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作者 |斯通纳
编辑|晏非
题图|《亲爱的》
封面| 《找到你》

28年以后,杨妞花再次见到拐卖自己的人贩子余华英,还是5岁记忆里的那张颧骨凸起、长而凶狠的脸,毫无表情。

这张脸,曾经威胁她“再哭闹就把你扔下火车”;曾经用滚烫的开水浇她的头;曾经因为她要上厕所而连踹她十几脚……这张脸,她记得清清楚楚,一刻也没有忘记。

如今,杨妞花坐在原告席,那个人就坐在被告席。“面对她,我不再有那种恐惧感,我知道我长大了。”庭审一周后,杨妞花接受新周刊专访时对记者回忆道。

不顾一切地忍耐、顺从、“耍心眼子”逃离、吃苦、赚钱以后,杨妞花终于长大了。

余华英一审被判死刑,当庭表示上诉。(图/央视新闻微博)

认亲

找到自己亲人的那一晚,杨妞花哭了整整一夜。

那是2021年5月的一个深夜,有人因为她发的寻亲视频联系她。“一开始以为是又一个找错的,因为记忆中我没有堂妹。直到她说,她的堂姐是去买织毛衣的签子时丢的,我才激动起来。”

杨妞花告诉新周刊记者,在那个“决定性时刻”,她几乎就确定自己找到家了,因为其他人是不知道这个细节的,她没有说过。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图/《失孤》)


彼时她5岁,跟着父母和姐姐在贵阳生活。看姨妈她们织毛衣,她也想学,便拿着一双筷子让四姨给削成一对织毛衣签子。四姨怕扎到她就没给削,但答应给她织条围巾。

四姨的围巾才织了一小段,某天,父母不在家,经常来往的邻居阿姨说带杨妞花去买毛衣签子,5岁的她毫不怀疑地和她出门了。当时阿姨“一家三口”已经在杨家附近住了好几个月,阿姨的女儿和妞花两姐妹玩得很好,平时也经常一起上街。

这位邻居就是人贩子余华英。据她后来供述,当时他们物色男孩无果,才决定拐走杨妞花。

余华英带着她转乘了几趟汽车、换了身衣服,搭火车到了河北邯郸。她一直以为阿姨在带她买毛衣签子,上了火车才发现她变脸了。毛衣签子不可能买了,从此,年幼的杨妞花离家越来越远。

堂妹找到她的当晚,她就联系上了亲姐姐桑英——一个存在于她记忆中的名字。除此之外,她还记得杨兴民(父亲)、阿布袋(苗语中对外婆的称呼)。没多久,血液比对也确认了。

“我们是苗族吗?”(图/@杨妞花)


她立刻借钱,从河北邯郸回到了老家贵州织金县,见到了二十多年不见的外婆、舅舅。

因为她的走失,她的家在1995年冬天彻底变了天。爸爸放弃工作、背着棉被在贵阳的大小车站找孩子,八九个月后无果,后来酗酒因病离世,母亲也在第二年离世,去世时分别才34岁、32岁。失去父母后,比她大3岁的姐姐早早辍学跟随舅舅出门打工去,如今已远嫁江苏。

“怪我没把妹妹带好。”(图/@杨妞花)


从2012年开始在“宝贝回家”登记、采血寻亲以来,她一直在猜测,找到家人后会揭开怎样的真相。

闺蜜总开玩笑说“你会不会是走丢的富家千金”,她自己则经常偷偷失落:有时候觉得自己是父母不要的,“或者生了儿子忘记我了”;有时候又想起,记忆中父母的眼神是有爱的、自己应该是被拐了;转念又想,那怎么这么多年没人找我?如此反反复复。

后来她才知道,家里不是没人找,就连年迈的外婆一听说有相似的孩子,都会逼着舅舅去看看是不是她们的妞妞。DNA打拐库(“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到2009年才建立,但父母已经去世多年,姐姐对“打拐库”不太了解,另外也不希望,找到妹妹之后只能告知父母去世的消息。

站在葱郁清冷的大山里,面对父母的坟茔,她“没有了任何幻想”:“我不甘心,特别不甘心,我一面也没见到他们。父母的两条人命、我和姐姐的人生都因为人贩子改写,我一定不能放过人贩子。”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一面也没有见到。”(图/@杨妞花)


在为祭拜父母燃起的烟雾中,杨妞花把心里萦绕了9年的目标“找家”擦除,换成了——抓住人贩子。

追凶

2021年,杨妞花报了案。她以为记得人贩的名字、长相,抓住应该不难。

但和很多拐卖案面临的问题相似,这起被拐案发生在1995年,根据1997年《刑法》相关规定,刑事责任追诉期限最高为20年。时间已过去了26年,她的案件过了追诉时效——所以这一年,邯郸警方接受了她的报案材料,却并没有立案成功。

她上电视节目、在短视频平台更新认亲故事,得到了广泛关注,却仍然没等到立案的消息。她搜抖音、搜百度,才知道什么是追诉时效,才知道要拿到立案回执才算立案——原来自己根本没有报案成功。

(图/《失孤》)

2022年6月,她找到第一次回家认亲时陪同过她的“宝贝回家”志愿者、贵阳市公安局南宁分局打拐民警向阳,再次报案。向阳曾经在她认亲时仔细了解过她的情况,建议她回去找到当初拐卖的中间人,了解更多细节并报案。

向阳对新周刊记者回忆当时再次见到杨妞花的场景:再次来到贵州的她憔悴而充满忧虑,父母离世的消息仍压在心头,第一次的立案失败也让她变得急切且不信任警方。

他说起一个小插曲——杨妞花6月5日报案,6月6日拿到了立案通知书,才过了两三天她就打电话去投诉。向阳只好解释,开展调查需要时间,还拍了出差去邯郸和云南大姚县调查的机票给她。

虽然过了追诉时效,但因为杨妞花咬住不放,加上邯郸警方前期调查发现,余华英2004年在云南大姚县因拐卖2名儿童判过刑。根据相关法律,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这意味着杨妞花的案件可以从2004年计算时效,她的案件得以正式立案。

用时1年,才走到立案,杨妞花也累,但床头上一家四口的老照片,提醒她,“我不能不坚持,我不甘心”。

姐姐给的全家唯一合影。(图/红星新闻)

因为杨妞花有明确记忆、拐卖中间人尚在世,破案的有利因素很多。6月30日,立案不到一个月,警方就抓住了人贩子。接到电话的杨妞花“声音都轻快了起来”,一下子有了笑声。

她决定请个律师。前期她一直靠自己网络搜索和志愿者的帮助推进着,这对只读到小学六年级的她来说是吃力的。如今抓到人要进入诉讼程序了,不能再单打独斗。

“跟我一样情形的朋友一般请的是援助律师,但我不是,我想自己花钱请律师。”杨妞花在电话里坚定地说,“自己请的用着放心。”

有了律师,她开始明白可以将余华英“严惩”到什么程度。

她本人曾作为方言翻译协助过警方调查走访,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她得知余华英拐卖的孩子有7个(最终查实11名,不含2004年审结的2名)。但今年初,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以“拐卖儿童罪”对余华英提起公诉时,检方提供的量刑建议书,是有期徒刑14年。

(图/《失孤》)

杨妞花不满意,“2004年她被判了8年,服刑了5年就放出来了,如果这次只判14年再减减刑,没几年又出来了”。

根据现行法律,拐卖儿童3人以上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属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她委托律师申请案件提级管辖,由贵阳市南明区法院移交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提起了880万元的附带民事诉讼。

“赔偿金额本身并非目的,我也知道余华英赔不起。”但有了这个附带民事诉讼,她除了是这起刑事案件的受害者,也是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全程参与案件审理。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后,杨妞花也迅速提出了第二次附带民事诉讼,确保见证余华英审判。

一审时,她坐在原告席,28年后再见余华英,她质问道:

“余华英,你还认得我吗?是我把你送进监狱里的,也是我把你告上法院的。”

洗去污名

杨妞花仍结结实实地恨着人贩子。

一审结束后,她回到邯郸,照顾孩子、接待采访,帮忙大娘家张罗儿子定亲的事儿,每天更新微信朋友圈招揽生意。在邯郸,她和闺蜜开了一家小小的美容店,和老公、3个孩子生活在一起,逢年过节会回贵州。

过上这样一个普通90后的生活,杨妞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聊起前几十年,光是“挨打”“打我”“怕被打”等字眼,她就提起了30多次。她至今仍然很害怕走夜路,也常常梦见“奶奶”打她,在梦里还一直想着如何应对。

刚到邯郸养父家时,聋哑人父亲一开始并不喜欢她,因为奶奶擅自做主,把他攒的娶媳妇的钱用来买了个孩子,养父多次比画着要送走她。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图/《小偷家族》)

小时候奶奶还喜欢她,听信中间人的话,以为她是被遗弃的孩子。会跑很远的路去给被烫伤的孙女找药,孙女放学后还送她去住得很远的老师家补课;平时念叨着以后要找个上门女婿,这样自己走了才没人欺负她……

后来她成绩越来越好,一直保持在前三名,奶奶反而开始纠结,“想我学得好,又怕我长大之后会离开她,所以她常常用很沉的木头拐杖打我,凌晨4点醒来也会把我踹醒”。

再加上周围人、亲戚教唆说“孩子读了书长大了会跑”“养不熟”,原本准备好钱、送杨妞花上初中的奶奶,后来强行中断了她的学业。直到她离家打工、奶奶病倒,挨打的日子才有了尽头。

(图/《狗十三》)

但最可怕的,还是长久以来背在身上的恶名。因为奶奶经常“宣传”,从小村里就知道她是买来的,人们称她“南方野兔子”。长到十多岁,村里又传“买她是为了给她爹做媳妇”。

“我开始对我奶奶、我爹特别排斥,但是我又不敢离开那个家,害怕到了别的地方可能会更可怕。”提起那段时光,杨妞花总是用“害怕”来形容,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来说,“缩起来”是她唯一能做的。

被说得越多,她越自卑,越相信自己也许真的是没人要的孩子。杨妞花说,外出打工的几年还好,工友们只是疑惑她为什么从来不给妈妈打电话,以为她父母离婚了。但只要在村里,她就抬不起头,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低着头活着”。

到19岁谈婚论嫁时,她仍然很为自己的名声而自卑:“我告诉媒婆,只要男方同意我就不会拒绝,我太想有个家了。”她向新周刊记者回忆道,相亲过程中,她还暗示了男方,要是想娶她,一定要打听清楚。她害怕男方知晓她的名声之后,因后悔娶她进门而打她。

这一切,都是因为余华英拐走了她。

(图/《亲爱的》)

在她认亲、人贩子被判刑后,周围人包括之前久不联系的工友都知道了她的身世。

老家的亲人们告诉她,她爸爸曾经是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高材生,在煤矿、纸箱厂上过班,后来自己做点小生意;母亲则性格雷厉风行。她长得像爸爸,性格像妈妈,从小就嘴甜,跟外婆很亲。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都特别爱她。

她记得自己走失时,穿着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用手一按就会发出“唧唧唧”的声音,后来被人贩子带上火车前换掉了,想必也是亲人给她买的。

她一遍遍得到确认:自己不是没人要的孩子,是一对夫妻的掌上明珠,是有人思念着的妹妹、外孙、侄女。

(图/《亲爱的》)

伴随着相认的亲人的讲述,她知道的本应该属于她的爱越来越多,遗憾的窟窿越来越大,她也就越恨余华英。

“我所有的不幸都是人贩子带给我的……即使她被判了死刑,也只能让我多年以后提起时,内心有一点安慰,但对她的恨意从未减少过。”她声音沙哑,咬字却格外用力,好像这些话早就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

也是这从未减少的恨,让她在经历了漫长的28年后,终于迎来了正义。

如见证她每一次回家、认亲的向阳所说,“她寻亲的愿望比一般寻亲人更迫切,做事坚决,无论有没有条件,想方设法都要达成。”

怎样才算“好好生活”?

很多人劝杨妞花:好好生活,不要抓人贩子了,父母若是在天有灵,也会希望她们过得好,和解、平静才是更利己的活法……

“可要是在抓人贩子和过得好之间选,我会选抓人贩子。因为如果我不抓到她,可能我这辈子都过不好。”杨妞花毫不犹豫。

(图/《失孤》)

她一直都在“好好生活”,抓人贩子就是她“好好生活”的内容与目标之一。也许是继承了考上过大学的父亲的DNA,也许是被逼到了某种程度,杨妞花说自己从小就很会“耍心眼”、讲策略。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博得更好的生活与处境。

她向记者如是形容自己的“心眼”,可能因为讲述了太多次,语气像是在讲自己如何获得更多玩具一样寻常。可这不是什么心眼,只是绝大多数孩子都不需要学习的家庭自保技能。

“我从小就知道,奶奶凶我的时候,不能顶嘴、不能抬头、不能让她看到我的眼睛,这样她可能就不打了;更不能哭,因为她会打到你不哭为止。”

13岁时,她特别想离开家、出去打工,她就去找了和奶奶关系不好、但很有正义感的大娘(奶奶的大儿媳)帮忙,最后大娘真的扛着所有压力把她放了出去,但要她承诺不能不回来。后来杨妞花向大娘讲起自己的记忆,大娘也鼓励她去寻亲。

去江苏电子厂打工的这些年,她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奶奶,直到奶奶生病了糊涂了,她才给自己攒钱,所以她与养家的关系至今也保持得很好。不过,如果奶奶没有去世,此次诉讼奶奶也许还会被追究。

养父是聋哑人,务农,在建筑工地干活,这是他画的童年的女儿。据杨妞花回忆,养父从不打她,奶奶打她的时候养父基本不在家。(图/@杨妞花)


杨妞花19岁结婚,嫁给了相亲的第一个对象,婚后先确认丈夫不打人,胆子才越来越大——“一直到生了第一个孩子,我才有安全感,才告诉他们我的真实身世、我的记忆,我可能是被拐的。”

电话那头,杨妞花语气平静。她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终于确认,新进入的家庭是安全的。不仅如此,婆婆听了毫不介意,让她趁现在父母可能还在,一定要去找亲人。

她也很会赚钱。生完第三个孩子后,她从微商起步,开始做生意,如今有了自己的美容店、房子,还有一门服装生意。

这些年认亲、抓人贩子、给亲生父母修坟、帮助其他寻亲家庭,杨妞花用了不少钱,家庭都支持,丈夫也陪着她回过贵州、去亲生姐姐家。这次她来参加庭审,丈夫就在家带孩子、收玉米。

她说,“现在的一切幸运,是我们夫妻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是我一天打两份工打出来的”,与抓不抓余华英无关。

拥有了爱,也无法抵消恨;幸运,也无法消除不幸。不是所有伤痛都能够被治愈。

杨妞花说,等余华英终审判刑以后,她将彻底不再提这个人。她要过自己的生活:赚钱、养育孩子、保护家人;做志愿者,帮助和她一样的寻亲的人早点找到家。

杨妞花朋友圈封面,和姐姐在老家的合影。(图/@杨妞花)


现在,每当有人喊她杨妞妞(贵州亲友的称呼),那感觉就像爸爸在喊她一样温暖;每当有人喊她李素燕(河北邯郸的名字),她又会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要求自己成熟、阳光。

这两个名字她都认可。自我介绍时她会说:“我是一个在河北长大的贵州人。”

[1]人贩余华英被判死刑:拐卖11名儿童,还卖过亲儿子,南方周末
[2]她拐卖了11个孩子,亲儿子都没放过,中国新闻周刊
[3]拐卖11名儿童人贩子一审被判处死刑!南明公安辗转半个中国将其绳之以法,贵州法治报
[4]杨妞花的复仇 28年后送人贩上法庭,红星新闻

校对:杨潮
运营:嘻嘻
排版:沈早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