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介于龙泉山和龙门山两大山垄体系之间，因其巨厚的堆积层，又称为洪积平原或冲积扇平原。四川人则亲切地称其为“川西坝子”。可能正是由于堆积层太厚，以至于迄今成都平原上所能追溯的最早考古学文化，是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500年的“宝墩文化”。但是，其考古学文化类型的上源又是哪里呢？
繁星密布的古文化遗址
1927年，当广汉农民燕道诚父子，石破天惊地一锄挖出满堂彩时，无意的，照亮了四川考古人探寻文明起源的逐梦之路。在这之后，四川考古人陆续取得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等8座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悠悠宝墩”的重大考古新发现；“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大发现；更有了十二桥商周时期古遗址--“再续华章”的考古学文化诞生，以及“璀璨金沙”究竟是王都还是宗庙的学术热议。此外，在成都平原上还密集的发现了同时期100余处大中型聚落遗址。这些林林总总的古文化遗址，都在默默述说着，证明着古蜀文化时期的分布影响和文化面貌。
但是，人们不禁再次追问，这些展示出强盛古蜀的文明起源，是从哪开始的呢？
当时光锁定到2009年，一处傍依龙门山山前地带的考古新发现，刷新了成都平原的文明史进程，这就是四川什邡桂圆桥遗址，遗址面积约1万平方米。经放射性同位素碳-14测年，该遗址距今约5100-4600年，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为探寻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宝墩文化期古遗址与桂园桥遗址的类型对比
考古学是非常有趣的一门学科，考古既像是在玩拼图，又像是在玩找“同与不同”的游戏，这些都是考古工作的趣味所在。因此，对于新发现的史前聚落遗址，首先想到的就是对它们的文化类型和整体面貌进行对比分析，找其相同与不同。
我们以宝墩文化期的代表性古城遗址--宝墩遗址为例，与桂圆桥遗址展开类型学对比分析。
首先，从年代上讲，两处遗址地（桂园桥距今5100-4600年；宝墩距今4500-3700）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其次，从出土器物上讲，两处遗址地陶器制作手法、纹饰、器型具有一致性特点。再有，两处遗址地的生业方式相同，桂圆桥二期晚段以后，稻作农业开始强势崛起，占据生业方式的绝对优势，与宝墩文化时期的农业种植相一致。
如果要找它们之间的显著不同，那就是桂圆桥一期和二期早、中期文化层与宝墩遗址农业种植的不同。此时，桂圆桥先民们种植的是粟和黍，这种北方地区特有的旱作农业为主。而宝墩先民们种植的则是稻作农业为主。随着时间的递进，到了桂圆桥二期晚段文化层中，稻作农业植物标本明显占据的优势比例，说明此时长江中游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经传入成都平原并持续影响后续的发展，这是先进文化输入，传播影响的结果。
根据两地文化遗迹的趋同性，桂圆桥遗址的考古发现，或者是先民在成都平原开启古蜀文明的原点，是古蜀文明留下的重要注脚。那么桂圆桥遗址的先民们从何而来呢？是天之涯、还是山之北呢？
被质疑却又无法忽视的营盘山遗址
三星堆的青铜纵目面具引发无限猜想。但其纵目的特征，却又能在诸如《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史料中，找到蛛丝马迹。“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等。这些史料都指向岷山，即今之四川岷江上游地区。
200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长江上游四川茂县，发现了迄今文化内涵最为丰富，距今5300-4600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营盘山遗址。这座遗址的考古发现，使得学者们敏锐地察觉到它和新津宝墩遗址，在文化类型方面存在的相似与差异。因而对两地是否存在上下承接，前后相继的序列关系，营盘山是不是就是四川考古人苦苦追索的古蜀文明之源？学者们报以的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
比如，两地陶器制作方法和材质造像较为一致，宝墩早期文化层中的陶器圈足底与营盘山陶器圈足底趋于一致。而差异性同样突出，两地存在6、700年的文化断层，缺环现象，缺乏衔接较为明显；营盘山有着相当数量的彩陶，宝墩中则没有彩陶的踪影；营盘山农业种植以北方地区粟和黍的旱作农业为主，而宝墩先民们种植的是源自长江中游地区的稻作农业为主。
考古学的科学运用确立了营盘山就是古蜀之源的地位
营盘山与宝墩两地之间独特的文化现象。因为2009年什邡桂圆桥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而完美地弥合了两地间的罅隙。营盘山、桂圆桥和宝墩遗址之间，有着怎样的文化联系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出土器物上讲，三处遗址地都出土了典型性、代表性器物大口绳纹罐，这种粗绳纹加箍带纹的纹饰是三处遗址地器物上较为一致的共性特征，再有，三处遗址地陶器制作方法也都是采用泥条盘筑法和捏塑法，它们的材质工艺造型相似。
第二，从植物考古成果上来看，营盘山遗址先民们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粟和黍。桂圆桥遗址一期和二期早中期文化的农业形态与营盘山一致，也是种植的粟和黍这种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小米为主。但在进入桂圆桥遗址二期文化晚段以后，稻作农业的稻米开始占据了绝对优势，发生了农业种植生业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那就是由旱作农业向稻作农业的转变；而承接桂圆桥遗址文化期的宝墩先民们种植的主要农作物则完全是以稻米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兼种粟和黍、薏苡、大豆等综合类的农业形态。它们三处遗址地之间这种连续一致、上下相承的序列关系非常明确。
第三，从地理位置上来分析判断，营盘山先民们进入成都平原，有两条线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沿岷江河谷进入四川都江堰从而踏入成都平原；另一选择则是直接翻越直线距离仅80公里的龙门山脉进入成都平原。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证明，营盘山先民们应该就是选择经跨越龙门山脉，比较便捷地进入成都平原，第一站选择了什邡桂圆桥，以此开启了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原点。
从1996年开始发现宝墩文化期的史前城址群，到2000年发现长江上游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营盘山遗址，再到2009年发现龙门山山前地带的桂圆桥遗址。四川古蜀文明起源的脉络，由烟雨朦胧到清晰可辨，得益于现代考古学的科学运用。三处遗址地由考古学揭示出的文化串联，为我们探明了古蜀源流，寻找到了文明的初源。
撰稿人：傅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