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人生进入倒计时的那几天,母亲除了不让他做过分的事,其他的总是顺着他。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今年端午节回家时,母亲和我说她要嫁人了。

我一脸错愕,母亲已经70岁,父亲去年腊月二十七才刚刚过世,也就半年光景,母亲就想要和别人结婚。不过,细细想来,母亲有这样的想法也让我很理解。母亲这一生没有享过什么福,跟着父亲,倒是收获了许多“折磨”,到古稀之年,不仅积下一身的病痛,手里还没有一分钱。

跟着父亲的日子,母亲是没有钱的。

但母亲是个乐观的人,常说:“有个算命的给我算过了,他说我这辈子还能住上楼房。”

大概也是句话,让她对生活有了盼头。

五十年代出生的母亲仅仅上过不足半年的小学,十来岁就帮姥姥干活了,她是长姐,兄弟姐妹四个。母亲长到十七八岁时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玉净花明的美丽姑娘了。那会儿在生产队,母亲偷偷交往了一个男孩,但从没有和家里说起过。因为那时村子里还是包办婚姻,不兴自由恋爱。

即使说了,家长也不同意。

姥姥姥爷按照他们心里的标准,给她说了一门亲事,便是我的父亲。据说,父亲那会儿是“少爷”,家里人都宠他,家里有三间老房子。

那会的人穷,只图有口饭吃,没人在意这个人长得是美是丑,也不大在意人品如何。姥姥姥爷也是啥也不看,就看中了三间土房子。

他们觉得,姑娘嫁过去不会受罪。

母亲和父亲没接触多长时间就结婚了。也是因为姥姥姥爷除了物质性的房子外,啥也不注重,也就为父亲母亲以后不幸福的生活埋下种子。

父亲的确是个“少爷”,养尊处优,除了喜欢做各种好吃的,凡是要出大力气的活儿,啥也不爱干。父亲的胸怀也不太大,还不怎么体贴人。

母亲嫁过去,没过几日,两人便因琐事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母亲其实属于性情中人,有时候大大咧咧;而父亲性格脾气极像女子,细腻且爱生气,每次见母亲做饭难吃,总觉得母亲是故意给他难堪,因此在做饭问题上两人之间经常会火花四溅。他俩打架,常常是母亲被父亲压制住,毕竟男人的力气大,尽管母亲占理,父亲总会以力气扳回一局。两人的频繁争吵,邻居们也不再愿意看,更不愿意管了。姥姥姥爷只是说,叫母亲忍一忍吧,哪个女人不挨男人打。

父亲是没有工作的,爷爷那会儿是大队长,过世时,仅给父亲留下几间老房子和几百块钱,因此“少爷”的称号总会带点讽刺意味。

大家皆知父亲有点懒惰,他自己也习以为常。

父母的日常开销在后期全部靠母亲的嫁妆。嫁妆这笔钱用完,母亲只好硬着头皮问娘家借。因为父亲啥活都不愿意干,只要是出力气的活儿都不碰。母亲掏空娘家的行为惹怒了大舅妈,大舅妈和姥姥吵架,在姥姥脸上打了一巴掌,母亲和大舅妈吵了一架,再没有和娘家要过一分钱。

母亲把这些事归咎父亲的不作为和懒惰,说父亲让她一个女人养家,争吵再没断过。

1993年,母亲刚满40岁。老房子住了几代人,无法继续住下去。在一次大雨滂沱的浇灌之下,老房子一直漏水,母亲决定重修新房子,父亲也欣然同意。母亲问父亲拿修房子的钱,父亲板着脸说:“跟我要钱呢,我是给你造钱的?”

“你不能和你兄弟姐妹借一借?房子实在不能住了。”母亲这次不想吵架,心平气和地给父亲出主意,“不要一和你说话就驴脾气上来了。”

父亲直言,“要借你去借,我不去,张不开嘴,你那兄弟姐妹多好呢,你快去和他们借吧。”

母亲听到这话,知道父亲在修房子这事上又出不了钱,于是就让父亲给大伙做饭,自己跑回娘家人东拼西凑借了三千块钱。建造房子的工程开始了,父亲每天负责做饭,母亲像个男人一样整天帮着挑泥送瓦,时不时还要被父亲责怪几句:“你快些吧,那边都等你一个人送瓦片。”

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里面,两旁流下来的汗水滴进脚下的泥土里,眼睛再没抬起来过。

修缮一年,房子好了,母亲也消瘦不少,晒黑不少,手上长满了老茧。父亲对于母亲的付出没有说过一句心疼的话。在“新房子”还是“家徒四壁”的情况下,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住了进去。

我上二三年级,母亲常带我去两里外的舅舅家,我也可愿意去了,因为舅舅家里的气氛一向很温馨。姥姥姥爷和小舅舅住在一起,舅妈对我也特别好,有好吃的总会给我留一半,另一半才给她自己的孩子,于是我每次去都不想回来。

父亲对此也并不放在心上。

直到有一次,母亲去舅舅家里,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因为姥姥患了半身不遂的病,舅舅愿意出钱,母亲说她自己没什么钱,只能出力气。

于是母亲每天早早去舅舅家里照顾姥姥,晚上才能回来,家里的事全部落在父亲身上。

那天,父亲突然骑车来到舅舅家,满脸不高兴,二话不说地拖上给姥姥喂饭的母亲便走,碗里的饭撒了一地。于母亲和父亲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双方脸上、胳膊上各有见红。舅舅、舅妈和姥爷他们只得拉开他俩,母亲说着自己跟父亲过得不幸福,来自己妈妈家都不行,尽点孝道错了吗?父亲嘴里尽是数落母亲的不着家,两个孩子都是他在照顾。

我当时就在一旁,年纪还小的我常常被他们的吵闹和打骂吓得不敢言语,不敢动弹,心里极其厌恶这样的家庭。这事闹了没多久,姥姥就怀着对母亲的愧疚过世了,母亲哭得十分伤心。

这事过去好长一段时间,家里气氛才缓和。

我那时候开始埋怨父亲,慢慢也意识到父亲的脾气暴躁,没有担当。那时家里很穷,村子里许多人都上山打柏籽,一斤好几块钱,母亲叫父亲也去,俩人多打一些挣些钱,父亲总是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母亲只好一个人上山。

每次母亲清晨去,太阳落山回来,背上扛了满满一大袋柏籽,脸上热得满是汗水,父亲做饭却从来没有给母亲多做一份,连米汤水都没有。

我那时还小,吃了饭就自己出门去玩了,不知道母亲还没吃饭,就记得她自己又得做饭吃,还开她玩笑说她吃两次饭,母亲总是笑笑不说话,吃过饭就去睡觉,和父亲更是没有多少交流。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

每年的八月初一是我们一家人最期待的日子,因为要到镇上赶三天集,我家是要去镇上卖饭的。因为离镇上比较远,所以三天的时间,父亲母亲都是在自己搭的塑料棚子里凑合睡几晚。

每次大队的领导们吃了饭不给钱就记在账上,集后再结算。每次集后,父亲总催母亲快去要钱,母亲被催烦了,问父亲怎么不去,父亲总以“你爱去不去,钱都不知道要”打发母亲。有人和父亲因为买几根油条讲价吵起来,继而又开始打起来,父亲哭得眼泪直流,母亲骂他骨子不硬,给他拦下一辆陌生的顺路车,让他坐上回家。

那时候仿佛数我家里最穷,老师让交一百块钱的学费,说已经为我延迟许多天了,再不交就没得上了。母亲不在家,我和父亲说了之后,父亲让我去舅舅家里借钱。我是怕惯了父亲的,只能硬着头皮去,一路上想了各种开口的话。

到了舅舅家,从上午坐到下午,不敢开口借钱,我憋哭了,舅舅和舅妈问我原因,我才如实说了,舅舅叫舅妈拿了一百块给我才解决了继续上学的事,那时候我才九岁。

后来我上初中,村子里的人流行到城里打工,很多年轻人都到城里去了。父亲兴致勃勃地说也要去城里打工,母亲听了后格外赞同。

在父亲到城里的这段时间,村里让每家每户要么出一个人,要么出钱种树。大部分家里都是叫男人出来种树,母亲手里没钱,只能自己充当男人出来种树。许多男人受不了的苦在母亲这里根本不算什么,她已经受惯了。几天下来,母亲晒得黑黢黢的,人一下又显得老了好多岁。

本以为父亲出去挣钱,生活会好一点,没想到不到三个月,父亲灰溜溜地回来,说城里人实在太难斗,个个猴精猴精的,不如在农村自在。母亲劝他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母亲说得父亲急了眼,大骂母亲在家里只知道花他的钱享福,吃了睡,睡了吃。

那次母亲实在不想再忍了,提出要离婚,她带我,父亲带哥哥,父亲却坚决不同意。

父亲说,母亲就是想找个更好的人。

母亲没有办法忍受父亲阴晴不定的脾气,和姥爷说了自己的委屈,说自己想出去打工,身上一分钱没有。姥爷给了母亲十块钱,母亲拿着仅有的十块钱来到城里。早上可以不吃饭,中午买个五毛钱的馒头吃。那是1999年,她46岁。

就这样,母亲靠着每天给人家捞油条攒了几个钱,租了一个四平米的房子,冬天冻死,夏天热死,除了一张床,杂七杂八的东西只能见缝插针地往里塞。就这样的破房子,母亲住了两三年。她买了一辆三手破旧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凌晨三四点,总能在黑黢黢的夜色里看见一个蹬三轮车的女人穿梭在批发菜的路上,八九点钟就去各大小区胡同里叫喊着卖菜,卖菜的钱一分舍不得花。不卖菜,就没得吃,一天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钱,除了吃,就顾不上其他了。

听别人说卖煤球挺挣钱的,母亲又去批发煤球,常常一个人挤在一堆男人里面和他们抢煤球,抢到后迅速装车叫卖,抱着一摞煤球颤颤巍巍地上到六楼、七楼去给人家送。这个活儿母亲持续干了很长时间,从此也就落下了腰疼的毛病。

渐渐的,母亲攒下了几百块钱的积蓄,又学着别人开始摆摊卖早餐,做早餐、洗碗、收拾,全程自己一个人。那会儿城管经常来查,把母亲摆摊的东西全部扣留,运到城管所,母亲自己一个人去找他们要。她坐在城管所大厅,诉说自己的心酸、躺地上哭、打自己巴掌,每天如此,坚持不了三天,城管的人对母亲无可奈何,只得归还所有东西。为了生活,母亲顾不上脸面了。

后来母亲考虑到城管,放弃了摆摊的工作,找到一份坚持了十几年的工作——洗碗。

在酒店后厨洗碗间,常常有人欺负新来的母亲。母亲除了受父亲的欺负,没受过别人的欺负,就用自己的手段撵走了欺负她的人,从此在洗碗界立下脚跟,甚至做到领班,所有洗碗阿姨都得看母亲的脸色。洗碗那会儿是母亲最快乐的时光,也是她腰疼、腿疼等身体疾病养成的时光。

母亲在城里时间长了,父亲隔三差五地就带我去找她。后来我高中毕业,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带我定居在城里,也找了后厨做饭的工作。

父亲离母亲这么近,是为了近距离看着她,因为母亲当初来城里时就跟其他人在一起了。

那时母亲还在摆地摊。有一次,父亲带我去找母亲,发现一个男人在母亲租的屋里吃饭。屋里有男人生活的痕迹,虽有男人的千般推脱与母亲的万般狡辩,但父亲不相信这些话。他打不过那个男人,便抓起母亲打,从屋里打到门口,再打到附近的街上,父亲誓要母亲颜面扫地。

我从此也不怎么喜欢母亲。

那次之后,父亲特意把我留在了母亲这里,他自己回村里则是没好气地宣传母亲的丑事,闹得全村子的人都知道,母亲瞬间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都说母亲跟着河南人跑了。

我也不喜欢父亲。

我讨厌父亲让大家知道我有个这样的母亲,讨厌他以这样的方式让我去厌恶母亲。他不知道的是,母亲早就跟着那个男人去过他的河南老家,见过他的父母,虽说住的地方还没我家好,母亲跟我说她愿意跟那个男人吃苦,只是因为他体贴,不骂人不打人,还不懒惰,给她钱花。

为了让母亲回家,父亲以姥爷生病为由将其骗了回去,回去更是三天两头打架,惹得邻居们端着碗在旁边笑嘻嘻地看热闹。母亲时时把离婚挂在嘴上,父亲铁了心决不离婚:“离婚?等下辈子吧你,离了婚,你就跟那个野男人过呢,是不是?你想都不要想,你不看看你自己做的丑事,你不嫌丑,我的脸都给你丢尽了,谁家女人像你一样疯。”母亲自知这件事理亏,不再言语。

在舅舅等亲戚的劝说下,母亲和那个男人分开了,再没联系过,但父亲对母亲的怨恨却从来没有消失。母亲依旧踏实地过日子,似乎这些事没发生过,父亲却有事无事便找母亲的茬。

所以,母亲在诸多因素下重新找了洗碗的工作,一洗就是十几年,母亲用了其中四五年的时间,省吃俭用把哥哥08年结婚时欠的所有债务还清。借的时候是母亲一个人借,还的时候也是母亲一个人还。我工作之后偶尔给她贴补点,父亲从没拿一分钱。父亲上半年班,觉得挣的够自己花了便辞职,不够或者花得没钱了就再去接着上,他就是这样,挣的钱全部花给自己。

父亲母亲闹多年,过年都不消停。

父亲总是故意气母亲。

母亲气得咳嗽,说不出话,甚至咳血,父亲觉得解气了才罢。这些年因为父亲经常气母亲,致使她得了严重的咳嗽病,咳得裤子湿漉漉的,得经常换裤子,我一直担心母亲的身体状况。

然而,先倒下的是父亲。

2015年秋,父亲查出了贲门癌早中期。

做完手术后,母亲只得辞去洗碗的工作回家照顾父亲。也许是得大病的人心理扭曲,更多的是父亲拿捏了母亲,常常因母亲做饭难吃,骂母亲做的饭是猪食,要不就是说母亲做的面条像根棍子要戳破他的胃,要不就是发现菜里有清洁球钢丝,说母亲要谋杀他,不想让他活。

父亲只能嘴里骂一骂,母亲念他大病,不能生气,所以不和他争论,做饭、收拾家,每天如此。父亲能下地走路后,就自己做饭,因为实在不想吃母亲做的饭,却也时常来气,气母亲连个饭都做不好,便将锅碗瓢盆全部摔个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