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25日，孙文从美国经香港抵达上海。孙文的归来，使已经集中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暂时在有关新政府组成及组织大纲上的有关纷争达成了妥协，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在南北合作问题上的和谈也暂时停了下来。
这和谈是由袁世凯主张并积极推进的。
早在1911年11月10日前，袁世凯曾3次遣使会见黎元洪，希望和谈，而袁的长子袁克定也与黄兴秘密接触，建议双方合作及联合行动。
但黄兴疑袁使诈未予理睬。
袁在其部下攻克汉阳后，以停战和谈来表示对革命军的宽容，这促成了武昌的停战。
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南方和谈。
袁委派的和谈使节为唐绍义，他到上海与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谈判，达成在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等地停战的协定，黄兴此时电告袁，如他支持共和并迫使清帝退位，将来共和国的总统由他出任。
这便是袁世凯觊觎这一职位并引起与革命党人就此问题合作和决裂的起因，也是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为“临时大总统”的原因。
12月29日，湘鄂桂苏浙闽皖直鲁豫赣粤滇川陕晋奉17省代表在南京进行临时总统选举，孙文以16票当选（黄兴1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文1912年1月1 日由上海到达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月3日，各省代表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讨论孙文提名的政府成员名单。
经代表讨论，将名单中内务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章炳麟换掉后，获得通过：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内务总长程德全，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①
这是一个以晚清立宪派人物为主的临时政府，坚定的革命党人只有孙文和黄兴两人。
内务总长原拟由宋教仁出任，但宋主张按法国的内阁制建立新政府，这给人宋觊觎内阁总理一职的猜疑，因此在这样一个以美国政府体制为蓝本的政府中，就因各省代表对宋的反对而临时取消了宋的内务总长职务，改任法制院院长。
但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理想并没有被打消，他并因1913年再次为责任内阁而主张时，被袁世凯密谋杀害，遂引发二次革命，这是后话。
而一向革命的章炳麟最初被孙文提名为教育总长，但各省代表讨论时未予同意。
主要原因是，在新政府组成原则上他与黄兴等人意见分歧巨大。
黄兴希望扩大同盟会以便将新政府置于同盟会组织基础上，而章炳麟倾向于支持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希望各方共享政治权力，以实现共和之主义。
问题是，1906年孙文、黄兴、章炳麟共议的《军政府宣言》提出过，革命成功后，为实施共和主义而需要一个军政、训政、宪政的分期方案，按这个分期方案，此时应实行军政，或实行训政，以便为最终实行宪政奠定政治基础。
革命者围绕政府组织原则争执不下。创作不易，如果你感兴趣本文，请关注麟史通鉴公众号。
章炳麟于1911年12月22日，就新政府组织原则致电在武昌的谭人风等，他说：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度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丨党丨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②
张謇支持章炳麟的主张，因此，要求黄兴消去同盟会党名。
这当然不会为黄兴所接受。
而章炳麟自从1909年因《民报》复刊和筹款等与孙文发生尖锐冲突后，与同盟会分手，并于1910与陶成章等在东京重组光复会（章任会长，陶任副会长），摆明了不再支持同盟会。
孙文到达上海后获悉章炳麟的主张，对章炳麟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深感惊讶和不满，遂于1911年12月30日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发布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批驳章炳麟的观点。
该意见书认为，同盟会的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责任非解决了民族主义后即结束，必须完全贯彻三大主义，才能算完成了革命；意见书并批评章炳麟的主张是儒生迂腐之言，并责备他不该违背同盟会的誓言。③
同时，意见书也批驳了宋教仁实行责任内阁、限制总统权力的主张。
孙文认为，责任内阁制是和平时期为不使元首成为政治斗争焦点而需由总理对国会负责，而现在为非常时期，革命党人怎可对自己信任的领袖设立限制其权力的法律呢？并表示不会听从这种意见，高高在上而成为一个废物，误了革命大计。④
由此可见，孙文对共和政体的认识尚有问题。
正是这个认识偏差，才误将共和国体的建立规划为军法之治（军政）、约法之治（训政）、宪法之制（宪政）三个阶段，而未能看到共和政体建设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某一阶段抛弃共和主义的原则，以及这样做所带来的危险。
如果说军政时期可以由政党专享权力的话，那实际上不过是政丨党丨专丨政而不是共和；
相应的，训政之约法不过是君主立宪的政丨党立宪之翻版，这实际上与古希腊斯巴达的贵族共和政体相类似，为什么满清朝廷不能去做的君主立宪，你同盟会可以呢？而仅仅凭借约法，可以保证政党立宪顺利地转型为民权立宪吗？
袁世凯后来借助不受约束的总统权力而行专制之实，恰对这个问题做了注脚。
正像李剑农、徐中约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临时政府的组织，是否与孙文在同盟会成立后确定的“四纲三期”革命方略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精神相符呢？⑤
如按孙文的规划，此时应是军政时期，应实行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这是实现“恢复中华”之民族主义在中国全面胜利的先决条件。
而现在，不仅列强仍在国土，即便“鞑虏”满清也仍然在北京的紫禁城里。
那个多年来惟自己权位而重的袁世凯，此时正在恼怒着革命党人的背信行为，因黄兴曾请他出任新政府总统但却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给了孙文。
集结在南京的以维新、立宪主张为主的各省代表们，以为选个总统来代替皇帝，就表明“立宪”已经在中国实现了。
而追随孙文多年的革命党人及参加革命的新军军官们，陶醉于各省独立的美妙胜利之中，浑然不觉共和革命才刚刚开了一个头，而真正的共和精神不是以17省代表的选举权来评价的，共和的本质精神，是人民的授权和以人民福祉为依归的权力行使的自我裁量权原则。
内定孙文为总统，再通过投票以表示总统产生于“人民”代表（实际上只是独立各省都督派出的17名代表）的自我裁量权的行使，只不过是一个既定的政治形式而已。
或许对孙文来说，获得“总统”这一代表共和革命的崇高职位实至名归，但问题在于，包括孙文在内的所有新政府的组成人员，都没有切实将自己看作是人民利益的守护者，而仅仅以是否有了共和的形式而沾沾自喜。
或许有人会说，革命者基于一场不期而遇的起义实现了27年（从孙文1885“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开始）追求而不得的胜利后，难免会头脑不清。
这算得上一个可为他们开脱责任的理由。
不过，问题不在这里。
真正的问题是，自始至终，孙文和他的追随着，一直为共和国的绚丽前景及欧洲、美国的社会繁荣所蒙蔽，而未能深入到共和思想的文明基础那里去看个究竟（即便是在今天这种人也不在少数）。
因此，基于对革命政府成立后可能使国家陷入内战的担忧，而将与寄生于皇权的袁世凯的合作，看作是避免内战及迫使清帝退位的不可或缺的人物。
这就像刚将一个少女从色狼的欺凌下解救了出来，却又委托一个更加好色的人来保护这个少女一样，少女的命运便由于好心人的疏忽而更加悲惨了。
孙文就是这样一个好心人。
徐中约及其他学者，可能都意识到了一点，即孙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只要能推翻清室，坚守共和原则，他并不在乎是由他还是由袁世凯出任总统”。⑥
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孙文的理想主义是模糊不清、浪漫和缺乏思想基础的，比如，他看到了袁的强大军事实力，却没看出保护革命也同样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
实际上在1912年1月，孙文应该建立的是一个军政府，而不应是形式上的共和政体，即不应是李剑农所说的“宪法上的总统制和内阁制”。⑦
有趣的是，孙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曾经抱怨说：
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实行革命方略以达到革命建设之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喻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呜呼，是岂予理想太高哉，毋乃当时党人知识太低耶？予于是不禁为之心灰意冷矣！……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孙文学说》）⑧
如果孙文上述言辞确实的话，那么在孙文当选总统那天，电致袁世凯以安其心的“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的言辞，便也是确实了。
只不过到底还是中国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即便在当仁不让的共和政体中，也要做出个谦谦君子的样子来。
孙文电文如下：
北京袁总理鉴：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任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心渴望。⑨
尽管迫于列强不愿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以及企望以袁世凯之力迫清帝逊位，孙文以共和之象征“总统”一职之“临时”性质来宽慰袁世凯之心，又岂知总统一职怎可私相授受？即使想学尧帝禅让之德，又岂可具有“临时”之性质？
这一临时，将共和革命彻底临时了，直到后来，共和之政体就再也没有能够在中国认真实施过，直接导致中国陷入20年军阀混战的剧烈社会动荡。岂不哀哉！
帝制是被打破了，但共和制却没有建立起来。这不仅仅是孙文的责任。
【本文完】
注释
①黄兴，1874－1916 年，湖南善化人，秀才，入武昌两湖书院学习，同盟会领袖，职业革命家，同盟会多次起义领导者，武昌起义后期民军总司令。黄钟英：1869－1912 年，福建福州人，清政府海筹舰舰长，1911年率海筹舰在九江起义。王宠惠：1881－1958 年，广东东莞人，1899 年北洋大学堂法科毕业，毕业文凭为钦字第一号，后赴日留学，1901 年与冯自由成立广东独立协会，1902 年后转赴美国留学，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1911 年 9 月回国，代表广东参加各省代表会议，任副议长。伍廷芳：1842－1922 年，广东新会人，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获伦敦学院法学博士，此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1896 年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武昌起义后代表革命军与袁世凯议和，民国成立后，主持南北议和，迫使清帝退位。陈锦涛：1870－1939 年，广东南海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政府法政进士，大清银行监察、印铸局长，币制改良委员会会长，资政院资政。程德全：1860－1930年，四川云阳人，清廪贡生，任江苏巡抚期间支持立宪，武昌起义后，在立宪派劝说下宣布江苏独立，任江苏都督。蔡元培：1868－1940 年，浙江绍兴人，清进士，翰林院编修，1900年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1902年成立光复会，任会长，主张民权，宣传排满思想，多次赴德国、法国留学，1903 年加入同盟会。张謇：1853－1926 年，江苏海门人，清状元，翰林院修撰，1896 年创办大生纱厂于苏伦纱厂，晚清著名绅商，1902 年创办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1905年与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908 年与汤寿潜、郑孝胥成立预备立宪会，1910 年任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发起立宪请愿运动。汤寿潜，1856－1917 年，浙江萧山人，清进士，翰林院庶吉士， 1906 年任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1908 年与张謇等成立预备立宪会，任副会长，杭州新军起义后被推举浙江军政府都督，联合陈其美、程德全通电全国商议成立联合政府。
②转引自：朱宗震著，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第 32 页。
③朱宗震著，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第 34 页。
④朱宗震著，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第 34 页。孙文原语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语出《胡汉民自传》）
⑤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 289 页；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 377 页。或参看本章第二节“从兴中会到同盟会：革命者联盟的形成”有关内容。
⑥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377 页。此外，史扶邻也认为，孙文 1911 年 11 月下旬还在巴黎时，曾电告在上海的革命者，无论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作为总统候选人，他均赞成。参见：[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等译，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 128 页。
⑦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第290页。
⑧转引自：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第290页。
⑨引自：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第 299 页。
版权说明：本自媒体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本文的内容版权归作者居原氏所有，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文章来源及原创作者。本自媒体内容里的图片或视频资料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阅读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本自媒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