宜再强为不可为、逆经济发展大趋势而为，再力图“保八”，再千方百计地维系一个难以维系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整体的资本边际回报率已经多年开始下行，这一点本身也就表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下移。这里，我特别推荐一下新近一期《财经》（2012年第27期）上发表的伍晓鹰教授的一篇文章，按照他多年的跟踪研究，自1995—1999年以来，中国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速度是惊人的”。由此伍晓鹰得出结论说：“当经济进入低谷，为了实现增长的投资努力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我非常同意这一判断。实际上，今天在坐的彭文生博士的研究团队最近一两年所作的几个研究报告，也表明和支持这一观点。
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普遍下降，意味着整体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移。我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在理论上得益于今年年初我重读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6)、《货币论》（1931）以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即《通论》，1936）——所得到的一些感悟。在《货币论》第30章中，凯恩斯曾强调指出：“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指出这一点，凯恩斯还觉得不够，又补充道：“本书的重要论点是，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在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凯恩斯的上述判断，是一个极其伟大和深刻的理论发现。他这一段话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退，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或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或者反过来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一国繁荣兴衰的重要经济指标。当然，经济学的业内行家会知道，从宏观经济的技术分析上说，资本边际回报率短期可能与经济的去库存化周期有关。
但是，伍晓鹰、彭文生的研究团队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各行各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多年来已经保持了一个下降的趋势，这就可能不是一个短期去库存化的问题，而可能是一个经济增长趋势性的问题了。或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当各行各业都感觉赚钱难或不再赚钱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繁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之所以在今年以来初步感到中国经济增速正在趋势性地逐渐下移这一点，也与我多年来一直在研读世界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的文献有关。
从1979年算起，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30多年了，年平均增长速率超过了9%；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到2011年，尽管有2009年上半年的短期经济增速下跌，但是我们可以说经历了10多年的黄金增长时期，年平均GDP增速超过了10%。这么长时期和这么快速的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从人类近现代和当代经济史来看，在欧洲近代崛起过程中，工业化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先是有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然后进入中速增长期，最后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时期。
按照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生前的研究，英国从1830年到1870年的年复合增长率才2.05%。到1873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就结束了。然后从1870年到1913年进入中速增长期，年复合增长率为1.90%。1913年后，出现了“英国病”，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率为零，失业率超过10%甚至20%。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差不多1950年后，英国才随二战后的一波全球经济快速增长而从“英国病”中走出来。
从近代史上来看，德国的经济崛起时间也大约只有30至40年，自俾斯麦1871年统一德国到1913年，德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83%，然后，德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家变成一片废墟。再看日本，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期为18年，实际上这还要归因于日本在战争废墟上的经济恢复，才有这一波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速为8.89%，1975年至1990年为中速增长期，年平均增速为4.29%。1990年后，日本陷入长期的萧条期，到目前，这20多年年平均增速只有0.85%。
通观人类一些国家的近现代和当代史，反观中国经济目前的整体发展阶段，我有一个不甚成熟的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大致相当于日本经济在1973年到1975年所面临的情形，即正在从高速增长期逐渐向中速增长期移位。
刚才林毅夫教授讲到他仍然主张依靠进一步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来维持“保8”的增长，我感觉，尽管这一政策建议的思路值得同情和理解，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的，任何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都是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膨胀期，但是，今天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一政策导向也有许多局限性和潜在风险。
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从2009年到2011年的三年中，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为80.49万亿元，年平均增速为25.8%。如果2012年政府的货币政策再一放松，财政刺激政策再加大，这四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加起来将会超过110万亿元，这将是2012年GDP总量的两倍，也将超过中国的广义货币M2和中国的银行储蓄总额。
理解了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才能真正理解在过去三四年中为什么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一片低迷，中国经济仍有超过9%的GDP年增速了，随之也就能理解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趋势这一点了。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如此天量的投资推动下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全社会的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这一下降趋势反过来看恰恰是天量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必然贡献因素）下，等到所投项目不赚钱了，大多数企业利润为负的了，谁来还款？谁来为这超过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埋单？
因此，我这几年根据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一再呼吁：要警惕中国经济潜在的风险。按照这一学派经济学家的分析思路，等到还款期到了的时候，等到投资要清算的时候，大萧条就不远了。
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
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将会逐渐下移，是否意味着政府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就要完全退出和无所作为了呢？显然不是。刚才毅夫在主旨讲演中提出他主张在未来一段时间中，要继续增加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并把这一点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
对于这一点，我基本上表示同意和支持。尽管在过去数年中政府有许多的不当投资和浪费性投资，且给各级地方政府留下了巨大的负债包袱，但是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考虑到各级政府实际上掌握着近20万亿元的财政收入（“第一财政”、土地出让金以及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国政府在一些地区和城市——尤其是在中西部一些城市——继续投资改进民生和一些公共设施项目，还是应该支持的。
在财政体制上，我同意贾康等学者的看法，应该允许地方政府靠发债来进行基建投资，这将推进地方政府阳光财政、阳光融资，更重要的是推动中国政府的市场化融资，而不是现在这样靠银行贷款和各种各样的政府融资平台来进行暗箱操作。通过银行贷款和政府融资平台进行基建投资融资，已经给中国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也成了许多官员寻租性腐败的重要渠道和温床。各级政府通过发债来进行基建投资，有利于减轻银行的负担，把风险留给市场，留给投资者自己。这也将从整体上长期降低银行业的风险。
尽管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投资率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率是必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国家发展战略上讲，在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行的趋势中，与其靠启动更大规模的投资来“保增长”，毋宁努力寻找中国逐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和即将进入中速增长时期的一些新的增长点。
未来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到底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中，提出除了继续依靠政府基建投资外，主张还要靠政府指导和引导下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求得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实际上，中国政府尤其是发改委在过去几年中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虽然看来有些成绩和成效，但现在所造成的问题也不少。其中，像太阳能和多晶硅行业的大量企业——如无锡的尚德和江西的赛维——这几年在盲目发展中导致企业负债累累，资不抵债，企业面临清算倒闭的窘境，就是一些典型的例子。
那么，除了基建项目投资外，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主要在哪里？我觉得一个经常讲，人人讲，但却在现实中被忽视了的因素是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这一点说来已经好像不是什么新的理论了，因而好像也构不成新的增长点了。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理解这么一点：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并不只是为制造业和实体部门服务和融资的部门，它们本身也创造GDP。
回顾人类近现代经济史，尤其是当代经济史，我们发现，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并不仅仅表现为科技进步、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升级，而且表现为市场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迂回，更多的交易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出现，结果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
就此而论，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增加，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事实或者说内在构成部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问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来，中国物资生产部门的许多产品的总量都为世界第一了，但是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差不多只是美国GDP现价的一半。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譬如，按照国际钢协2012年初发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已经达到6.955亿吨（按中国工信部2012年3月发布的数字，这一数字实际为7.3亿吨），占全球粗钢总产量15.27亿吨的45.5%，比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还多。2011年，中国的水泥产量也高达20.85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已经超过60%。2011年，中国煤炭产量为19.56亿吨油当量，远远将位居世界第二的美国（5.56亿吨油当量）甩在身后，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已经提升到大约50%。中国汽车产量在2011年达到1840万辆，比美国1370万辆高出了470万辆。2011年，中国的造船吨位完工量高达6800万吨，也保持了世界第一。
另外，按照2011年3月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到2010年，中国已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了，那为什么中国的GDP却不是世界第一而只有美国GDP的一半？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发展的落后，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见图1）。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数据
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中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印度（按比例）。2011年，在美国15.9万亿美元的GDP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价值超过76%，而同年在中国大约7.5万亿美元GDP总量中，服务业所创造的份额只占43.1%，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所创造的GDP占比还不到7%（而中国香港这一指标为22%—25%，新加坡为26%）。
这一数据充分说明，服务业，尤其是其中占很大成分的金融服务业，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构成部分。
另据CEIC数据库的统计数字，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规模占GDP的比重高达27.03%，金融服务业只占11.49%。60年后，到了2010年，制造业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到只有11.72%，而金融服务业的占比则提高到了20.7%。
由此看来，与其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所推动的，不如认为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金融服务业的过渡和转变所实现的。
理解了现代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主要靠服务业的扩张来实现，也就能大致理解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实体部门高速增长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末期经济增速下滑这一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期合宜的国家发展战略了。
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中，以及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中，要想维持一个稳定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速，光靠政府的基建投资显然不够，且十分危险。完全只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目前看来，还构不成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主要推力。
现在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要保持中国经济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看来还是要遵循人类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法则，即跟随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了。
反过来看，只有金融服务业繁荣发展了，才有望为实体部门尤其是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服务，才能更好地提供投资和融资服务。更重要的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反过来通过财富效应来提升人们对未来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如何发展服务业？社会各界在这方面已经有大量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了。我这里只想指出一个看似虚无但实际上却至关重要的问题：由于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环境，没有进一步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期望我们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有长足的发展。
道理说来简单，如果现代法治民主的政治体制不能建立，如果司法部门是政府官员腐败的重灾区，如果政府官员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巨大资源进行寻租性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法制形同虚设，从而导致全社会感到社会收入和财富占有上越来越不公平，社会紧张程度越来越大，如果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纷纷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未来中国又怎么会有繁荣的服务行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如果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吃“市场化的红利”和如蔡昉教授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靠吃“人口红利”而得来的话，在这两个红利都快“被吃尽”的情况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就要主要靠“吃制度改革和法治民主建设的红利”了。
两周前，我在广州“岭南大讲坛”讲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其走势的报告后，一个听众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整体的资本投资边际回报率在下降，你又怎么能期望中国股市繁荣？”这是一个很好、很深刻且很尖锐的问题，其背后的逻辑值得我们进一步推敲。对于这个问题，这里可以反过来问两个问题，大家也就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了：
（1）在过去三四年中国经济仍然有超过9%的GDP年增速，为什么中国的股市表现却在世界上排名倒数第一？甚至比希腊和西班牙还差？
（2）过去三四年美国的平均年GDP增速不超过2%，为什么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不断创历史新高？
一旦深究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金融市场之所以一再萎缩，中国金融服务业之所以不怎么发展，关键还是制度原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中国金融服务也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中国的股市也不可能有真正长期稳定的繁荣。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吃“制度改革的红利”这一点了。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有诸多期待，大家都在期盼着十八大选出的新一代中国政府领导人能够真正有所作为，能够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稳妥渐进地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