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公众号“尼伯龙根工厂”授权发布
赫尔穆特·魏格曼（Helmut Wegmann）1940年12月入伍，先在位于海德堡的国防军第105步兵补充营接受训练，1941年10月作为第198步兵师的一名军需官来到东线战场。1942年4月15日，他被调到第16装甲师第79装甲掷弹兵团第3连，参加了哈尔科夫的战斗。
1942年8月27日，我在家信中写道：“我已经渡过顿河，离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已经不远了……”8月30日，我又写道“我正坐在距离斯大林格勒5公里外的战壕里，我们可以看到伏尔加河。这里的地形非常空旷，就是一大片草原，下面是沙子。北非应该不会比这里更恶劣了。为什么会在这里爆发大战的原因不难理解，谁都不会把这样一座城市拱手相让。最可怕的东西是飞机，这东西让人一刻都不得安宁，空袭昼夜不停，晚上尤其频繁，它们成群结队前来投弹”。这就是我初来乍到时候对斯大林格勒的印象。
第16装甲师奉命在北部建立防线，防线朝向北边，后面就是斯大林格勒。刚建立完防线，希特勒的训令就下来了——斯大林已经从萨拉托夫派出大批部队，一场大型攻势马上就要开始。
第16装甲师的一名装甲掷弹兵正在为战友理发，1942年夏季，后面的Sdkfz 251装备了重型火箭发射架。
轰炸连续不断，炸弹破片击伤了许多车辆，破片打坏了散热器，车辆就无法行驶。我们只好把车都停在草原上的冲沟里面，在沙质土壤上挖出凹坑，用来保护引擎，作战部队也在这里掘壕据守，到底挖掘过多少壕沟根本无从统计！战斗非常激烈，一天之中阵地有可能多次易手，伤亡率非常高，有好几次，我的战友就在我身边倒下。一天晚上，我们接收到了“人力补充”，由我们部队的一个毫无作战经验的少尉把补充兵带上来，就在第二天，这个少尉就在我的散兵坑里被弹片打中胸部，死了。当巨量的苏军向我们的阵地涌来时，战友们就像被猎人击中的兔子一样纷纷倒下，我们伤亡过于惨重，只能放弃阵地。我引以为傲的部队，第79装甲掷弹兵团第3连，在短短的三个星期时间内，人数从150人下降到20人。作为一名代理下士，我在幸存者中还算是军衔高的。这个连已经无法继续战斗，被就地解散，残余人员并入营预备队。
第79装甲掷弹兵团一名阵亡士兵的身份牌。
第16装甲师的一处机枪阵地，前面就是伏尔加河。
如果说之前的经历称得上可怕，那么，现在地狱之门已经打开了。我们日夜不停地去解救被苏军围困在小包围圈里的同袍，都是极为残酷的近距离交战，伤亡人数又进一步上升。早在9月份，后勤就已经出了问题，弹药和食物出现短缺，物资到达的时间很不规律，没法洗澡，没法刮胡子。最糟的事情莫过于战友受伤或者死亡，在丢掉阵地然后又在短时间内夺回的情况下，往往做不到及时埋葬死者，抢救伤者。
这是我最为艰难的一段人生经历，那时候我发誓，如果战争结束，我能活着逃出这个地狱，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那我就去从事社会公益。
1942年9月25日这一天，又有很多战友遭到围困，为了维持整条战线的稳定，包围圈必须得打通。解围作战由一名少校指挥，我们一整个班坐上装甲运兵车接近苏军，以近战方式驱逐他们。一旦接近苏军据点，我们就跳下来投掷手榴弹，然后进行占领。
我们在快到17：00时候出发，车往东向伏尔加河的方向开，所以落日在我们身后。进攻部队展开楔形阵型，在地平线之上很是醒目，伏尔加河那边的苏军炮兵马上就开始炮击。几分钟之内，就有三辆运兵车被炮火直接命中，人员和车辆都损失掉了。少校马上叫停进攻，我们又返回了出发点，这天晚上在运兵车旁边露宿。天亮的时候，东方升起的朝阳照亮了战场，攻击又重新开始了。
第16装甲师装备的Sdkfz 251/B，巴巴罗萨行动前夕摄于罗马尼亚。
因为朝阳从东边升起，还有轻雾，苏军炮兵不太容易看清我们的动向，我们没受到炮击就到达了目标点。我要求班组成员把步枪的枪带挂在脖子上，并将手榴弹的保险栓拧开。为了方便在近战中取用枪弹，步枪弹都装在衣兜里。在接近到离苏军战壕还有20米的时候，我下令“投弹！起爆后跳出车外！”放人之后，运兵车就得撤离了。
这时候，伏尔加河对岸的苏军火炮开火了，正当我从车里往外跳的时候，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飞溅的弹片打穿了我的裤子，引燃了装在侧兜里的一包子弹。我感觉左侧大腿突然受到重击，一下子摔倒在地，硝烟弥漫。我大喊：“我着火了！”当时还以为被曳光弹打中了呢。烟雾散去后，我才发现我的脚，还有整条腿都被扭转到了错误的方向，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是怎么弄的。另一辆装甲车的观察口遭贯穿，司机被击中头部，当场身亡。别人把这辆车开离战场，顺便把伤员捎到急救站。我是第一个受伤的，所以我和阵亡的司机并排躺在车里。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已经到了野战医院，我一直不知道那医院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地名。
在作战间隙休息的德军步兵，1942年9月，斯大林格勒。
我首先在一个帐篷里得到了急救，他们切开了我的左腿裤管，这时候我才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爆炸的步枪弹炸断了我的大腿骨，导致左腿扭向一边，从伤口中一共取出了8枚子弹。手术将在当天晚上进行，在处理过伤口之后，我赶紧给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未来的妻子写了封信。
这一天是9月26日，手术一直做了四个小时，扭曲的左腿得以复位，大腿外侧被切开，插管引流。这是必需的，因为爆炸将火药、污物和一些其他东西带进创口，需要排出大量脓液，这之后过了好几个月才不流脓。医生们取出了一部分子弹碎片，但直到如今，我的左大腿里面还是残留着100多块微小的金属碎屑。在将我的腿复位的时候，一些碎骨被推入腹腔，由于我状态虚弱，没法当场取出。直到1943年秋季，维尔茨堡的尤利乌斯医院才实施复杂手术，取出了碎骨。
手术之后，我被送到一个充当病房的大帐篷里，那里已经躺了四五十位伤员。有人告诉我，这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候为运动员们准备的帐篷。这里的负责医师是一位来自哈尔科夫的俄国女医生，她是为了养家糊口才来为德军工作的。我那时候22岁，脏兮兮的。第二天，医生注意到我没有吃早餐，我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什么都拿不起来。在巡视病房的时候，她发现我不对劲，于是她坐在床架上，就像喂孩子一样喂我吃饭，之后每次吃饭时候，她都会来喂我。
两个星期之后，女医生又有了新的任务，她被调去担任斯大林格勒前线总医务长的助手和翻译，她已经吩咐接替她的医生要好好照看我。虽有新任务在身，但她还是不能放下野战医院这边的事情，差不多每隔两三天就要回来一次，一回来就问我状况如何。如果我说想吃点什么，例如想吃点酸的，她就想方设法地帮我带一份。
过了5个星期，我还是在发烧，体温总是在39°以上，女医生说要是这样的话，就没法给我打上石膏，转运出去。这自然促使我每次测量体温时努力把它降到37.5°，这样我的“恩人”就会满意。我在11月8日的家信中写道：“终于退烧了！今天早上我打了石膏，准备转运。过个一两天，飞机就会把我运到斯大林诺，然后继续后送，我很快就能回国了！”
在去飞机场之前，我躺在担架上向女医生告别，感谢她的帮助和照顾。飞机场上一架飞机都没有，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来了一架意大利飞机，但没有着陆，只是用降落伞投下来一些容器之后就飞走了。没有人能确定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飞机过来，别无选择，救护车又把我们拉回了医院。原先的床位已经被别人占了，我只能躺在地板上，我的恩人显得很是沮丧。她来看我的时候，说明天早上会有一支有装甲车护送的车队开往季希尔，车队里会有些救护车，如果我愿意冒险，那么可以和他们一起走。俗话说的好：“手里的一只鸟儿胜过林中的两只”，所以我决定离开。
第二天出发的时候，救护车司机说，为了赶上车队，他必须要保持速度，肯定会不舒服。路上很是颠簸，伤员一路大呼小叫。在斯大林格勒通往季希尔的公路上有一处高地，曾经多次易手，从救护车的窗户往外看，景象很是凄惨，到处都是起火烧毁的德国和苏联坦克残骸，士兵们的遗体暴露荒野，无人掩埋，苏联人后来在那里竖立了一座纪念碑。
车队安全到达顿河畔的季希尔，这是火车到达斯大林格勒之前的最后一个经停站，当时后勤物资还能送到这里，都堆放在仓库里。一列货车完成卸货，把伤员运往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每节车厢里躺着5个伤员，然后再站着差不多20个。在路上，火车遭遇了一起破坏活动，有人在铁轨下面埋设炸药，炸药爆炸导致机车脱轨，伤员们在车厢里滚来滚去，躺在担架上的那些尤其倒霉，好在我的石膏足够结实，没有再出问题，真是幸运，真是多谢恩人了！
周日晚上到站之后，伤员又继续往利沃夫转运，可以想象，在货运列车上，食宿和卫生条件会有多么糟糕。周一上午，我们终于被送进医院，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医生在查看和清理了我的伤口之后，做出了将我送回本土治疗的决定。
1942年11月28日，魏格曼被送到维尔茨堡的尤利乌斯医院，经过了好几次手术才保住了腿。1944年7月27日，魏格曼从国防军退役，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一辈子投身于社会公益。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被苏军缴获的第16装甲师车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