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带着光绪西逃，天下糜烂之时，身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李鸿章面临三种选择：拥两广自立，与革命党合作，成立联合政府，被视为上策；督兵北上，勤王剿杀义和团，以谢万国，被视为中策；受命入京，投身虎口，代清廷议和，被视为下策。
梁启超认为，拥两广自立，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才有可能干成，李鸿章并非这样的枭雄人物。自立为王这种事，李鸿章四十年前权势正隆时，都不敢干，现如今他已是八十老翁，更不可能干出这等破格事了。
至于中策，纯属看上去挺美，实操起来不仅缺乏可能性，而且风险极高。当时，李鸿章在两广无一兵一卒，根本没有北上勤王的本钱。况且清廷并没有颁下勤王诏书，在这种情况下冒然率兵北上，嫌疑很大，万一廷臣不买账，攻击李鸿章是起兵造反，李鸿章有口难辩，便是骑虎难下了。
从本质上讲，李鸿章就是清廷的“奴才”，传统忠臣良将的思维很重，所以左右衡量，上下掂量，最终他只能苟且迁就，奉旨北上，虽然此举势必要背负骂名，视为下策，但至少在朝堂上能赢得鞠躬尽瘁的好名声，也算是保全身名，另一种善终了。
李鸿章进京搞和谈，住在京城贤良寺，曾有一段自我剖析广为流传。
李鸿章曾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乃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的这一番话，曾让许多人动容，有人甚至发出叹息，将他看成生不逢时的悲情英雄。
但在理性之士看来，这就是官场伪君子的自我开脱，作为洋务运动的最高负责人，花费了国家巨量的钱财资源后，甚至国运都被赌上了，最后怎么能用一句轻飘飘的“裱糊匠”，就把自己的历史责任开脱掉呢？
看李鸿章在贤良寺最后的照片，仔细品味，有一种意味还是很强烈的——李鸿章至死都觉得自己是时代的悲情英雄，而不是历史的罪人。
这一点，从李鸿章之死的细节中，也能鲜明地看出来。
李鸿章的老部下，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刘声木，在谈到李鸿章之死时，有一个说法，即便在最后的日子里，李鸿章的胃口依旧很好，他最终死掉是因为不遵医嘱，管不住嘴，乱吃东西。
刘声木讲：光绪庚辛之间，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以议和居京，气体已衰，但饮食甚豪。家里人担忧他吃的太多，有意控制，李鸿章为此很不高兴，常常破戒。
西医嘱咐他不能多吃，他不听；中医嘱咐他有些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
时合肥郑魁士总戎国俊亦在京城，时常到贤良寺来探望，李鸿章便私下嘱托他买些好吃的，每次藏在袖管中偷偷带来。
每当总戎来见时，李鸿章必将身边人全部赶走，府中幕僚们戏称这是“袖筒相会”。
李鸿章病故前十日，因为吃得太多，导致病情突然加重。
西医因建议无效，直言相告：“中堂再如是乱吃，必须死矣。”
李鸿章依旧不听，并且还说西医不可信。
于是七天后，西医宣布万不能治。
未两日，李鸿章就死掉了。
这是一种记述，李鸿章丝毫不像一个万念俱灰的失败者。
但在另一种记述中，李鸿章之死就悲情多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十九日，李鸿章在极度衰弱的情况下，仍去俄国使馆谈判和争吵，回来后呕吐了一碗血，医生说是胃血管破裂，必须静养，只能服食鸡汤、牛奶、参汤之类的流食。
在亲信幕僚看来，李鸿章的病情突然加重，是因为和俄国公使雷萨尔就满洲条约发生了激烈争吵，这是典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到了九月二十七日，西医一再告诫要卧床休息，但李鸿章违背医嘱，坐起来工作，最终导致身体迅速恶化。
留京办事大臣那桐则记录，他在二十六日已经觉得李鸿章危在旦夕，遂致电给军机处，请朝廷预备重臣接替李鸿章；并给庆王发电报，向他通报情况；又给布政使周馥发电，要他迅速来京照料。
当老部下周馥赶到时，李鸿章已身着殓衣，处于呼之能应口但不能语的状态。
延至次日中午，李鸿章两眼睁着，瞠视不瞑。
这时候，周馥哭号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忽然目张口动，欲语泪流。
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
这样，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气绝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