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素有“现代孔子”之誉的胡适，是在1962年2月24日的“迎新”酒会上，心脏病猝发去世的。由于事发突然，弥留之际，似乎并未留下什么“遗言”。但鲜为人知的是，胡适临终前其实还写过一封信，堪称“绝笔”。就在这封信件里，他评价了鲁迅与周作人兄弟，认为周作人的“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这个评判，可说胡适晚年定论，时间点上也可视为“临终遗言”。
有趣的是，这封重要信件，是写给已故“大师”李敖的，只是尚未写完，所以也就没有发出，理当是胡适的最后一封信。原件现存“台北胡适纪念馆”，看到的人应该不多，以至于引用也鲜，李敖本人可能都未必晓得有这么一封来信存留天壤之间（手稿见：胡适纪念馆“胡适档案资料库”之“南港档”，编号为HS-NK05-024-004）。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1962年1月1日的《文星》杂志，李敖发表了那篇名文《播种者胡适》，胡适看后感触颇多，意见也不少，是准备好好写一封长信“酬答”的。可到底世事难料，回信还刚写几段，这位“现代中国的文化宗师”就撒手人寰去了也。
这份遗言，最重要的部分，显然是涉及对鲁迅的评价。而比这“最重要”还更为重要的是，他特意揭示“二周高下论”：他认为周作人的作品，比乃兄的高明多了。这是他此前从未说过的，连最私密的日记都找不到类似表达。当今文坛，有所谓“知堂迷”与“鲁迅粉”，两派网上互掐互diss，常为兄弟俩文章孰高孰低扯到急怒叫跳，屡屡都要撕到问候对方家人方能小结案，恁谁想早在1962年，我们的胡博士就已独著先鞭了。
所谓“周作人的著作”，所指自然主要是那几十本随笔，这是“知堂”何以成为“知堂”的最大财。周二先生的另一桩业余活计——翻译，胡适显然并不很看重，要知道起初小周是在北大教欧洲文学的，是胡适觉得人家“用违所长”，主动托关系调他入燕大担任国文系教授。要说小周那些随笔散文，比鲁迅“高明多了”，这显然让很多人不服气、不理解，简直感觉有点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在这里，胡适要挑战的，差不多是埃蒙德.威尔逊所说的，“一般大众的稳固常识”。
要知道，即便是最忠实的知堂拥趸，诸如谷林止庵锺叔河那些人，也只敢怯怯地说是“两峰并峙”“平分秋色”，而不敢讲比鲁迅“高明多了”这种话啊！以我自己阅读体会，充其量也只能认为：周作人论学问，阅读量与知识面都要超过鲁迅，见识上差不多可以打平；散文随笔这一块，周作人的整体水准不输给鲁迅，在现代文坛是唯一可与之分庭抗礼的。我这些“私见”已经够反“常识”了，没想到胡适比我更逆天。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看法可说是迄今最“激进”的。
对于这份有点耸人听闻的评判，我觉得最可玩味的，并不是“判词”本身，而是这背后所深藏着的胡适的心态问题。
2
周氏兄弟的文学成就，胡适的看法，是有波动的。在这封信件“重见天日”之前，世人多有误判：普遍认为他更看重鲁迅的文学才情，而对周作人只是偶尔附带称赞其学识。
刚认识周氏兄弟不久，胡适就断言他们是天才。1922年8月某天，他演讲后专程到八道湾胡同周家拜访，蹭吃闲聊大半天，回去写日记感慨，留下那个著名评论：他认为，周氏兄弟俩共有的特征是“天才都很高”，天分至佳的那种，而且为人也“最可爱”，即人品最值得敬重。
但是，在文学才情这一点上，他显然心存轩轾,近乎扬兄抑弟。他接着写道，二周文学表现上最大区别在于，周作人“鉴赏力虽佳”但“创作较少”，而鲁迅“兼有鉴赏力和创作力”。翻成大白话就是：二者都是天才，品味及识见均在第一流，但鲁迅更擅长于创作，是“学者”+“作家”的复合型天才，而周二则偏重在“学者”这一面。当然，那时的周作人那不是“知堂”，只跟在大哥屁股后面合作翻译过一些短篇小说，出过一份欧洲文学史讲义。
后来，周作人的随笔一篇篇地发，结集几乎每年一部以上，但胡适夸得最多的还是鲁迅。比如谈及新文化时期的小说，他断言“成绩最大的”是“一位托名鲁迅的”，其短篇小说“没有不好的”云云，都是最高等级的溢美。而周作人在他笔下，几乎都是以“周氏兄弟”形式连带出现的，夸他们的翻译、夸他们的新诗，用的词汇都是“会稽周氏兄弟”。所以也真是奇怪，怎么三四十年后，依然勤读鲁迅文章但未见有读知堂记录的胡适之博士，面对李敖这个后生小辈，突然改口称周作人著作“可比鲁迅的高明多了”？
插句闲话，我一直觉得，胡适这人，表面和蔼近人，不立崖岸，实质至为清高，他的下气怡声里头，是包裹着无比的优越感的。优越感越强的人，实际待人愈宽厚，因为他高高在上的程度无所谓你的冒犯，他的怜悯足以消弭一切散伤丑害不和之音。所以他对于同辈人，总不自觉透出一种俯视的心态，用现在话讲就是“爹味”很重。偶尔丢几句俏皮话幽你一下，情不自禁时还会刻薄损几句，都是这种优越感意绪的无心侧漏。他说赵元任“兴致太杂，用分太过”，冯友兰“无见识”、“好笑”，说林语堂就晓得“钻牛角尖”，说曹聚仁是“妄人”，都是一种导师俯视学生的心气儿。他批评梁漱溟，极尽挖苦之能事，搞得一代大儒老梁都忍不住去信抗议，大意是老子哪里得罪你了？事后赔罪不迭，又还嘴硬不稍假借，总之是“爱生如子”，但“导师”尊严不容侵犯。
胡适唯二的例外，我觉得是对待周氏兄弟。对于这兄弟俩，胡适自始至终发自内心的恭敬，无论公开文章还是私下日记里，即便是表达不同看法，甚至是唱对台戏时，态度也始终如是，简直敬若严师，看不出一丝一毫的轻薄、怠慢与不恭。他夸赞周氏兄弟，往往都是“最高级”，什么“最高的作品”之类（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周氏兄弟的资质、才华、学识、阅历，都是碾压性的，无论哪一方面哪一方向研究，自己都不逮远甚，我想胡适是清楚这一点的。对二周尤其是对鲁迅，他有一种仰望的情愫。胡适的可贵，在于有自知之明，而且真能拳拳服膺而不失。
1929年，他回复周作人，很动情地说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这是很真诚的表白。日后鲁迅下海，不断写文章踢他胡适，但胡并不介意，从不回应，这里面是有善意和敬意在抵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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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胡适临终前改变看法，认定周作人作品“可比鲁迅的高明多了”，我只有两种解释：一，胡适向来文学品味不咋滴，这回又有点发昏了；二，他终究无法客观看待对手，囿于政见分歧，实质作了违心之论。
胡适自己是不擅长文学创作的，这个弱项可能会影响他的看法，变得不那么可靠与可信。虽说鲁胡“同为中国白话文之宗匠”，评家说“白话文到了他们手里，真是纵横恣肆，无为而不可”（周质平《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页21），但还是得有一句实话实说：鲁迅的文章固然是光焰万丈的，胡适的文章则显然未必。胡适的文学，大抵及格线上，得分C+，都可以合理怀疑有作弊。
胡适的文笔，最显著的特色，是“浅近明快”4字，拿来写论文“述学”极好，用以写诗写散文那真是勉为其难，白开水一般略无余韵与滋味，似乎更适合写商品说明书。二周的文章，一唱三叹，翻转腾挪，深情蕴藉，殊堪叹喟，最是耐读，胡适耍不了这个花枪。民国文人里，胡适论写作能力，那是排不上号的。这一点，陈平原孙郁们说过很多了。
胡适的长处，显然不在文学创作。他的为人为文，都充满“学者味”，但殊少“才子气”。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举的好例子：当初胡适在写《四十自述》时，本意是要好好渲染，也来一番“融文心入史心”的，文风对标大概就是日后《沫若自传》《从文自传》那一类，可使劲鼓捣完第一篇就宣告败阵，不得已又“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虚疲于文学创作，是胡适向来苦恼的事。他反复剖析过自己，认为是理性思维发达，感性不足，所以不适合舞词弄札，是能看齐戴东原而不能做汪容甫。终其一生，他都自认“史学家”，而非“文学家”。
1922年3月，有次闲聊，鲁迅劝他多写些诗文，胡适自称“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这绝非谦辞，而是大实话。他早期以“新诗”暴得大名，主要是运气好，开了第一枪，占得先机。那本《尝试集》出版没几年，可怜就沦为明日黄花了，百年来读者都没几号人，除非搞研究有论文压力的苦命青椒，才会寻觅故纸堆扒出来，流泪翻完。《尝试集》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做作，这与胡适本来性情就不搭，所以才会有那种不协调的直觉，是否有“诗味”反在其次。
真正能代表胡适文学实力的，倒是他最不受关注的话剧创作，虽然以稍高一点的“文学标准”看，亦糟糕的很。我上初中那会，在学校对面文具店买过一本《胡适选集》，6块钱的折价，里面就收有他《终身大事》的独幕剧，照例很敷衍稚嫩的笔法，也能明显看出由于才情不够只能草草收场的发怵感，唯一可取的大概就是那股清新、平正之态，这在名曰“浪漫主义”实则琼瑶式“矫情风”笼罩的整个五四时代，都是较难得的存在，这种文风笔致也几乎贯穿了胡适一生。搞文学，他尽力了，怎奈着实不胜任。 他的文学细胞，肯定远不如今之郭敬明们发达。“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则才著;用非其宜,则才晦”，这是古训，颠扑不破的，错不了。
不仅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力不从心，胡适的文学品味，委实也不太高明，这常常会让他这位“文坛宗师”看走眼。比如他会觉得《红楼梦》文学水准一般，还远不如《儒林外史》《海上花》《老残游记》高明，离了大谱；他称赞张爱玲，却只会表彰她敷衍塞责的急就章《秧歌》，搞得张都有点懵圈：胡老师咋回事，我写得好的人家都不感冒啊；中国诗文如此璀璨，他居然就偏爱王梵志杨亿这干末流，即便终于好歹也能欣赏王安石了，结果编写一部古今诗选，入其法眼的几乎都是荆公极差的，他还自鸣得意。如果穿衣有“衣品”，读诗有“诗品”，我觉得胡适的“诗品”是停留在“打油诗”那个层级的，是薛蟠派“哼哼嗡嗡体”的知音。他发议论说“第一流的哲理诗”当“从游戏的打油诗入手”云云，都是很外行的话，也难怪让徐晋如那些人瞧不起，嫌弃他文学品味low。
什么才是好的文学“著作”？老胡的看法也是够直接干脆。他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答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如何好与妙呢，他又提出三个标准：第一要清楚明白，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这类文学主张，不客气地说，“见与儿童邻”，还真是农学院出身的见识水平。
所以，胡适这一生，乐于提携人才，拔擢了大量青年才俊，可谓阐微彰幽慧眼识人，可门下几乎都是学术高手，作家绝少。他眼光有限，终其一生，在文学圈并没什么高弟。晚年回忆往事，他还跟唐德刚吹嘘，“白话文写得最好的”的那个人是他学生——可惜那个“学生”早不认他，逼得老胡也得落寞承认，人家“写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没有完全遵从”他这位老师的指导（《胡适口述自传》），你说黑色幽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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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于鲁迅看法的改观，我以为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埋在政见的分歧上。很微妙，这是随着立场游移的：当认为"鲁迅是我们的人”时，他持续捧鲁；一旦警觉到是“敌党”，他就要收回成命，不惜自我打脸。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去世，白事刚完尸骨未寒，“胡粉”苏雪林就跳出来蹦跶发檄文，不惜搬运最刻薄最怨毒的辞句（说来可笑，其中一条严重指控与今骂鲁派如出一辙：“不反日”），胡适虽然出面制止，写了长信规劝，但其中言辞颇堪玩味。表面上，他完全是“理中客”立场，谆谆教诲小苏不该人身攻击，而且要替鲁迅“抄袭”谣言洗冤，但是他也分明皮里阳秋地暗示鲁迅是有很多“小节”可议之人，而且还长期“狺狺然攻击”他，他只是大度地不加理会罢了，且暗指鲁迅文章也是“旧文字的恶腔调”云云。最重要的是，他挑明鲁迅是“敌党”中人。
鲁迅去世前后，曾经过从的熟人，无论如今是敌是友，均有悼念或感怀文字面世，惟胡适这位前同事、文友兼战友异样地保持了沉默。给苏雪林的这篇回信，我以为是最能代表他此时内心想法的。自1926年彻底分道扬镳之后，胡适到底如何看待鲁迅的，我以为这也是最开诚布公的表态。鲁迅评胡适，说这人有“武库”，让人佩服也让人提防——“武库”说白点，就是“城府甚深”，说话做事不够亮堂，胡适难得一次坦诚无隐地“臧否人物”。
因为政见的对立，左右道路的相抗，各拥势力的决裂，导致胡适对于鲁迅的看法，始终都在摇摆状态，连带对他文学成就的评定，也不一定能时时客观不倚。胡鲁二家，都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而且那巨大的身躯投影辐吾国吾民至今，两人相爱相杀难解难分，这也导致胡适的态度与看法，常在骑墙之间。1965年，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中说，胡博士确实“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这一点犹犹豫豫婆婆妈妈就当在“该骂”之列。
林语堂80岁时，用英文写了一部自传（《八十自叙》，宋碧云译），谈到与鲁迅的“恩仇录”，是这么说的：“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以为，这段话移来说明胡适的“鲁迅观”，基本上也是若合符契的。很明显，胡适一直努力要切割分离出“左翼鲁迅”与“非左翼鲁迅”的，对于鲁迅本人，他成见并不深，恶感几乎没有，更多的应该是惋惜。
我敢说，在胡适心中，鲁迅的分量是很重的，远非周作人能比。1943年1月1日元旦，时在纽约的胡适，刚卸任大使职务，就专门跑了一趟唐人街，不惜重金花费20美金买下一套《鲁迅三十年集》，一直看到凌晨近4点才安寝（《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第488页）。从日记可瞧见端倪，他确实很关注鲁迅，鲁迅的几乎所有作品都读了，或者日后补读了。
对于周作人，他并没有这份热情。搜集的知堂作品，拢共就“十几本”，还不一定读过多少；李敖妄自揣度他“怀念周作人”，他赶忙声辩仅是“曾帮过他家属的小忙”而已。胡博士临终前，顿然改观捧弟弟贬哥哥，着实有点言不由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