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逻辑》 ，作者：韦森，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根本上来说主要靠吃“制度改革”的红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在倒逼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和发展构建良序的制度基础和条件。
三驾马车皆有隐忧
记者：在采访您之前，我们走访了一些民营企业和银行，可以感受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税赋高企、融资困难等困境，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依然高达8.1%，这是否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现状？
韦森：按照2010年开始实施的新《统计法》，虚报数字要受到行政处分甚至要追究法律责任，但各个地区上报的统计数据是否准确和真实，我们却不敢贸然判断。举个例子来说吧，2009年，整个经济非常困难，但统计数据仍说当年中国的GDP增长了9.1%，你信不信？信也好，不信也罢，但至少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认为，不要尽信短期的如季度性的GDP统计数据，这一指标并不一定反映经济的实际变化。
我最近在江浙一带走了一下，从地方和企业得到的消息也是今年企业普遍感到比较困难，资金紧张、税负很重、工资成本也在上涨。都到4月了，一些浙江的出口企业反映说，今年的出口订单却不如往年那么多。近来，一部分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在4月将“探底回升”。我觉得这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经济增速在整体上已经出现了下行的迹象。
回顾过去30多年的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视察南方、加入WTO这三个事件，代表了中国三次潜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按照中金公司专家组的研究，自2006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便已开始下降，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红利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最近，吴敬琏老师就讲，中国到处能赚钱的机会不会再有了。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经济的巨大转型正在发生，且必不可免。
目前我对全球经济还不是太悲观。到今年9月，美国到期的次贷就基本上消化完了，美国经济会开始慢慢复苏。IMF等国际组织曾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大致有2%的增长，并且最近还调高了对各国经济增速的预期。但是，要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恢复性增长。在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中，美国的GDP总量萎缩16%左右，经过两三年的恢复性增长，目前才大致回到衰退前的水平。
我的判断是，美国和西方各国经济既不会二次探底，但也不可能回到危机前多年较快的增长态势了。这种世界经济格局，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去年，我们的外贸出口虽然比2010年有增长，总量增加了20.3%，但对GDP增速的贡献却是-5.8%。今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可能还是负的，甚至比去年负的幅度还更大。
另一方面，前几年启动的一轮大的基建投资高峰也即将过去，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在慢慢减弱。现在，至多再花几万亿去修建之前已经开始兴建的“铁、公、基”项目。这一波投资高峰会在未来几年时间里过去，但是留给地方政府的是巨大的负债。这些负债是依靠地方融资平台借债或者银行贷款来承载的。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债还旧债，还要发新债来谋发展。最近各地政府不是又开始发行地方债了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长期而言难以为继。如果贡献了绝大部分就业的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大家都不做实业了，光靠政府投资，我们的经济还能走多远？
最近有消息说，发改委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又开始批项目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高速增长30多年了，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已有十多年黄金时代的超高速增长。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逾47万亿元了，人均GDP也超过了5000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现在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是自然和必然的。而整个宏观政策导向，却似乎要完全逆这一经济下行的趋势而动，要继续服“兴奋剂”，这不对呀！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中国靠外贸及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都在减弱，“三驾马车”似乎只剩消费了？
韦森：靠启动内需消费来保增长？目前看来这也比较困难，可能只是个美好愿望而已。根据收入法核算GDP，劳动者报酬占我国GDP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53%左右下降至近年来的40%左右。国民收入包括三个部分：劳动收入、企业利润、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达到GDP增长的两倍甚至更高，那么，其他两项自然就被挤下来了。
一方面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另一方面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在涨，这就意味着普通居民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很慢。另外，这些年来，我们的家电产品包括液晶电视、电脑、冰箱、空调等普及得已经很广了，且我国的液晶电视的普及率可能比其他发达国家还要高。家电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一般有较长的更新周期。今年以来，我国汽车销量增速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形下，靠启动家庭消费来启动内需，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近些年来，政府一直在说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启动内需来保持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速，靠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来保增长。但是，如果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怎么启动居民消费？怎么靠启动内需来保增长？要启动内需，最简单的还是提升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性减税。要减税富民，包括对民营企业减税，才有望真正启动内需。必须落实对民企——尤其是对中小民企，而不仅仅是小微（利）企业——的减税。让民企税负减下来，能活下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老是想着靠政府花钱、靠大型国企投资、靠“铁、公、基”项目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必须改变现在这样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综上所述，外贸出口增速开始下降，一轮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正在过去，而居民消费又一直不能强劲增长，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动力不足，整体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似乎是改变不了的大趋势。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增速逐渐下行应该是自然的。但是政府决策层、商界领袖和财经界人士，乃至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好像都还没有多少思想准备。
举例说，企业利润多年来逐渐下滑，一些企业的利润率已经很薄甚至到了亏损的边缘，但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暴利；各行各业都差不多出现了产能过剩，但要通过IPO上市的公司还在大量排队；地方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了，却不断发行新的更大规模的地方债来搞新项目；再加上一些在目前发展阶段根本就不可能盈利的新兴产业部门在国家的产业政策激励下还在盲目扩张，等等。
以上种种都说明，我们对即将来临的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所可能引致的“大转型”还没有多少思想准备。从整体上来看，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支出导向，还是在逆经济增速放缓这一趋势而动。
记者：中国有可能出现滞胀（经济增长停滞的同时出现通货膨胀）吗？
韦森：到今年4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已经差不多达到90万亿元了。只要货币政策稍一放松，今年广义货币M2超100万亿元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换算成美元，中国的广义货币目前已经比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了。但是我们的GDP总量目前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广义货币总量这么大，一元GDP对应一块八毛多广义货币，这种情况下，广义货币稍“溢出”一点，中国的通货膨胀就不得了。这是近两年CPI一直攀高的根本原因。
当然也要看到，中国这几年的CPI上涨，基本上都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推动的。有关研究机构数据表明，我国的食品价格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粮食期货价格的变化基本上同步。这背后的逻辑是：美联储一“超发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一“宽松”，美元就贬值，芝加哥期货市场的粮食价格和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就随之上升，中国作为粮食、石油的进口国，CPI就接着“抬头”。
最近，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再表示，到2014年底，美联储的基准利率还将维持在0—0.25%左右。相对欧洲国家，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要好得多，下半年之后，美国经济恢复的趋势可能会更明显一点。如果美联储不再推出QE3（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元走强，国际粮食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就会回落，中国CPI上涨的压力随之也就会减小。
记者：同样面对经济危机，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观中国，是如此迥异于这些主要经济体。对此，您怎么看？
韦森：我曾经对近几年决策层频繁地动用货币政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不同看法。2007年以来，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常常来个180度的大转向。现在看来，央行货币政策第四次180度的“大转向”或将到来。一国经济的运行，五六年里就来了4次180度的大转向，一会儿服“安眠药”，一会儿打“兴奋剂”，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在“熨平”经济周期，还是在人为地制造经济周期？这样频繁且多变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向，会把好端端的经济折腾出毛病来的！
记得去年，周小川行长曾在上海讲，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也在做“宏观调控”，也一直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这当然没错。但是，要看到，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中国大不一样。
自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轻微下滑，格林斯潘掌管的美联储一连降了十多次利率，一直到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大致是朝着一个方向“调”的。伯南克自2006年接掌美联储的帅印后，中间经历了2007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之后美联储维持量化宽松政策和低利率政策一直到现在。他最近还在强调到2014年底，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仍将维持在0—0.25%。这说明美国最近10年里，货币政策保持一个方向在“调”。
而我们呢？五六年里发生了4次180度的大转向：2007年中到2008年6月，6次升息，12次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要对贷款“窗口指导”，靠行政命令让各商业银行缩减贷款。2008年下半年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了，央行就4次降息，并鼓励商业银行拼命放贷，3年多来，贷款放了20多万亿元，超过2011年我国GDP总量的一半。从2010年1月中旬到2011年6月中旬，决策层的货币政策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向，12次提高法准金、4次升息。
自2011年12月初以来，看到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央行又降了两次法准金。如果我们的货币政策再这样继续“宽松”下去，这不就是4次180度的货币政策大转向了？我们这样一个有着50万亿元左右GDP总量的经济大国，能这样折腾么？我们的企业，我们的金融市场和投资者，又怎样预期和应对这种频繁的货币政策转向？
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
记者：目前，西方各国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极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经济复苏仍然步履维艰、路途漫漫，也就是说，陷入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在这一格局中，您如何评价对战了半个多世纪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
韦森：首先我要为凯恩斯辩护一下。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之前，按照亚当·斯密、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会自发创造需求、维持供需平衡的，不会出现大的萧条与危机。
然而，自一战前到1929年，出现了“英国病”现象，英国的失业率长期在10%—20%。到了1929年，英国经济才只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1929年爆发大萧条后，英国经济进一步衰退，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开始复苏。面对当时持续多年的“英国病”，凯恩斯的“货币三论”——《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大致就讲到一个观点：英国经济“生病”了，不能自发地恢复市场均衡了；要治“英国病”，央行必须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投资，使企业恢复活力，增加总需求，如此经济才能恢复均衡。
凯恩斯本人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是认为，经济衰退了，一如人生病需要吃药一样，要用货币政策来治疗。一旦经济恢复了健康，就该让它自己运行。所以，凯恩斯并不主张通货膨胀，认为通货膨胀会埋葬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使国家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他也不主张财政赤字，而是主张预算平衡。
大政府、国有化和强政府干预，这些实际上都不是凯恩斯的观点。要把“凯恩斯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中逐渐演变生成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区别开来。凯恩斯的基本观点是，在经济萧条时，央行要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给，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因此，可以认为，凯恩斯本人的理论本质上还是自由主义的。
从1929至1933年的“大萧条”，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西方世界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复苏和繁荣，曾被人们称为“凯恩斯革命”。这长达40年时间的“凯恩斯革命”，似乎证明了凯恩斯本人主张降低利率以及后来“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花钱的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1973年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中出现的“滞胀”（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现象，宣布了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破产。接着，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不二政策选择。但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以及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到来后，西方各国政府几乎又全部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再压低利率和不断增加货币供给。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美国尤其是欧盟国家的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路途漫漫，这似乎又证明了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失效。凯恩斯原来的药方，对西方国家现在显然不太有用。但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目前还没找到其他更有效的“药方”。结果，连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认为，西方国家政府的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力度还不够，还要加大。但西方各国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了，利率都快到零了，货币都发了那么多了，你们还要他们怎么做？
如果说凯恩斯的理论只是讲一个“生了病”的经济体怎样让它恢复健康，那么哈耶克的理论主要讲的则是，一个健康经济体不要“乱服药”，“不折腾”。按照“哈耶克三角”所展示的商业周期理论，如果央行在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下任意增加货币供给，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社会资源被错配到资本化程度更高的生产阶段，会人为制造繁荣，并会产生大量不当投资。而最后到“不当投资”要清算时，经济的大萧条就会到来。
现在看来，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能否部分解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和2008—2009年之后的经济衰退，还有待思考。在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34之年后，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曾批评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说：“从来没有人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过去的劣质投资会造成今天的优质工人的失业。”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能否解释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势，还有待观察和验证。
中国经济有可能沿着哈耶克的理论预期前行，因为近几年中国央行确实采取了人为压低利率的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过去几年大规模的基建项目和远离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投资大量增加。当这些投资的几十万亿元贷款要归还时，当一些“不当投资”要清算时，经济大萧条是否就会如哈耶克所预期的那样到来？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至于弗里德曼，他在通货膨胀问题上与哈耶克持同一观点，认为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是西方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他批判凯恩斯及其门徒，认为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正是央行大规模地“超发货币”。弗里德曼主张稳定的货币政策，核心观点是超发货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果。现在弗里德曼的观点似乎也破产了。
2008年下半年之后，美国推出了QE1（第一轮量化宽松），2010年又推出QE2（第二轮量化宽松），美国的基础货币这几年增长了很多，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只要美国多发货币，美元就会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上涨，事实上2010年以来，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上是下降的。几年过去了，美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后回到熊彼特。他认为每个时代的经济增长和大衰退都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一次科技革命和创新会推动一轮经济发展，随之将出现萧条，并积蓄能量等待下一次科技革命，如此循环往复。纵观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几次大萧条，这几年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判断：除非人类在未来能够发现改变整个人类自身生活方式的科技和工业革命——如蒸汽机、内燃机、核能、航空航天技术那样的科技革命，才能引起人类社会的又一波大的经济增长。
现在能看到的诸如新能源、纳米技术、太阳能和生物制药等新技术，显然还不构成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科技革命，对人类诸大社会的经济增长的推动还是有限的。因而，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将是一个长萧条。西方政府的任何宏观政策，都改变不了这一经济大势。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坚定地推行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您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能够解释“中国奇迹”吗？“中国奇迹”或者说“中国模式”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韦森：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人采纳了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恢复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到2007年危机之前，几乎没有多少国家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了。2008—2009年经济衰退危机来了之后，才沿用了凯恩斯个人的经济主张，但并没有真正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
西方各国政府以及各国央行确实大量增加了货币供给，并压低了利率，但是大规模的政府项目投资并没有发生。尽管随着西方各国失业率的攀高和多年居高不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也在不断攀高，但西方各国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增加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而不是像我们国家这样大量地投入基本建设项目。
因而，近些年西方国家政府所采取的凯恩斯的宏观政策，包括大规模的减税，并没有造就大政府。可以说，西方国家并不是完全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而是基本上符合凯恩斯个人最初的经济政策主张。
中国近几年奉行的却是地道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百分之一百或者说百分之二百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经济的运作有许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就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行政运作方式，还有很大的计划经济的遗产成分，所以经济一下滑，政府机构和发改委的官员运用起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可以说不用学就得心应手。
可以认为，在政府机构的实际政策操作和运作中，充满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做法。这就有了近几年发生的所谓“国进民退”现象，也就随之有了“中国模式”之说。
过去30多年，中国之所以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说来并不是引入了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手段的结果。相反，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引入了市场机制，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我们是通过引入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又恰好赶上了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互联网的迅速扩展和应用这一波新的科技创新浪潮。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尤其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并凭借廉价劳动力，制造了大量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且平衡了美国经济内部无法平衡的问题。于是，不但中国经济自身高速增长，也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似乎都无法完全解释。同样是市场经济，拉美和印度并没有像中国这样高速增长，且增长时间这么长；人类社会第三次科技革命创新，即科学发明被广泛应用到工业生产的现象，也非中国独有。
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时，提出了一个观点：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时，除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因素之外，一个伴随的解释变量是中国一大批企业家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崛起和不断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发现、企业家的技术创新都将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人类社会的现代科技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发明；另一个是创新，即把发明运用到生产过程中。而在后一个方面，企业家在其中起很大作用，故被熊彼特称作为“企业家的创新”。具体到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外资也大量涌入，带来了新技术和组织创新。国有企业管理者、高级经理人尽管受制于现存的体制，但他们也在不断努力创新自己的“商业王国”，做大做强自己管理的大企业。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
我们华人做生意，既精明，又节俭，非常符合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可以认为，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一大批企业家的出现和民营企业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中国历史来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政治制度，以及历代王朝所屡屡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束缚和压抑了国人的经商精神。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是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压制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中国社会停留在农耕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上。而一旦制度束缚不再，一旦政府允许并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旦引入市场资源配置体制了，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就会崛起，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就被“释放”出来了。
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是例子，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也是例子。由此我们也可以预期，在经济已经市场化的当今中国，只要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在，只要我们中国人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的动力还在，如果能有现代民主与法治制度，对市场交易的产权保护更加完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将会继续一个时期。
换句话说，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是我们吃了“市场化改革”红利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看来就要主要靠吃“制度化改革”即民主法治建设的红利了。由此也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正在开始面临的“大转型”，正在倒逼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国进民退”，是自200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名词，且争议不断。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一争议进一步升温。有学者认为，“国进民退”背后反映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扩张。您认为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应该如何规避国家资本主义的无度扩张？
韦森：2010年，我发表过一篇题为《什么是真正的国进民退？》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曾指出“国进民退”不是指国有企业的数量增加，而是指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些现象：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本在迅速扩张，甚至包括通过国有大企业上市的方式来大规模地扩张国有企业的资本总值；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在迅猛增加，政府掌控的财力在大规模地增加。
“国进民退”的本质并不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而是政府通过自己掌握的越来越多的国民财富来增强其统御经济的能力问题。再者，由于国有企业对于上游资源的垄断，“逼退”了下游的民营企业，使后者不得不依附于前者及由前者所衍生的寻租市场而生存。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权力制衡是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关键。政府权力不受制衡，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在拼命增长，国企经营官僚化、非市场化，是一条自我演化且不断自我强化的不归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建设现代民主政治来制衡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支出的用途。这也就是这些年我们所反复讲的，希望能通过预算民主来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转变发展模式，避免中国经济大萧条
记者：在世界经济衰退远未结束、国内面临换届的背景下，您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总体趋势有何预测？
韦森：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所取得的成果相当来之不易，故真诚希望今年我们国家能够实现平稳过渡。
至于中国经济发展，我有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中国经济的问题和潜在挑战很多，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运作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社会，大家都不太讲正式规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中国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中国企业适应和应对各种环境变化与挑战的能力也很强。即使企业利润率在下降，外部订单在减少，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在上升，但是大家还是能够发现各自的生存和经营之道。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增长会“摇摇晃晃”，PMI会上下波动，增速会慢慢放缓，但还是能走几年。因而我判断，在近几年里可能还不至于出现大的经济波动。
第二，中国经济整体的增速下行是个必然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中，都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的两位数增长。经济增速的放缓是大趋势，通过政府投资和建设大项目能够在短期维持经济增速，但改变不了长期经济下行的趋势。
过去几年，我们整个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投资来推动的，是靠政府直接投资和启动大的国有部门的基建项目投资来支撑的。但这种靠低利率的信贷扩张所带来的短期经济增长，也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要意识到依靠贷款、信贷泡沫和政府负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危害，并有预警机制，尽量将不当投资所遗留下来的“次贷”尽早慢慢地消解掉，以避免出现大的经济衰退。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历次经济危机的经验均告诉人们，世界性的经济衰退，首先出问题的总是金融系统，开始是股市大跌，随之银行倒闭，并最终波及实体经济。
在经历过一个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后，中国实体部门的增速逐渐放缓或下滑是自然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必然的，也并不可怕，但一旦整个经济的隐患都聚集和累积到金融体系中，导致金融和银行体系出了问题，就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暴一样，那可就要出大事了。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就不是短时期的问题了。
概言之，既然整个经济增速下行是避免不了的，那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并有些“理性的预期”，使我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战略能够对这正在到来的“大转型”做到合宜应对，而不应再期望和企划通过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投资来逆这一大趋势、维系短期的高速增长。
这样才能在未来尽量避免出现大的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突然断裂。有了这一认识，我们就不会老是受一些短期波动的经济数据所迷惑了，就不会再为难为之事、费不可为之力了。真正要为和当为的，倒是渐进性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和发展构建良序的制度基础与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