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逼。我也不知道。我也很困惑。谢谢你，你蛮激动的好像。
这是面对台下热心捧场虚心求教的年轻人的提问，陈丹青给出的回答。
事情发生在前两天结束的平遥电影节，陈丹青带着自己的山西出土壁画纪录片《线条的盛宴》到这里放了一场。
映后交流互动环节，典型陈丹青风格的发言和回复破圈了。
台上的嘉宾还有另外两人，画家、纪录片导演林旭东，以及《局部》导演谢梦茜。
某种意义上，这是《局部》主创和观众的见面会。
这次山西壁画纪录片，是陈丹青和谢梦茜自《局部》后的最新合作成果。被宣传为“局部特集”。
台下观众不少是美术生或从事美术工作的人，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知道，陈丹青，《局部》的三季节目，包括本次纪录片，都给了他们不小的启发。而作为制作者，陈丹青却有遗憾，他们这个纪录片到处卖不出去，他想做《局部》第四季讲讲敦煌，可惜谈不下来拍摄许可。
局部十分局促。
我到网上找到了这次映后交流视频。我猜想，陈丹青本人要是知道的话会很气愤。
早在多年前，他就领教过媒体断章取义从而达到“栽赃陷害”效果的本事，他是不愿意自己的言论被截取“金句”大肆传播的。交流途中，他打断发言观众，要大家不要录视频，陈言深受其害。好在这个视频够完整，来龙去脉有交代。不像破圈被特地圈出来的“漫长提问+简略回答”，有幽默感的人会看作直言不讳，道德敏感的人则要祭出老艺术家的敷衍傲慢的大棒。
对此只有一句奉送，这些人对陈丹青其人其言，还是知道太少了。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从《局部》说起。
约莫二十年前，“理想国”想请陈丹青出本“世界名画解读”。
当时正跟清华闹辞职的陈丹青，听到“美术教育”四个字就烦。
不肯做。
2014年，“理想国”委托梁文道成立了“看理想”公司，在优酷开辟一个人文艺术的视频节目矩阵。
▲“看理想”的男人们
桌上，一帮子人围着陈丹青又开始软磨硬泡：做吧，做吧。
陈丹青支支吾吾，最终还是应承了下来。
于是，《局部》诞生。
陈丹青形容《局部》，是自己与观众“彼此上当的局面”——
“观众上了语言的当，我上了观众的当：喜欢呀，还想听呀……”
五年来，就这么彼此上当了三季。
三季以来，陈丹青带领我们走出画室。
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路逛到意大利大小教堂， 迎面感受中世纪欧洲湿壁画的震撼。
就像一位良苦用心的导师，带着学生四处游学开眼界。
但先不要兀自感动。
陈老师说了：我是为了自己爽，不是为了大家。
不带一丝忸怩，甚至是面露狡黠地坦诚自私。
这是独属于陈丹青的，可爱的诚实。
陈丹青一再重申：
《局部》意在消遣，不是上课。
他央求观众，不要理书本、教条、权威那一套，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甚至，不必懂。
虽是职业画家，但陈丹青极其讨厌“专业”这个词。
国内那些所谓的艺术节目，陈丹青觉得“夸张得要命”。
看着自己的前辈和同辈，在这些节目里神话艺术。
用一官半职在那儿“抬高权威，吓唬社会”。
他不愿意把《局部》视作人文节目、教育节目。
“娱乐，就是娱乐”。
但他很认真地对待这档“娱乐节目”。
一集节目20分钟，文案要打磨10到15天。
在他看来，“语言勾不住人，一点击就灭了”。
也因此，“爱听陈丹青说话”，已经成为众多人喜欢上《局部》的原因。
专业有壁垒，但情感是共通的。
陈丹青放弃了职业圈层的话语体系，而采用了情感化的表述方式——暴露自己、掏心掏肺。
我们从中得以看到他的个性，他的偏好，他的观念。
美术史上鼎鼎大名的画家和流派，都被陈老师拿来“拉踩”一番。
他相信，毕加索哪天看到北魏壁画会被吓坏，他那个《格尔尼卡》小意思；
十七世纪的巴洛克艺术，论精力弥漫，会在十五世纪随便哪座教堂的画工面前，甘拜下风；
超现实主义绘画所追求的虚拟性，相比月鉴房的复杂图像剧情，到底是小把戏、小局面 ......
这些论断，想要反驳的人怕是不在少数 。
但是没有关系，陈丹青真正要向我们传达的，不是这些具体的判断，而是一种态度：
大胆说出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要听信他人之言，史书之言。
甚至也不要去听信陈丹青。
美的感受是私人的，即使再亲密的人也会因此产生分歧。
当年木心一句“卡拉瓦乔不如拉斐尔”，让陈丹青对老头子耿耿于怀了三十几年。
反驳大众成见的时候，陈丹青常常忍不住优雅“开骂”。
他认为，艺术不是进化链——越往后越进步；艺术也不是功名簿——越出名越牛逼。
无论是北魏壁画的无名工匠，还是中世纪意大利湿壁画的打工仔，在他眼里，其艺术表现力并不逊于名垂青史的大师。
“什么才华不才华，你单是看看人家的豪迈与精力，你就闭嘴吧！”
而全心全意、认认真真的工匠精神，向来被低看。
拿钱办事的服务性质，被认为与艺术家三个字相去甚远。
陈丹青不忿：
“如今说一幅画‘匠气’，早已是骂人的话，我真想骂回去，滚一边儿歇着吧。”
在他看来，意大利打工仔的无名壁画，才是文艺复兴最肥厚的土壤。
“可是公众相信专家钦定的名单，谁相信无名的工匠？”
描述一幅画哪里好，陈丹青不会动用权威的术语，而是用极其主观的浪漫化语言。
王希孟画《千里江山图》，他说只有18岁才能画得出这样子的画。
“他好像知道，过几年就死了。”
辽代民间匠人雕刻的易县罗汉，他说直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雕刻家多纳泰罗。
“那种自认为把握真理的确信，那种不容辩驳的信仰的傲慢。”
卡拉瓦乔画少年，他说这分明是一张爱得发昏的图画。
“你刚刚爱上一个人，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就会画出这样的画。”
这般抽象而个体的感受，说了好似没说，但它们会久久萦绕在你心间。
什么笔法、透视、构图......陈丹青不爱聊这些。
艺术对他而言，于技巧之外，更是纯粹的激情。
镜头对准他观画时的眼神和姿态，那种对艺术的痴相，可比他聊技法有感染力得多。
陈丹青用他的偏好、嗔怒和感性，一一消解我们对艺术的成见。
如今的视频节目里，我们已经很少看到有人像陈丹青这样说话：
慈祥地爆着粗口，犀利中不乏浪漫，谦逊中又见张狂。
有真性情，也有真见解。
敢讲，又会讲。
在他这里，语言是自由的。
反观如今不是圆滑无聊就是张牙舞爪的媒体言论环境，陈丹青的“陈言陈语”便显得极度稀缺。
陈丹青是谁？
文革动乱年代，陈丹青一代人的正常高等教育被迫中断，他靠着自学成为一个通才。
本职是画家，1980年凭借毕业习作《西藏组画》一举成名。
▲《西藏组画》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摆脱了当时苏联画法的宣传意味，转向了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
同时还是作家，文艺评论家，所闻所见皆有看法。
陈丹青对电影和电视剧也颇有研究。
对于他这一代人开创的、国际声誉最高的第五代电影，陈丹青评价并不高。
他称第五代是“最幸运的一代”。
“第五代崛起既不是大胆，也不是创新，而是文革太荒凉，一结束，他们赶上好时候——第一拨。”
第一次看陈凯歌的《黄土地》，第五代的开山之作，陈丹青难掩失望。
“刚开始就一八路军，一陕北女孩，我一看，还是革命电影老符号，我宁可看老革命的老电影。”
审视同时代的人，陈丹青向来毒辣严苛。
“我们这代所有作品背后的那个底子，还是无产阶级美学观，乍一看好像分量蛮重的样子，迷恋悲剧感、大事件、大道理，肤浅的哲学观，玩深沉，弄得愁眉苦脸的。”
相反，陈丹青喜欢第六代电影里的私人经验。
评价张元：
他本来可以弄得像蔡明亮，但张元是伤感一路，蔡明亮的基调是绝望，拍那么私密的个体经验，却有强度有深度。
▲张元《东宫西宫》
评价娄烨：
娄烨好像比较凶猛，至少他希望凶猛，《苏州河》有点感觉，还是有习作感，力度出不来。
他不满足仅仅是私人经验，想找那种有痛感的，要爆发但爆发不出来的感觉。
▲娄烨《苏州河》
第六代中，陈丹青最看重贾樟柯，但他不愿将其归于第六代：
贾樟柯不是第六代，年龄更小，他的秉赋内在凝练，对文学的把握比其他人强很多。他懂得同情和尊严，但不伤感。
他一出道就接近侯孝贤一路，味道正，意大利人当年就是这样处理城市与人的败落题材的。他迷恋布列松，起点和趣味比第五、六代高。
▲贾樟柯《小武》
总体上，他认为“第六代欠缺野心，第五代野心又太大”。
陈丹青身上有着强烈的开放和自省精神。
你以为他有七八十年代的情怀，结果他顶顶排斥自己这一代人的表达方式。
众所周知，陈丹青喜欢年轻人。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年轻人已经慢慢脱离了他们那一代人的集体主义话语。
十多年前，在韩寒的特立独行遭受大众质疑的阶段，陈丹青就公开支持他：
我很喜欢韩寒。
湖南卫视不怀好意地请来两人对谈，期待一个老愤青和一个小愤青剑拔弩张的戏剧化场面。
谁知，两人温柔祥和，相谈甚欢。
陈丹青几乎是全程老母亲笑地赞同韩寒的每一句话：
个性化的、反权威的年轻一代思维。
你以为他是什么艺术家品位，结果他讨厌电影装深沉，赞美冯氏商业喜剧，是个美剧吹。
并且从不以美术视角去评价其他艺术体系。
陈丹青和王安忆公开谈过几次影视剧的问题。
王安忆有次谈及《花样年华》里一段戏——
张曼玉和梁朝伟发现彼此的配偶有染，其中一人自问道：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开始的？
王安忆觉得这句话好，因为这边他们两人，其实也开始了，只是可惜没有扩展开来，让故事从旁溜走。
陈丹青对王安忆这种追求故事因果的小说家视角，很不买账：
这是你小说家眼光毒，可我还是得说，人不能代别人创作。
你跟王家卫说去吧，我猜他会倒过来跟你讲电影的“因”，“镜头”的“因”。
陈丹青清楚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表达系统：
“故事”与‘’可供直观的故事’，多五个字，便是文学与电影的分际——
你写小说，我画画，我们得小心，不可在自己的立场上夸大电影与文学绘画的‘依赖性’关系。”
陈丹青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去中心化”视角，跟他整个80、90年代客居美国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走出国门后，西方的冲击和他乡的经验，让陈丹青在边缘的环境中重新思考自己、艺术和中国的位置。
“我清楚我们是断层的一代，既不知道中国的过去，也不知道什么是西方。然后我出来了，发现我们在自己地盘上干的那点事儿都是小儿科。”
《西藏组画》借鉴的欧洲19世纪绘画传统，在当时的中国已属“先锋”。
来到西方一看才发现，现代主义都已经过时。
陈丹青说，自己一下子从“十九世纪假想”被猛抛到了“后现代”。
文革造成的文化断层，让一部分人因为无知而日益偏狭，也让一部分人像陈丹青这样重新审视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他们一边恶补中西方文化，一边挣脱文革在他们这一代身上施加的意识形态作用。
2000年陈丹青回国，一系列犀利的社会批评和叛逆举动，让他被媒体定义为“公共知识分子”。
其中以2004年出走清华、批判教育体制所引发的社会反响最为轰动 。
在不同的场合，陈丹青都表达过考试把学生给考废了的论调。
作为一个老师，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应试教育规训出来的“乖学生”。
但陈丹青无意于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一来觉得自己不够格；
二来他把自己的言行归结为“我不过说了一点可怜的真话”，并非出于知识分子式的“社会和时代责任感”。
“一个人被强迫做他厌恶嫌烦的事，犟了几下，骂了几句，就算责任感？太严重了。”
可他也不屑与余秋雨、于丹这类文化明星混为一谈。
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对体制有任何批评。
陈丹青将能说会道的于丹形容为辅导员，对余秋雨更是直呼“无耻”。
因其在汶川地震期间，以文化学者的身份行官员维稳之事。
“我对他最后的一点尊敬，因为这件事情就没有了。”
陈丹青自己，则始终与体制和官方权力保持着距离。
从来不做歌功颂德的角色。
像陈丹青这样敢说话的人，媒体是求之不得的。
因为他的大胆措辞，太适合于媒体来大做文章。
《百家讲坛》热播那年，有位青年问前去捧场的陈丹青：
您看易中天节目吗？学者该不该上电视？
陈丹青回答：那算屁事啊，电视普及后，国外学者早就上媒体了。
翌日报纸的大标题就是：《陈丹青：易中天是个屁》。
这类话语的栽赃构陷，让历经文革时期的陈丹青倍感熟悉。
“如今呢，则哪位傻逼稍与媒体沾点边，浑身唾沫，还弄成你自己的口涎，望之可惨，而记者说起，总是嘻嘻笑：陈老师，你好傻哎，媒体就是这样的呀。”
与媒体的交手，除了这类罔顾事实的坏编造，还有让人哭笑不得的蠢问题。
里面有陈丹青最反感的假大空概念：
Q：看你回忆知青生涯，绝望然而有种华丽的奇崛，八十年代与阿城王安忆的交游，也是快意的，然而，你作为这样精彩时代的亲历者，竟然也和我等一起站在了这个糟糕的时代，会有不堪的感受吗？
A：“糟糕的时代”？您要我也替您委屈吗？行啊，请个假，您到我插队落户的村里去插秧、割稻、砍柴、掏粪、挑公粮，真的，非常华丽，非常奇崛呢！
有他倍感可笑的猜测臆想：
Q：也有一些人不看好你，他们说“受不了你骨子里的优越感”，对反映在部分人眼中的这一面目的自己，你是否自知？
A：不看好就不看好，为什么要人家“看好”？有“优越感”，那就有吧，没关系——这大概又是“优越感”吧，对不起。
Q：总觉得，在你嬉笑怒骂的种种愤怒背后，总有种极深的伤感，不是绝望，就是伤感。
A：哦，是吗？对不起。
陈丹青不配合记者的采访态度，读来甚是好笑，也让人觉得凄凉。
因为如他所言，“有趣的交谈，已成奢望。”
本意是借助媒体做些抗争、说些真话的陈丹青，逐渐变成一个被消费的媒体明星。
但陈丹青没有办法，“既是蹭了媒体的丛林，我活该。”
日益了解中国当下的文化空间和文化现实的陈丹青说：
“我不会妥协，但我也越来越体谅。”
我们知道，当一个语言斗士说出这样的话，基本上是放弃了与公共社会进一步对话的欲望。
这些年，陈丹青几乎不再接受公开采访。
最多上《锵锵三人行》和《圆桌派》，与三两老友聊聊“996”这类温和的话题。
遣词造句的旧文学味道，陈丹青很明显受了木心的影响。
而嬉笑怒骂的本事，是师承自另一位精神导师——鲁迅。
这位鲁迅迷弟曾这样描绘他：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陈丹青也有好看的样子，寸头、炯目、佛耳，有艺术家的风骨，也极符合人们对一个知识分子的想象。
这样的形象，似乎天生就是用来对社会怒目而视、清醒旁观的。
我们的时代不会再有鲁迅，但是本该有更多的陈丹青。
他们还能说出有意思的话，还胆敢对社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嬉笑怒骂皆出自一个人的独立自由之思想。
微博上有人po出陈丹青和秦晖在2013年的对谈，大家惊异并羡慕于几年前的言谈尺度。
但陈丹青代表的公共话语时代，已然过去了。
若他今天仍然活跃于大众媒体，对时事直抒胸臆，他可能也会成为某群擅长举报、重新拥抱集体主义话语的年轻人的活靶子。
放到现在，我不知道陈丹青还会不会依然说自己喜欢年轻人。
还会不会在各类演讲场合让学生坐近一点，或者让年轻人发表观点时嗔骂一句：
“我最讨厌的就是现在的学生太乖了wocao！”
参考文献：
《笑谈大先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谈话的泥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