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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之间再次开火已经10天了。截至目前,本轮冲突已致双方超过4200人死亡。每当从新闻里看到那些真真假假的残暴行径,我们总是惊讶于人性的底线如此之低,也总是不禁要问:为什么人类会如此轻易就滑向极端?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有家人和朋友的普通人会转变成一名滥杀无辜的施暴者?人性深处是否暗藏着极端主义的种子?在《极端主义》中, J.M.伯杰以社会认同理论为逻辑起点,给出了他自己的独到但极具解释力的回答。

极端主义的激进化

文 | J. M. 伯杰

为什么个人和群体会去拥抱极端主义?几十年的研究未能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几十年的研究只是小心地排除了不少被提出来的解释。

一种最常被反复提及的主张是,极端主义源自结构性发展要素:如贫穷、高失业率或缺乏教育机会。这些主张对一些政策制定者来说天然具有吸引力,部分因为他们有尝试解决结构性问题的经验,部分因为这些解释能缓解他们对人类处境的焦虑。

但是结构性要素不断被推翻。

两项2016年对“伊斯兰国”外籍战士资料的研究大大削弱了结构性要素对该组织崛起原因的解释力。一项发现是,经济高度繁荣、发展均衡的国家的居民比没有这些条件的地区的居民更有可能前往叙利亚成为外籍战士,而且外籍战士的总体活动和失业“相关性不高”。另一项研究也有类似发现,注意到结构性要素的相关性确实会在某些地区出现,在另一些地区却找不到。纵观所有地区,这些数据并不支持将结构性发展要素归纳为极端主义的驱动因素。

至于教育这一点,存在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相关性。一项对4000多名“圣战”激进分子的研究发现,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平显著高于常人。在一项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较高的教育程度和经济成就与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资格呈正相关。

这世界上,有数十亿人面临着个人和社区的诸多问题——不公正、压迫、歧视、贫困、失业、犯罪等。但是只有一小部分被困扰的人走向了极端主义。

另一个流行而有害的假设是,极端主义主要由普遍意义上的宗教或某一特定宗教引起。

任何宗教的信条都有可能被曲解,被服务于激进化,被用于填充意识形态的内容,即使其核心内容主张反对暴力。尽管耶稣对门徒人尽皆知的教导是,当有人打你右脸时,你把左脸也转向他,但基督教极端分子自始至终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佛教——在大众的想象中,它以非暴力而著称——也被卷入了极端主义中。例如,斯里兰卡和缅甸当前也一直纷争不止。宗教不是导致极端主义的直接原因,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要规避研究宗教对极端主义的影响。

对简单解释的渴求使许多这类错误的预设一直存在着。但为了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变成极端主义者,以及如何打击极端主义暴力,我们必须超越那些陈词滥调,去寻找更好的解答。

个体与群体

极端主义的讨论有时模糊了个人激进化和群体激进化的区别。它们尽管紧密相关,却泾渭分明。除了完全独创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在暴力极端主义者中占比0.0001%,而人群中0.01%的人成了暴力极端主义者——群体激进化先于个体激进化。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个体极端主义者的行动才会和现存的运动截然分开。

尽管激进化几乎总是涉及对特定意识形态的吸纳,但理解这个吸纳的过程比只研究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更有教益。

以下探讨的模型虽然看起来非常抽象,但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标准,足以分析具体的案例,并用以制定打击极端主义的策略。

这里介绍的群体激进化框架来自对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基督徒身份”、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文本的研究。个体激进化框架源自对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圣战”分子的在线招募以及行为模式的研究。


群体激进化

上文将群体激进化的诸要素定义为一系列假设,我们可以为之大致排序。并非每场极端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会严格遵循同样的顺序。但是基于本书的定义,一场运动要发展为极端主义,必定会遵循以下步骤:

1.定义内群体:在一场运动变成极端主义之前,必须定义某种内群体。这些定义可能具体或含糊,但一定要有内群体的某种集体认同,这样才能使运动产生凝聚力。

2.定义外群体:内群体成员可以是热心的、虔敬的、爱国的,甚至是狂热的,但这还称不上极端主义者。要发展成极端主义,必须清晰而详尽地定义一个外群体。对某些极端主义运动来说,可以用失格内群体代替正式的外群体。

3.将外群体的存在定性为内群体的严峻危机:对外群体的描述——哪怕以不友好的方式——都不足以让一场运动跃进到极端主义的程度。外群体身份必须被视为对内群体健康本质上的障碍或威胁,正在急速酿成一场危机。这种危机不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或能够妥善解决的。它必须被认为与外群体的存在密不可分。

4.界定必须对外群体采取的敌对行为(对策):就定义而言,一场危机要求一个果决的回应。在确定危机之后,内群体对外群体必须诉诸敌对行动,该运动才会被置于极端主义的光谱上。

这四个条件将一场运动置于极端主义的光谱上。一旦置于光谱上,一场运动可能激进化(通过采纳对外群体不断增长的负面观感和支持不断增加的敌对行动),也可能缓和(通过改善对外群体的看法或调低敌对行为的程度,如放弃对实施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承诺而代之以隔离)。极端主义群体不是非要成为“温和派”才能“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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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主义的价值主张

在这四个条件各就各位后,一场极端主义运动必须把自己与包括历史信息、经文和预言、新闻(真的和假的)、分析和阴谋论等信源勾连起来,去充实每类描述。随着这些细节的填充,一场运动的身份构建就会变得更为稳固。随着更多关于外群体的负面信息被收集起来,危机的程度会变得更为极端,并且解决方案也会变得更为暴力。

在这个激进化的过程中,身份建构与危机-对策构想结构耦合之后会制造符合极端主义价值的主张:

1. 一场由外群体引发的危机正在困扰着适任者内群体;

2. 适任者内群体要解决该危机,只能加入极端主义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敌对行动。

个体激进化

对极端主义招募行为的研究显示,个体激进化与任何政治动员的过程差不多,但会强调身份认同和危机-对策的建构。成为激进主义者的个体通常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但未必遵循该次序:

1.对(适任者)内群体的认同:在激进化之前,个体会把自己与某一主流身份联系起来。

2.对外群体的负面看法:个体对一个或多个外群体产生负面看法,这些看法基于他们固有的身份而非短期冲突。该阶段可能发生在意识到危机或产生对极端主义运动的好奇心的前后。

3.对危机的感知:个体开始相信,一场危机正在困扰着适任者内群体。对危机的初步认知可能会将危机与对外群体的负面看法联系起来,也可能不会。

4.对极端主义内群体的好奇:个体通过阅读文本或与信徒直接接触,了解到某一极端主义运动的存在,并寻找更多与其意识形态相关的信息。个体可能会在发展出对外群体的负面看法或意识到危机之前就已对极端主义内群体发生兴趣。

5.对极端主义内群体的思考:个体回顾他们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信徒的了解,评估进一步参与的利弊。在这个节点,最重要的问题是个人是否认为极端主义内群体能够为适任者内群体所面临的危机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许多人顺利通过了前面四个阶段,但这一阶段开始筛人,接下来每前进一个阶段,人数都会锐减。

6.对极端主义内群体的认同:个体开始自视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盟友或信徒,认同极端主义内群体提供的危机对策。他们与其他极端主义内群体的信徒可能建立了直接联系,也可能没有。

7.自我批评:个体自问他们对适任者内群体或极端主义内群体的支持行动是否足以应对危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个体就会将自己的认同感维持在当前水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个体可能会决定提升自己对极端主义运动的参与度。自我批评会定期重复,并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8.升级:个体如果认为自己对危机的反应不够充分,他们可能会为了极端主义内群体而升级其行动,包括冒更大风险去痛击外群体以应对增加的危机。

9.行动后的复盘:个体会评估他们提升参与度后,在有形和无形中是否更有益于他们自身和群体。按照这次复盘得出的结论,个体可能会走得更远,也可能通过重新思考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来降级行动,或者维持在当前的水平上。

个体激进化过程

怨恨

一个要素既贯穿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叙事中,又贯穿于已经激进化的个人所表达的信念中,也就是怨恨的观念。怨恨这一要素普遍存在于极端主义主张和论据中,以至于某些激进化模型将怨恨作为极端主义的一个必要因素……当怨恨情绪出现在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中时,它们往往是泛化的,并总是被镶嵌在危机的背景中。

在本激进化模型中的自我批评和决意行动阶段,某些特定的怨念确实在教唆人们诉诸暴力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提升了内群体作为一个集体的正当性,通过确认内群体身份如此强韧和重要,以至于因为每一个受难的个体都被视为全体苦难的一部分,而扩大了信徒们关心的人群范围。另外,他们坚持认为外群体是内群体受难的具体原因,通过冗长的描述过程使这一论点变得明确可感。最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宣传将暴力或其他特征不一的敌对行动的目标指向外群体,指出敌对行动将(最终)缓解内群体的苦难。

从本质上说,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将怨恨与一种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使之变得既普遍又切身,与此同时,坚持只有对外群体采取敌对行动才能解决冲突。这样一来,这种有毒的世界观就会被用于帮助动员以敌对行动来攻击那些与外群体相关的特定个人或实体。就此意义而言,怨恨和激进化可能应该被理解为相互依赖、互相激发的关系,而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对这种动态的进一步研究几乎肯定会产生富有成效的见解。

选自《极端主义》([美]J.M.伯杰,黄屏 译,商务印书馆,2023.7),有删改。

《极端主义》(交界译丛)

[美]J.M.伯杰著

黄屏译

★何为极端主义?看透表象,深入实质!理解极端主义,才能减少它对人类造成的伤害

★身份认同如何建构?偏见如何形成?透过层层表象,解析极端主义的心理机制,避免极端倾向,面向开放包容的未来!

★遴选自“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基本知识系列”丛书,《精选》(Choice)杂志力荐,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孙国东,历史学专家张新刚教授诚意推荐!

极端主义并非某一时某一地的特殊现象。它沉淀于历史的长河,在骇人听闻的新闻里,在社交媒体上的骂战中。它古老而常新,是人类社会中跨越意识形态与群族的一部分。

本书作者J.M.伯杰从迦太基的屠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谈起,一直到纳粹的反犹主义和今日社交媒体上遍布的极端主义言论,穿透古今东西表现各异的案例,直击极端主义的本质,描述了身份认同运动的演变、个人和团体的激进化等,解释了极端主义是什么、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如何构建,以及极端主义为什么会升级为暴力。伯杰表示,只有先理解极端主义,才能减少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