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发表于《China Economist》2023年第2期
摘要
从长时段和国际视域分析，新中国突破旧中国长久陷入徘徊的历史发展趋势、发展起点低的现实困境、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受弱势窘境困扰而使发展空间被锁定等约束，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围绕两大主题和基于战略支点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工业革命下促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世界现代化共 性的结构转换这一主题，还拓展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主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两大主题。做好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攻克重大科技、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等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战略支点。促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好战略支点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
实业基础；结构转换；战略支点；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实现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是一个国际范筹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当时用“奇迹”一词赞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一现象。这一国际视域下的判断，关注点聚焦在GDP的高增速。现今，中国又经过20余年的发展，仅仅基于经济高速增长认识中国的发展，不能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成就。从长时段和国际视域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集中体现在：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极为艰难，因为在这一过程中首先面对的是旧中国长久陷入徘徊的历史发展趋势、新中国发展起点低的现实困境、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受弱势窘境困扰(郑有贵，2020)而使发展空间被锁定等约束。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是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突破工业化先发国家打压而受弱势窘境困扰实现的，这决定了仅从物质财富增长的结果进行探讨是不充分的。本文既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这一世界现代化共性的结构转换，又从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内涵的拓展及基于国情和世情对现代化实现路径的新探索，对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及其历程进行梳理，以呈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艰难创新历程，以及所实现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的历史地位，以此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本质要求的认识，进而从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推进和拓展的方向。
一、以发展实业为基础推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
在以工业革命为基础和先导的产业结构演进基础上，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是现代化演进的重要内涵，是世界现代化共性的经济社会结构转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主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打牢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技术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2022)新中国在70余年间，抓住实业发展不放松，夯实农业基础为快速推进国家工业化提供支撑，工农业都实现了快速发展，其中工业增长速度更快。这缘于探索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工业化的路径。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70余年间由工业化后发国家向建成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跨越。中国建成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是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工业体系残缺的基础上展开的，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自1953年实施“一五”计划起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要把农业国建设成为工业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在成立初期把国家工业化视为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积极奋斗。1953年中国共产党明确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对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生产关系变革的蓝图及其实现的时间表予以明确。1956年，建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国家战略目标及其实现的时间表又写进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刘少奇，1985)。新中国建立工业体系是在冷战时期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集团式封锁禁运打压的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展开的。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创业，新中国成功实施了国家工业化战略，到20世纪70年代末，工业这一当时的先导产业取得重大进展，工业增加值由1952年的119.8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6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15.9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1.5%，这比1953~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还高0.5个百分点。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实现历史性演进，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1952年的17.6%提高到1978年的44.1%。与之对应的是，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1978年分别为27.7%、47.7%、24.6%，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经济也就在世界上稳稳地站立了起来，这为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的快速发展，进而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建立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新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在工业化上接续努力，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拥有工业的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煤炭、石油加工、化工、机械、建材、轻纺、食品、医药等行业由小到大，航空航天、汽车、电子通信等新兴行业从无到有并迅速发展，进而建成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孙兆，2019)。这是中国工业化成功推进和拓展的标志，也构成中国式工业化的特色。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不仅促进了进口替代，更是做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自己力量的基点，增强了发展韧性，增强了应对外来风险挑战的能力，进而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不仅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支撑，还促进了经济社会结构的演进。到2012年，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达45.5%，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2021年，各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第一产业下降至7.3%，第二产业为39.4%，第三产业提升为53.3%。基于产业结构的演进，新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2021年的64.72%，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上实现了跨越。
二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成功走出城乡“两条腿”工业化之路(郑有贵，2021)。城乡“两条腿”工业化之路，是在中国城乡发展战略和特定体制机制下形成的。所谓中国城乡发展战略，是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在城市发展工业，同时也主张在农村发展工业，将农民就地变成工人和农村工农商学兵结合作为战略发展目标(郑有贵，2022)。不过，自实施“一五”计划起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从保障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能够低成本实施出发，将工业布局在城镇和工矿区，仅允许农村在国家计划体系外拾遗补缺地发展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小机械厂等(习惯统称“五小工业”)。所谓特定体制机制，是指基于大力发展农村社区集体经济所形成的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的体制机制，为社队企业发展工业提供了第一桶金的支持，孕育了社队企业及相应的农村工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推进，乡镇企业以其灵活的机制异军突起，成功走出农村工业化之路。农村工业的发展从两个方面促进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促进整个国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工业以快于城市工业的速度增长，在整个国家工业中所占份额快速提升，其增加值在全国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由1978年的9.9%增加到1991年的27.5%，2000年达47.5%(何康，2004)，占据全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布赫，2000)。另一方面，农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偏重重工业而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结构性问题的破解。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时，偏重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这样一个偏斜的结构问题，成为社队企业及之后的乡镇企业发展轻工业的机会。1979年3月，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现在社办工业很多，小城镇工业也很多，办这些工业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要就业，要提高生活。”(陈云，1995)受没有纳入国家计划体系、技术人才缺乏、技术装备落后和资金不足的限制，乡镇企业在起步之际，主要利用当地资源，在服务农业生产、服务大工业、服务城乡人民生活、服务外贸出口中逐步发展起来。尤其突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以承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简称“三来一补”)方式，实现了满足民生需求的轻工业的快速发展。简言之，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对破解偏重重工业的工业结构问题的贡献不可磨灭。
三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走“四化同步”发展之路。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上，先后提出了两个“四化”。第一个“四化”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出，经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四个现代化排列次序调整，形成将农业现代化建设列为首位的四个现代化，即“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1984)。进入新时代，中国积极推进新的“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要求“四化同步”发展。中共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这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提出的战略要求，也是新时代必须破解的命题。2013年9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在这样一个“并联式”发展过程中，中国针对农业农村与工业城市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以亿万农民同步迈向现代化为目标，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政策的实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形成，从拓展农业农村发展空间上促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的加快建设。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全面发展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果说中国促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这一世界现代化共性的结构转换，只是基于国情以特色路径实现的，那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把重点突破和全面发展统筹起来，推进经济建设，处理好工业化推进与民生改善的关系，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致力于促进全面发展中补短板和强弱项，促进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新主题。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破了低起点约束，发达程度实现由低收入国家到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跨越。194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的总量是179.56亿美元，人均仅23美元，这低于200年前1749年英国的水平(王均伟，2022)。中国不懈推进经济建设，即便在改革开放前没有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冲击了经济建设，但都没有放松以工业化为战略目标的经济建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吸取经济建设遭受冲击的教训，明确提出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第一要务的定位推动发展。中国于1993年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到2009年又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折合为美元由2012年的6301美元提高到2021年的12556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与高收入国家门槛只有咫尺之差。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中，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内涵随着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推进与经济社会水平的提升，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起逐步转换、拓展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入新时代提升为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国家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转换、拓展、提升，把生产力发展提升和人的现代化有机融合起来(郑有贵，2022)。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从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出发，逐步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而形成以全面发展为显著特征的现代化目标及其实现路径。新中国经过七十多年的奋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在现代化上实现重大突破和创新，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郑有贵，2022)。一是中国创造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其他四个特色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作用，将从质和量两个维度改变世界现代化人口版图，即在质的维度改变人的全面发展的世界现代化版图，在量的维度改变世界现代化人口数量版图。二是中国创造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对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的突破和超越。在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共享发展政策体系下，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2012年的0.474降低到2021年的0.466(陆娅楠，2022)，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国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多。三是中国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推进的现代化生动展开，促进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全面增强和相互赋能，这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偏废的现代化的摒弃和超越。四是中国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对人与自然偏废的现代化的摒弃和超越，为全球生态安全和促进绿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2年至2021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长支撑着年均6.6%的国民经济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4%，相当于少用了约14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减少近30亿吨，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2022)；构建起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风电、光伏发电等绿色电力装机容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都居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占比由2014年的65.8%降至2021年的56%，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由16.9%上升到25.5%。五是中国创造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这是对基于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思维推进的现代化的摒弃和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中，以工业化的推进为民生改善打基础，人民生活实现由受温饱不足困扰到全面小康社会的跨越。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改革开放前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而奋起直追的进程中，统筹长远与短期、全局与局部发展，国家通过实行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政策解决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问题，号召艰苦奋斗及与之对应的“先生产，后生活”理念得到全国建设者由衷的响应，同时国家也注重改善民生。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更高的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促进两者协调并进。新中国在七十余年间，国家战略目标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拓展提升。1979年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中国要达到小康目标。世纪之交，中国在进入工业化中期和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之际，针对长期注重经济发展而民生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把民生改善提升为更加突出的目标，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从新世纪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新时代，基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习近平，2022)。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开启向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强国发展的新跨越。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跃升。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49.7元提高到2021年的35128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56年的88.2元增加到2021年的24100元。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7亿人、贫困发生率为97.5%，到2020年全国农村人口全部脱贫。从综合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1978年时较高，分别为57.5%和67.7%，之后逐步下降，到2021年分别降为28.6%和32.7%；全国居民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初的35岁提高到2021年的78.2岁；婴儿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初的200‰下降到2021年的5‰(赵星月、谢文博，2022)；居民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辉煌70年》编写组，2019)。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的奋斗目标，即“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
三、做好战略支点助推由追赶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的跨越
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攻克重大科技难题、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等，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战略支点，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拓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除旧中国长久陷入徘徊的历史发展趋势、发展起点低的现实困境等自身约束因素外，更为严峻的挑战是受到在国际上的弱势窘境困扰。一国现代化的推进，还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业化先发国家与工业化后发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势能差，其表现不仅仅是科技水平、发达程度差异下的发展能力差，更是工业化先发国家凭借强大国力在政治军事上实行霸权，以强大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控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而实现对工业化后发国家的掠夺。这就限定着工业化后发国家的发展空间，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绝大多数工业化后发国家很难突破在国际上的弱势窘境困扰，因而不能突破跟随的发展态势。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内，在与工业化先发国家存在较大发展势能差的情况下，面临的弱势窘境困扰显而易见，不仅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集团式封锁禁运行径对中国发展进行遏制(董志凯，2019)。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历史性突破和跨越，是突破在国际上受弱势窘境困扰实现的。具体而言，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面对工业化先发国家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种种霸权霸道霸凌行径，自信自立，以自己力量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基点，以国家现代化战略引导，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好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攻克重大科技难题和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了在国际上受弱势窘境困扰向优势跨越的转变，综合国力实现快速提升，进而支撑和助推由追赶跟跑向并跑并在一些领域领跑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转变的跨越。
做好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攻克重大科技、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等战略支点，支撑和促进综合国力快速提升。新中国基于旧中国因综合国力极弱而造成的现代化推进中的内外交困局面，认识到要在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上优先进行突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作为三个根本判断标准之一(邓小平，1993)。中国在提高综合国力上采取重大战略安排，每个发展阶段也都有标志性事件的成就。“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就是改革开放前各种因素集成下综合国力提升最显著的标志。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综合国力快速提升，是中国力争与国际改善关系的重要因素，也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1988年，邓小平对成功研制“两弹一星”的高度评价，表达了快速提升综合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的战略意义。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1993)
做好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攻克重大科技、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等战略支点，支撑和促进由历史上的发展长期停滞向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跨越。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必然会导致仍徘徊在农业社会阶段的旧中国与工业化先发国家在发达程度上的分化。麦迪森的数据显示，1820~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全世界为1.64%，美国为3.67%，欧洲为1.71%，日本为1.74%，都大幅高于中国的0.22%。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反差更明显，全世界为0.93%，美国为1.61%，欧洲为1.05%，日本为0.95%，而中国为-0.10%(安格斯·麦迪森，2008)。面对旧中国在经济增长上与世界的分化，新中国从走出极其严重的积贫积弱境地实现快速发展出发，在现代化进程中促进战略性先导产业发展、重大科技攻关、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为支点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1952~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679亿元增加到114.37万亿元。其中，1953~1978年中国也实现了较高速度增长。麦迪森的数据显示，1952~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39%，比同期世界平均水平4.59%低0.2个百分点，高于美国的3.61%和欧洲的4.37%(安格斯·麦迪森，2008)，高于高收入国家的4.3%。1979~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4%，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9%高出6.5个百分点。
做好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攻克重大科技难题、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等战略支点，支撑和促进由跟跑追赶向并跑并在一些领域领跑的跨越。近代中国逐步认识到要学习西方国家工业之“长”以制夷。新中国在受西方国家集团式封锁禁运等打压的情况下，除了自立自强，别无选择。鉴于此，中国发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解决“一盘散沙”做不到或至少做得不快的问题，组织重大科技攻关，为战略性先导产业发展和综合国力快速提升提供了支撑。中国在和平发展的世界主题下推进改革开放，与西方国家为解决滞胀问题寻求与中国合作相遇，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工业化先发国家制造业向工业化后发国家转移的机遇，先是通过“三来一补”，再到全方位引进外资，在引进外资时融合引进技术，在学习中创新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坚持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加快创新发展。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2021年是2012年的2.7倍。2012~2021年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强度由1.68%提升到2.67%(陆娅楠，202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居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居第11位。中国高速铁路、5G网络等建设在世界领先，第三代核电、载人航天、北斗导航等重器成为国家新名片，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通信、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开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实现由追赶跟跑向并跑并在一些领域领跑，在这一进程中推动由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跨越，不仅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给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做好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攻克重大科技、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等战略支点，支撑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由遭受西方国家集团式封锁禁运向构建国际合作发展平台转变的跨越，支撑和促进由工业化先发国家辐射带动向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转变的跨越，成为世界现代化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新中国自成立起的很长时期内，因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也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不仅在国际上受弱势窘境困扰，还遭受西方国家集团式封锁禁运，而同期拉美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则没有遭此扼制。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又面临来自苏联威胁的干扰。即便在由冷战向和平发展转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仍以诸多无理借口实施多种方式的打压。新中国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摒弃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思维，以做好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攻克重大科技、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等战略支点自立自强为基础，推动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通过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构建起国际合作发展新平台，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共同发展。自2006年起，中国跃升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第一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表现在由于形成了快、活、稳的统一经济发展机制，在发挥“动力源”作用的同时，还助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病毒疫情等造成的世界经济困难的解决，发挥了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综上所述，从长时段和国际视域分析，新中国突破旧中国长久陷入徘徊的历史发展趋势、发展起点低的现实困境、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受弱势窘境困扰而使发展空间被锁定等约束，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突破和跨越，实现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的相互促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国情和世情出发，围绕两大主题和基于战略支点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两大主题包括：一是，新中国在工业发展落后于世界的情况下，以发展实业为基础，促进三次产业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答好了世界发展潮流的工业化这一命题，探索走出了中国式工业化之路和拓展了工业发展空间，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工业化历程，建成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的结构转换。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如何推进和拓展中国式工业化的方案，成功实施了国家工业化战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功走出城乡“两条腿”工业化之路，进入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走新型工业化和“四化同步”发展之路。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把阶段性重点突破和长远的全面发展统筹起来，推进经济建设，处理好工业化推进与民生改善的关系，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致力于促进全面发展中补短板和强弱项，促进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主题是对世界现代化作出的重大贡献。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不仅有在工业革命下促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这一世界现代化共性的结构转换主题，更是拓展形成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主题。新中国把做好发展战略性先导产业、攻克重大科技、建设重大基础设施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战略支点，支撑和促进综合国力快速提升，支撑和促进由历史上的发展长期停滞向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跨越，支撑和促进由工业化先发国家辐射带动向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转变的跨越，支撑和促进由跟跑追赶向并跑并在一些领域领跑的跨越，支撑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由遭受西方国家集团式封锁禁运向构建国际合作发展平台的跨越。促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好战略支点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基于两大主题和战略支点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是对世界现代化作出的重大贡献，彰显了其光耀的历史地位。中国对现代化主题的拓展及形成独特的实现路径，蕴含了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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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赫，2000，《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2000年7月6日 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第4期。
[3] 陈云，199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4]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5] 董志凯，2019，《中国首次遭遇封锁禁运始末》，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
[6] 何康主编，2004，《中国的乡镇企业》，中国农业出版社。
[7] 《辉煌70年》编写组，2019，《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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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少奇，198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9] 陆娅楠，2022，《经济发展大提高 生态环境大改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人民日报》5月13日，第4版。
[10] 孙兆，2019 ，《70 年，独立自主打造完整现代工业体系》，《中国经济时报》10月1日，第T05版。
[11] 王均伟，2022，《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立足点》，《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第1卷第5期。
[12]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出版社。
[13] [英]安格斯·麦迪森著，2008，《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赵星月、谢文博，2022，《让妇女儿童获得感持续增强》，《健康报》5月31日，头版。
[15] 郑有贵，2020，《集中力量办大事与中国的历史性跨越发展》，《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
[16] 郑有贵，2021，《城乡“两条腿”工业化中的农村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现代化在农村发展工业 的构想及实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
[17] 郑有贵，2022，《百年“三农”: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维度和实现路径》，东方出版社。
[18] 郑有贵，2022年，《国家现代化目标的丰富提升》，《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
[19] 郑有贵，2022年，《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现代化的重大突破及其创新意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考察》，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6期。
[20] 周恩来，198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7，《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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