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专辑》之九十四

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2003年9月6日九点整，我打电话与贺老家联系，贺老上午还要去医院吊针，改为下午三点半接受采访。我只好电话联系老红军周奎所工作的单位或有可能寻找到的线索，最后一无所获，一个上午在房间里看电视。

下午二点半，我乘公交车往东风路方向赶去，准时找到了西后街19号院兵团干休所。贺老住在1号院，贺老见我到来，十分高兴，起初是握着我的手不放，进到客厅又抱着我，并要我拍一张他抱着我的照片，并涚：“抱着你就像抱到了江西”。表示出了非常激动的情绪。我在客厅参观了数十张合影照片和战争年代留下的纪念照，对贺老走过的历程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1917年7月,贺劲南出生在江西永新县象形乡上车岭村，1930年参加工会和少先队，1932年5月加入共青团，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党。

历任战士、通讯员、长征中任王震警卫员、笫三五九旅锄奸科长、旅直特派员、团保卫股长、政治部副主任、党委书记兼库车县委书记、师副政委兼库车县、沙雅县中心县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笫一师政委、第二书记、阿克苏地委书记、第一书记、自治区人防办副主任、自治区供销社党组书记、自治区建委副主任、自治区财委主任、自治区商业厅长、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生产建设兵团顾问等职。

贺老告诉我说：“1933年参加红军时当战士、后调去当通讯员。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在任弼时、王震、肖克率领下，夜晚以军事演习为名，突围西征。后来得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为了牵制敌人，中央命令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北上，成为长征先遣队。从井冈山突围成功后，8月14日,全军在湖南桂东县寨前圩召开了大会。

红军长征开始不久，我调在王震身边当警卫员。有一回，部队急行军，通过云南省罗次县敌人封锁线时，走了一天一夜没有休息，拂晓时，瞌睡得实在支撑不住，正在爬一个小山坡时，我的头碰在前面骡子蹄上，骡子受惊后踢一脚，正好打在门牙上，当场踢掉了我两颗门牙，流血不止，头昏脑胀，疼得我躺在路边昏迷过去。

王震发现我躺在路边后，从骡子上跳下来，急忙问了好几声：“怎么样，不要紧吧？”并双手扶我起来，叫医生上药帮包扎，并叫饲养员把他骡子拉过来要我骑上走，他走路，我坚决要下来，可他不同意，硬是让我骑着骡子走。

我们当时急行军就是为了与敌人争时间，抢速度，抢渡金沙江。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同先前中央红军一样，与几十万敌人兜圈子，斗智慧，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有一天，天下雨，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在云南宣威县新场地区同敌军樊崇甫的部队遭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营长尹仁保率领部队猛打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得溃不成军，并消灭了敌人一个短枪营，缴获了敌人几百支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俘虏了几百敌人。

尹仁保和这个营受到肖克司令员、王震政委奖励，但这次战斗尹仁保负了伤，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部队要求重伤员由军团政治部和卫生部负责就地安置，每人给安置费二十块银元，寄留在老百姓家中，尹仁保也在寄留人员名单中，他不愿意留下，死也要跟着部队走。

天刚亮，部队集合，尹仁保拉着棍子一拐一拐地走来了，他好远见到王震就放声哭了，跪在地下，抱住王震政委的腿说：“王政委呀！你不能把我留下，我死也要跟随部队走”。

王震见此情，话也没有说，低下头，双手扶起尹仁保说：“仁保同志，你昨天在战场上作战勇敢，冲锋杀敌，打了胜仗，光荣负伤立了功，我也不愿意将你留下，跟你一起负伤的不能走的同志还不少，也是一样都要留下，因为前面路途还远，还艰难,还有敌人，还要战斗，留下是安全的，跟着走不保险，部队行动也不方便嘛！你先寄养在老百姓家里，我们有一天还要打回来，我再接你回部队”。

政委一席话，使尹仁保更加伤心，哭得更厉害了。尹仁保当过我的连长，见此场面，我也为他发愁，落下了泪。

王震见他执意要走，便让我去饲养员老吴牵骡子来让尹仁保骑上，我赶紧跑去找老吴，老吴听说首长又不骑骡子，心里不乐意，怕首长累坏身体，王震便亲自向老吴做思想工作，让他照办了。

管理科王子良科长见首长步行，也不放心，这时，尹仁保把身上的二十块银元安置费交给王子良，请他帮助买一匹马，王震同意了他的要求，由政治部负责买了一匹马，尹仁保就这样被收容了下来。

从云南鹤庆县到石鼓镇金沙江渡口，要走两天的路，为了摆脱尾追之敌，争取在敌人靠拢前抢渡金沙江，红二军团从丽江城出发，行程80余里，红六军团从鹤庆县城出发，路程120余里，分两路直插江边，到达江边时，敌人已甩在老远了，渡江那天，王震亲率红十七师第五十一团走在前头，团长贺庆积（江西永新人）率突击营与王震在一起，先在江边小山上用望远镜观察金沙江周围地形，放出警戒。

石鼓镇只有一条小街，在长江第一湾旁边，江面上没有固定的渡口，两岸高山都在两千米以上，江东为人烟稀少的藏区，石鼓这个口子便于阻击敌人。

红二军团渡江点选在海洛塘。江水滔滔，水流很急，起初只有一只敌人来不及撤走的木船，红二军团第十二团先用这只船渡江，占领了江对岸制高点，然后沿江上下找到了5个渡口，7条木船和十多条竹筏，从4月5日开始渡江。红六军团最后渡江。28日，两军团全部渡江，总人口为1.8万人。

在红二军团先渡江时，红六军团做好渡江安全工作，严防尾随敌军的追击。政治部在大街小巷刷写了许多大小标语口号。“打倒蒋介石卖国贼”、“打死中央军、吓死滇黔羊、拖死湘军、脚踏川军“、“北上抗日、人人有责”、“共产党万岁”、“只有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才能救中国”还有些讽刺、嘲笑的大标语，如“来时迎接宣威城，走时欢送石鼓镇”、“费心多谢”、“请不要远送”、“请回去吧！”……

4月28日下午，尾随的敌人到达正富，接近了金沙江。此时,红军已安全渡过了金沙江天险，敌人朝江对岸乱放几枪,只有扑空夹尾而归。

红六军团长征是从1934年8月份正式开始的，至1936年10月结束，离开井冈山根据地两年零两个月（其中在湘赣川黔苏区停留了一年），经过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西藏、青海、甘肃、陕西11个省（区），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途中抢渡湘江、礼水、巧渡沅口、金沙江、爬玉龙雪山、过草地通过无人区，冲破无数次的敌人封锁线，经受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我知道的夏曦、苏杰、吴振卿、张辉等军师领导干部，许多团、营、连、排长及战士为胜利而献出了生命，全军团从井冈山出发将近一万人，到达陕北时不足三千人，数量减少了，但质量上提高了，经过了战斗洗礼的红军战士都是英雄好汉。”

贺老越讲越激动，他在书房找了许久，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他在新疆工作时期的写照《金秋颂》，一本是他留存的《跟随王震长征》回忆录。

贺老说：“这本回忆录已全部分发了，我只留有这一本了，送给你作为纪念吧。”并在书的扉页签上了名字和“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在我告辞之时，他将王震写给他的四句话转赠给我，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

从贺老家出来后，我心情显得轻松了许多，我又完成了江西籍新疆老红军的全部采访任务，不枉此行。

2003年9月19日下午结束对老红军黄经耀将军采访时，黄老提供了江西老红军杨国斌的情况，并将他的住址北京二里沟中国科学院宿舍告诉了我，并先打电话帮助联系好。

我们开车到达二里沟时，来回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中国科学院宿舍的大门，北京的路开车一开过头，就不能随意调头，打一转就是数公里，没法只好打电话给杨老家，约好地点，由保姆在路上接我们后，再带我们到达杨老家。时间已是18点30分。

杨老见我们到来说：“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关心，希望家乡在三个代表指引下，取得更大的胜利，人民生活更幸福”。

杨老1917年7月出生在江西省永丰县潭头乡上东村，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在少共国际师当战士，参加了苏区1至5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1934年由团转党，并从中央苏区出发参加了长征。

长征中在红一军团第十五师任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在第一一五师任通讯班长、骑兵班长、区大队长、连长、指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副营长，营长。

解放后在人民大学学习、解放军后勤学院学习、后担任陕西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宁夏军区后勤部长、1960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生物所任副所长兼党委副书记、书记。

1955年授中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独立自由、解放勋章。

1982年离休。

杨老对我说起了自己的经历：“1917年7月14日晚上，我在江西省永丰县潭头上车村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出生。父母都是朴实的庄稼人，为人正直厚道，勤劳苦干，长年累月起早摸黑，尽管如此，但由于土地贫瘠，还是经常歉收，再加上地主的高利盘剥和旧政府繁多的苛捐杂税，所以仍然无法糊口。如果遇上灾年，连租谷也交不出，生活就更苦不堪言。在那个年代，许多贫苦农民都被逼得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有的只能靠讨饭度日。

八岁那年，我的父亲被地主逼死，全家的生计顿时陷入更深重的苦难。从那时起，为了生计，我不得不捡粪、拾柴、给别人家放牛。从八岁那年起，我每天都要上山砍柴，并要担50多斤柴草到几里地外的集镇上去卖。人小力不足，在路上被压得哭过好几次。

1930年夏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各派军阀混战，红军利用有利时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根据地迅速得到发展，革命武装进一步扩大，整个江西和赣南地区都纷纷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共产党领导群众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因而，为了不让家人知道，我13岁偷偷地参加了当时的县独立团，是独立团里年纪较小的一员。

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部队向战士们分发棉被、棉衣、棉裤等。根据上级指示，进行了简短的动员和准备工作。当时很多战士想不通，不想离开老家和根据地。首长看出大家有思想上的波动，向大家说明，为了抗日，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去建立更多的苏区，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家”，进行更艰苦的斗争……”

长征时我只有17岁，在少共国际师当战士。1934年3月，少共国际师改称第十五师，归红一军团领导，而后改称红三师，主要担任中央军委纵队的掩护任务。在湘江渡河场战斗中，少共国际师作为预备队参加战斗，稳定了渡河场的防御，但部队损失惨重，只剩下2700多人。

遵义会议后，红三师抵达贵州桐梓，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红三师被撤销，人员被编入红一、红二师以充实主力。我编入红二师第四团，继续进行长征。

在长征路上,红军遭遇了无数险情，历经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过草地、爬雪山，走过人迹罕至的崎岖道路。以野菜充饥，或是啃树皮、吃草根。还要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躲避不断来袭的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但红军却坚定无畏，矢志不渝，一次次取得了胜利。

土城是赤水河中游的重要码头，有“川黔锁钥”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四川“剿匪军”司令刘湘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了土城所有的有利地势。前后敌人均占据险峻高山，居高临下。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军委决定消灭穷追不舍之敌，摆脱追兵，然后集中全力打开前进道路。要解决“后顾之忧”，为渡江北上创造有利条件，才能粉碎蒋介石企图聚歼中央红军于赤水河畔的阴谋。

对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朱德同志曾在阵前指出：“面对装备精良的川军，须认真对待”。在土城战斗中，我们原以为敌人只有4个团，而其实他们有8个旅9个团，我军伤亡惨重。我所在部队的大部分同志牺牲，许多同志负伤，我们一个班最后只有我一人幸存下来。敌人冲上来本来想活捉我。在危急时刻，我们增援部队赶到了，他们与我共同奋勇抗击，经过反复冲杀，伤亡惨重。后来，军委命令停止攻击，避实就虚，西渡赤水。

在长征路上，红军经历过像这样的无数生死考验。千锤百炼不怕难，大渡河、腊子口、泸定桥统统被红军征服，雪山、草地也向红军低头。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当我们要离开时，杨老夫妇怎么也不让我同小田离开，一定要留我们在家吃完晚饭才走，我们只好客随主便地留了下来。

晚上，田浩又送我在丰南宾馆住下。

2003年9月7日上午九点钟，我从乌鲁木齐市所住旅社前去火车站，从火车站后门进入到站台，接从南昌来的摄影朋友汪小毅、罗震、王传荣、熊世椿、熊世柱、敖辉。准备下一阶段与其同行新疆风光摄影创作。

由于我先前到过新疆，在新疆路线较熟，我在车站接到大家后，我和大家住到了一起，商量好我们先去喀什，帕米尔高原，再返回喀什，从库车出发,经过四天时间翻越了天山的行程。

2003年9月17日经过十一天采风之旅到达奎屯，我和敖辉连夜从奎屯回到乌鲁木齐，敖辉与我同行并帮我订好了前往北京的飞机票。

2003年9月18日一早，敖辉与朋友前去吐鲁番游玩去了，我打电话与刘三朵女儿刘新梅联系简历事情，没有办成，我又去军区四干所取欧阳桂简历及回忆录，毛阿姨由于腿部近期伤势加重，没有去复印，答应寄给我，我只好悻悻而归。

本来飞机是十九点二十分起飞，由于晚点，至20点才离开乌鲁木齐机场向北京飞去，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长途飞行，于晚上11点50分才走出首都机场，好朋友朱晓琳带车在机场等我，于晚上1点多钟才到达她在石景山的住处。

晚上没有睡几个小时，2003年9月19日早早地起了床，在楼下吃完早点，等待田浩开车来接我去采访，中午11点多钟田浩开车找到我，只好改成下午去采访了。

下午三时，我们来到了西直门内大街170号的总政干休所。这次来也不知道是第几回进总政干休所了，在兰州才得知老红军黄经耀将军也在此居住，如当初知道一打听，去年就完成了对老红军黄经耀将军采访。

走进黄老家，与其他首长家是统一规格的住房，黄老很客气地请我们在客厅就坐，他言语不多，脸上总是挂着笑意。

1915年黄经耀出生在江西于都县曲洋乡桐溪村，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由团转党。参加了中央苏区多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

在抗美援朝作战中任志愿军师长、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后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黄老从16岁参加工农红军起，通过中国革命三个时期的斗争，到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没有离开过战斗的洗礼，这是他一生的幸运，也是幸福，经过战斗的考验，得到了锻炼。

1915年8月，老红军黄经耀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曲洋乡桐溪陂坑村，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耕种的土地是祠堂租的，一年下来交完租金所剩无几，家中父母、兄弟、姐妹共八口人，遇到天灾人祸，生活就非常困难。

1929年，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红军来到赣南、闽西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于都县也是苏区组成部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年小的黄经耀也参加了儿童团，在少先队组织下参加放哨、查岗、捉坏人，开始懂得了革命道理。

1931年夏天，刚满16岁的黄经耀和大伙凑在一起商量，说：“红军打白狗子，打反动派，帮助穷苦人民翻身，尽帮穷人做好事，我们也要参加红军”。有的说：“我们都十六、七岁了，不参加红军打白狗子，打反动派，还算什么少先队员”，大家商量结果回去征求父母意见。

父母勉强同意了后，第二天，黄经耀就同村上的小赖子，小狗子等几个人跑到桥头，上堡找到了红三军第七师要求参加红军。开始，部队不同意收，后看他们的心情急切，态度坚决就将他们留在了部队，当天就领到了装备和武器。

刚参军，就参加了部队围攻各地的反动靖卫团占据的土围子，为的是肃清反动势力，巩固苏区，从打第一个土围子于都上堡大土围子到于都、宁都交界处的赖村地区打掉了几个大土围子，为日后反“围剿”作战清除了反动派的据点内患，为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2年初，黄经耀从参加漳州战役开始，先后参加了苏区的1932年6月水口战役、1932年7月、8月间的乐安、宜黄战役、1933年初第四次反国民党“围剿”的东陂、黄陂、草台冈的歼灭战、参加了1933年9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反“围剿”的乌江圩战斗、大雄关阻击战、广昌保卫战。

广昌保卫战也是红军在中央苏区进行的最后一个战役，红军集中了几个军团的主力，整整打了18个昼夜，在战斗中，虽然给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消耗，歼俘敌人达3000多人，但是，我们红军也遭受了重大伤亡超过半数，许多连队几乎与敌人拼杀光了。这是一次典型的消极防御战役。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还要红军主力再去打几个大胜仗来保卫中央苏区，于是将红军主力兵分几路出击，继续与敌人拼消耗。虽然在高虎垴，万年亭，温坊等打了几个胜仗，歼灭了李玉堂、李延军等部七八千人，但几个局部战役的胜利已改变不了整个第五次反“围剿”的被动局面，到9月中旬，中央苏区创建的三十多个县，只乘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等几个县，红军被迫于10月中旬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初，黄老所在的师从兴国阵地撤下来，转移到于都县东北的宽田、岭背地区时，经过短暂的准备，补充兵员，补发武器弹药，休整后于10月15日奉命担任右路军前卫，渡过于都河，告别了苏区父老乡亲，向西南方向急速前进，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黄老回忆起长征途中的经历。

10月21日，部队翻过大王山，进入信丰以东，安远以西时，第五团奉命插到板桥以南占领有利地形，阻击安远敌人，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克了新田，仅三个昼夜，就将广东军阀部队苦心经营的号称“钢铁防线”的第一道封锁线突破了。

敌人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在湖南汝城，桂东至城口一带。我们师第6团以奔袭方式夺取了城口，兄弟部队攻占了汝城，红军没费力气，歼灭了该区内守敌，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我们第5团和第4团奉命抢占了粤汉铁路东北之九峰山沿线阵地，抢占有利地形，打退了粤军邓龙光部于九峰山南侧，兄弟部队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我们部队配合兄弟部队，掩护红军纵队（即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顺利地通过了第三道敌人封锁线。我们又奉命昼夜兼程赶在红军纵队前边去执行开路新的战斗任务。

经过一个多月昼夜行军，并没有摆脱敌人的尾追堵截，由于中央纵队大搬家式的行军，行动迟缓，错失了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良好时机。

由于敌人先于我们占领导了有利地形，调配了几倍于我军的部队，给我们渡湘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我们部队英雄顽强，在湘江两岸阻击阵地上抗住了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进攻，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反复拼杀，最后抗住了敌人的猛烈攻击，掩护了主力和中央纵队突出了敌重围，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红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中央苏区走出来的八万多红军，经过湘江战役，剩下了三四万人。

1935年1月，我们师第4团强渡乌江胜利后，第6团又智取了遵义城，接着部队连克娄山关，桐梓和松坎。

1月22日，部队奉命从松坎出发，向赤水方向前进，第二天遇到当地军阀候子担部队阻击，我团向敌人发起了攻击，经过一阵战斗，将敌打挎，在向赤水前进时，奉命又返回土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部队伤亡较大。29日，我们部队即连夜撤出战斗进至猴场渡过了赤水河向川南西河镇前进。

红军一周内二渡赤水，连攻桐梓城，重占娄山关，二占遵义城，重创了黔军和蒋介石嫡系两个师，毙伤俘敌约6000多人。这是长征以后最大的胜利。

毛主席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3月10日主：动撤出遵义城。我们师沿着长干山脉，向金沙江、仁怀、鲁班场方向前进。敌人为阻击我们，已先行占领了鲁班场，在战斗中，我的腰受重伤。连长曾国华和指导员几次动员我留在老乡家养伤，并发给银元作为安置和治疗费用，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是连部通讯员，我保证跟上部队，连长答应了。

走了几天，伤口发炎，不断向外流脓血，疼痛难忍，汗流满身，我咬牙坚持跟上部队。有一天到宿营地，卫生员小刘给我换药时，房东老大爷70多岁，见我伤口红肿，还在流脓血，就说：“小兄弟，你伤可不轻喽！你跟部队走真不容易呀！”

于是老大爷叫他孙子抓来一条小狗杀了，取其肝胆剁碎，先用盐水白布挤出脓血，然后将剁碎的肝胆敷在伤口上，又拿出一包柴红色药粉在上面涂了一层，最后用白布绑扎好，他告诉我，我们山里人都用我这药，你放心，过7天，打开绷带看看，再用盐水、棉花消毒包上，没事的。

约七天后，我打开绷带一看，红肿消失，好像新肉也长出来了。过了二十来天，伤全部恢复了。我当年连姓名都忘了问。老百姓对红军是一片真心爱护。

我们部队撤出鲁班场战斗后，于3月16日进至茅台镇，在茅台镇附近三渡赤水河。敌人紧追不舍，以为我们由此向北要再次北渡长江，蒋介石调集了其主力和川军向川南长江西岸集结，又令云南滇军主力向镇雄，扎西地区集中，准备在川黔边的长宁、兴文地区与红军决战。

毛主席指挥红军乘敌人向川黔集中之时，直插二郎滩，太平渡之间，于3月21日四渡赤水后,掉头挥师南下。我们师在四渡赤水后，抢占了乌江直逼贵阳，使敌人昼夜不停地向贵阳集结。我们又向云南前进了。

在曲靖县，我们第5团侦察排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先遣队，大摇大摆地开进县城，当曲靖官员在准备欢迎中央军时，连同400多保安队一起当了我军的俘虏。这时，我们主力红军已过金沙江，我们师也昼夜急速向北渡过金沙江，向会理前进。

黄老说：“我二过草地、雪山，第一次过雪山是1935年6月12日，部队一大早出发，我团尾随第四团开始爬山，战士们劲头十足，爬的也快，大伙还唱起了歌，爬到半山腰，无人讲话，陷入了寂静中，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只有脚下的“咯吱，咯吱”的踩雪声。

有些同志头晕眼花，全身无力，胸闷气短，大家互相帮助，手拉手，缓缓地往上爬，有些战士走不动就倒下去了。我们第5团翻过雪山，进到懋功以南时，得知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占领懋功，我们师第四团已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兴高采烈。

懋功方圆几百里是藏民聚居区，汉人极少，我们第5团在这里休息了四五天，约在1935年6月下旬，就奉命执行先遣侦察任务，由团长张振山带领第一营，团侦察排和通讯排一个班沿两河口、松岗，向甘南的玛典、查理方向前进。这里是水草地与干地相间，部队走得急，没有思想准备，连粮食也没有带，更不知道走几天连人影也不见的旷无人烟的大草地在等着我们。

走了三天，所带粮食已吃完，第四天只好挖野菜充饥。到了中午，前卫连发现前方有几头牦牛，团长张振山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有五六头牦牛，周围是大草地，看不见人影，肯定是野牦牛，于是，团长叫第一营派第一个排的战士前去把牦牛赶过去，不一会儿，6头牦牛被牵回来了，找了一个地方宿营，把牦牛宰杀了，连肉带皮和杂碎分到各连队，让战士们饱餐了两顿。

第五天，部队继续出发，上午10时许，忽然听见前面有枪声，我们团长立即命令部队展开，抢占右前方那一片小土山头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当我们爬上小土山一看，果然有一支骑兵正向我第六团部队冲击，团长张振山命令第一连在左，第三连在右，第二、第四连和重机枪排在中间展开成横队，前后重叠卧倒，每个战士都作瞄准状，只等开枪的号令。

这时，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从前面第6团跑过来，对团长说：“你们第五团第一营要坚决将敌人打回去，掩护第六团撤下来集结，配合你们歼敌。我们团长是宁都起义的，当过骑兵，懂得骑兵的弱点。

敌骑兵约有1000多人马，成营连展开密集队形冲来，都挂着枪，举着马刀，分成一股一股，在距我们七、八百米不打，到了一百米时，团长一声令下“打”，几十挺重机枪和几百支步枪一齐开火，打的敌人人仰马翻，不到半个小时，敌人丢下四五百人马一溜烟逃跑了，从俘虏口中得知是马步芳的一个骑兵师，这次战斗结束，收缴了部分干粮和马肉，大家精神抖擞，情绪振奋，又踏上了征途。

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红军在川西北转来转去，延误了许多时间，最后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向甘南进军。

我们部队为了避开马匪骑兵的阻击，于是主力决定向黑水、芦花、毛儿盖、松潘方向前进，我们担任侦察的部队为了追赶主力，又要翻越称“生命禁区”的笔架山，只有翻过这座山和其它雪山，才能与主力红军会合。

第二天拂晓起程，天快亮到达山脚下，太阳刚照到山头上，山中有雾，能见度很低，半山腰什么也看不见，与夹金山不同的是笔架山是藏民们经常过往于黑水、芦花的主要交通线，山上有明显的路，直通山顶，指战员们沿着山路一直往上爬行，但高山缺氧依然严重，还是有不少人有反应，昏倒在雪地里，有的地方坡很陡，战士们倒背着枪，弓着腰，双手扶膝向上爬，但是有的同志就差十几分钟或几分钟就可爬上去，用尽了最后一份力量还是永远倒在了雪山上。

经过大家相互搀扶，互相鼓励，部队终于翻过了雪山，到山脚下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走了二十来里路，到了一个村庄，我们就在这个村庄住下来，休息了一夜。经过几天的深山老林中的穿行，在黑水、芦花与师主力会合了。

在黑水、芦花休息一段时间后，部队继续向东前进，沿途不见人影，当部队快进到毛儿盖附近时，准备歼灭松潘地区的敌人，上级决定不打了，部队继续向毛尔盖前进。

1935年8月18日，部队从松潘阵地撤下来，19日进行了一天组织动员，每人分了三天的生粮食，5天的干粮，（炒熟的青稞麦）。有的同志干粮袋装不下，就用裤子扎紧来装。8月20日拂晓出发，刚走出不到20里就进入了草地，因为有我们第5、第6团先前过草地的经验教训，所有准备工作做的充分、扎实。

草地里无法找到路，遇上阴天也辨不清东西南北，我们第5团紧随前卫团第4团的脚印行进，草地里只要看见天上有一团乌云，接着就是一阵狂风暴雨袭来，大家冒着大雨前进，大雨一过，暴烈的太阳又出来了，战士们又顶着烈日继续前进。天上是风一阵、雨一阵、热一阵、冷一阵，地上又是水草沼泽地，坑坑洼洼，污水遍地，臭气难闻，有的同志走不好，陷下烂泥潭很难爬起来，有不少同志就这样牺牲了，也有的同志身体生病，也长眠在草地里。
8月26日，在草地行走了7天，我们终于战胜了大草地，到达了班佑，俄界地区，战士们都跳起来欢呼。

在红军主力进入班佑地区时，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和第4军一部，向胡宗南进入包座的守敌发起进攻，我们奉命担任预备队，经过激烈战斗，很快将守敌和前来增援的敌第49师（这是在江西的老冤家）大部歼灭，毙伤，俘虏敌人达4000余人，这是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部队在班佑、俄界、巴西地区休息，准备粮食继续北上。

这时，上级传来了一个极坏的消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他要率部南下西康，另立中央，并命令红四方面军的第30军和第4军重新返回草地南下，当时大家非常惊讶，党中央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经。毅然决定亲自率领红1军团，红3军团和中央直属机关继续北上，创建陕、甘新苏区。

10月中旬，我们进入了陕北吴旗镇，后又转到甘泉下寺湾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的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黄老最后感慨地说：“长征的确是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全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对我自己来说，能参加长征这一伟大壮举，也是自己一生最大的荣幸”。

黄老在全国解放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黄老回忆说: “1950年初，广西战役刚结束，我师奉命进入柳州、桂林、三江、宜山地区剿匪。我率领先遣人员进入河南午阳、叶县地区,准备开荒生产。上级又将我从第39军第115师调第42军第126师工作。第42军已调去东北，进入齐齐哈尔以北富裕、依安、纳河、克山、北安地区执行开荒生产任务。我到第126师时,部队正在紧张地进行开荒生产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0年6月25日，与我们一江之隔的朝鲜爆发了战争。7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开赴朝鲜。

我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中央军委于7月中旬决定，以原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15兵团的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和第50军,组成东北边防军，担任保卫东北边防的安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

7月23日，我师和军主力一起奉命结束农副业生产任务，交由当地政府，即刻收拢集结部队休整待命。

8月初，我师奉命乘火车东进，进入吉林通化、柳河地区集结。按上级要求进行爱国主义和形势任务教育。全师掀起了军事训练热潮。

10月12日，第42军在集结地集安召开了入朝作战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指示，布置了入朝作战的初步任务。原拟10月19日全军统一渡江的时间，我师奉命于1950年10月16日晚，提前三天从集安渡江入朝。

我军入朝后令第125师抢占小白山周围阵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阻击北犯敌人。令第124师组织几个先遣加强营，乘坐人民军派来的汽车，抢占五老里以北芳草岭、黄草岭以南阵地，配合朝鲜人民军阻击北犯敌人。

连续几天，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敌人连续几天大规模进攻遭失败后,集中大兵团，集群式发起连续突击，企图打开黄草岭这个口子，展开迂回长津、江界，挽救西线败局。

战役发展到11月6日，志愿军西线主力已夺取了反击作战的胜利，战役中，我师歼敌800余人，俘敌10余人，缴获敌汽车4辆，武器弹药一部。我师伤亡350余人。这次战役将进攻敌人赶回到清川江以南，夺取了入朝以来初战的胜利。

年底,我师又参加了第二战役，从西线、东线同时向敌人发起强大攻势，第124、第125师向孟山、北仓里、顺川、肃川方向攻击前进，切断敌人南北联系，我师左路纵队沿北仓里向松隅里、新德里、龙门里、崇化里、新兴地区攻击前进。

敌人为什么败退得这么快？沿途到处可见整桶的汽油，整箱弹药,还有食品、米面和其它军用器材。

经过连续十几个夜间急行军，我们部队于12月22日进到了铁原以南“三八线”以北不潭洞、陵谷等地区集结。东线敌人进攻遭到惨败，也全线南逃，溃败到咸兴、元山后，下海乘军舰从海上向南朝鲜釜山地区撤退了。至此，“三八线”以北被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了。第二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我志愿军歼敌达3万6千多人，其中美英军2千4百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就死在这次战役中。第二次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的被动局面,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

后来,我师又参加了第三次、第四次战役,都取得了胜利,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不论是麦克阿瑟的“圣诞攻势”、还是李奇微的“磁性战”、“细菌战”、“绞杀战”，或是克拉克的“钢铁战”、“金华战役”,都在中朝人民和军队面前遭到了惨败。最后,侵略者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在结束采访时,黄老提供了江西老红军杨国斌的情况，并将他的住址北京二里沟中国科学院宿舍告诉了我，并先打电话联系好,请杨老在家等候我前去。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