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其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相持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面对敌人的包围和封锁，毛主席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只有克服经济困难，才能坚持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主席在延安
1939年8月，中央军委电令三五九旅由华北抗日前线回师陕甘宁边区，立即接受了边区的防务任务，准备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同时积极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陕甘宁边区地处高原山区，经济落后，土地贫瘠，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常年以糠皮野菜充饥，就这样，群众还是积极交公粮，支援子弟兵。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三五九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作战，边生产。三五九旅进驻绥德等地后，在守备黄河、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发动全体官兵种菜开荒，播种粮食作物，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不仅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也改善了部队生活。
1940年9月的一天，朱德总司令带警卫员骑着马，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离延安以南40多公里外的一个地方，这里山峦起伏，绵延几百里。
朱德总司令站在山顶，回头向北看：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十年九干旱，风吹石头跑；举目向南看：青山绿水一望无际，连绵山冈郁郁葱葱，土地肥沃鸟语花香。总司令惊叹“贫瘠的陕北高原还有这样的好地方！”这里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南泥湾。
陕甘宁边区地图
朱德总司令兴致勃勃地骑着马，边走边看，走过了金盆湾、临镇、马坊、阳湾、九龙泉，整整走了三天，仔细查看了南泥湾的山山水水。这里虽然没有人烟，土地荒芜，但是，土质肥沃、水源丰富、树林密布，是个屯垦的好地方。
朱德总司令回到延安后，立即把南泥湾的情况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
朱总司令说：“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放一支部队进去，敌人来了就战斗，敌人走了就生产，既保障了延安的安全，又能垦荒屯田，是一举两得。”
毛主席高兴地称赞：“这个部署很好，是个创造。”他提议：“‘摩擦专家’何绍南已被赶走，把三五九旅放到南泥湾去，守卫边区南大门，防备胡宗南的30万军队，面对这么大的一股敌人，一定要派精兵强将，让王震的部队去，我看是个明智的选择。”
朱总司令笑答：“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两位领袖的这一决策，成就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实行垦荒屯田、发展经济的伟大尝试和实践。后来，三五九旅的将士们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了闻名中外的“南泥湾奇迹”。
毛主席和朱老总
几天后，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绥德，向王震旅长传达了军委的决定。总司令对王震说：“不能上前线打仗，你有想法吧？垦荒屯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任务，也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去南泥湾有意见吗？”
王震坚定地表态：“我们全旅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
1940年11月，朱德总司令又向全党、全军提出了军垦屯田要求，号召部队：边战斗、边训练、边生产。
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大生产动员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他说：“国民党顽固派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围困封锁我们边区，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我们能等死吗？”
“不能！”群众高声呼喊。
“那我们能解散吗？”毛主席接着问。
“不能！”群众又齐声高喊。
这时，毛主席提高了声音：“好！那么，我们就动员起来，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作坚决的斗争。对待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的态度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产自救！对待敌人的军事包围，我们的态度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下面的群众一片高呼：“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生产自救！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毛主席讲课照片
朱德总司令不仅是大生产运动的倡导者，也是一位亲力亲为的参加者，他自己在窑洞附近开了一片荒地，种了蔬菜和玉米，每天他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锄草、浇水，地里庄稼长得十分喜人。朱总司令对人说：“我不能吃别人的，我也有一双手，应该自食其力。”他为全党、全军和边区人民作了大生产的表率。
在中央号召下，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与群众同甘共苦，开荒种菜，种粮纺纱。
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于1941年2月10日，向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依据不同环境，不同劳动条件，确定生产方向和生产方式，开展大生产运动。
王震率部进驻南泥湾后，除继续担任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外，先后还兼任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延安卫戍区司令员、延安防空司令员、延安地委书记；同时，他还担任了西北局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军政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身兼着数个延安地区党、政、军要职。
王震
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召见王震，他对王震说：“你们在东边与日本人较量了几次，让他们吃了亏，他们已知道你们三五九旅不是好惹的，现在，日寇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华东、华南，边区东边的压力也减轻了，你们注意日本鬼子的动向就可以了。在北线，你们对邓宝珊（国民党军将领）的工作开展得不错，邓将军是爱国的，他不会听命于蒋介石搞摩擦，我请他到延安来，你们要以礼相待。”
王震回答：“是！主席。”
毛主席又笑着说：“让邓宝珊多住几天，你可以对他讲：可愿与吾同榻而眠？”接着，毛主席又幽默地说：“如果他女儿一起来，你可不能这样讲啊！”说到这里，两人哈哈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心里深知，要对付胡宗南的30万军队，我军不可能调太多的部队，这对已经负担沉重的边区人民，将增加更大的压力。只能调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同时，又必须能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样，三五九旅在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心目中成为最佳的选择。
毛主席和王震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大兵压境，毛主席站在战略家的高度，坚持：既“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又“有礼有节，顾全大局”的原则。
毛主席告诉王震：“我们南面有胡宗南30万大军，这个人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他一直窥视我们边区。一旦有事，你王震就是前线总指挥，对胡宗南的进犯，你要先退避三舍，第四舍就不能退了，这是个策略。我知道，王震你是一舍也不想退的。”
王震一时没听明白，他问毛主席：“什么是‘退避三舍’？”毛主席笑着说：“这个典故你去问参座（叶剑英），让他讲给你。”王震似乎明白了一些毛主席的意思。
最后，毛主席说：“陕北是个穷地方，养不起很多军队，只能放一些精兵强将在这里，你们一定要在经济上做到‘自力更生’，同时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还要做好部队的文化建设，你们的担子很重。”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谆谆教导，王震决心率领全旅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所赋予的神圣使命。
两年后，毛主席在一次大会上对三五九旅指战员们说：“你们三五九旅在王震同志领导下，立了很大的功劳。你们到了东边，东边就安全，你们到了南边，南边就安全，你们到了北边，北边就安全…”
毛主席检阅359旅
1941年初，毛主席、朱德正式命令王震率八路军第120师三五九旅开赴延安的南泥湾地区，在随时保持战斗准备的情况下，以南泥湾为中心屯田开荒，发展生产。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地区，处在进入延安的必经之路上，那里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荆棘丛生，是个野鸡成群，野兽出没的地方。
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后，担负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屯垦生产双重任务。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一手拿锄，开荒生产；一手拿枪，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
从此，一首名为《南泥湾》的歌将“能战斗，能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传唱了几十年，传遍了大江南北。
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于1940年12月初从绥德出发，进抵南泥湾，驻扎在固安县临真镇。王震于1941年3月12日率旅直属队、七一八团、七一九团、特务团、第四支队、骑兵大队进驻南泥湾。
南泥湾，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与金盆湾、九龙泉、临真镇、马坊等接壤，纵横100余公里。河川两岸有肥沃的林地约1.5万亩，全区可耕地面积共达100多万亩，其余的是森林地带。
1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人烟稠密的地区，由于清朝政府制造回、汉民族间的矛盾，再加上民国初年军阀横行，土匪抢劫，人民无法生活，居民相继逃亡，这里才变成了一片荒山野岭。
三五九旅刚到南泥湾地区时，几十里内渺无人烟，深山老林，树木参天，荆棘横生，野兽群游，生活条件、生产条件都非常艰苦。
当时，旅部和特务团驻金盆湾，七一七团驻临真，七一八团驻马坊，七一九团驻九龙泉。部队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和蔬菜吃，开荒生产又没有生产工具、种子和耕畜，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
三五九旅在荒野里召开了誓师动员大会。王震旅长对全旅指战员说：“同志们，你们都听说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吗？”
“听过！”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王震接着说：“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不新鲜，但是，我们要学习愚公的精神，一定要克服面临的一切困难，我们来南泥湾屯垦，一靠精神，二靠锄头，现在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有了，只缺锄头了。我们这支部队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己打造锄头和生产工具，用我们的双手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米粮川，大家有没有决心？”
全旅指战员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有决心！”这个声音在山谷里回响了很久…
王震旅长带头，与指战员们一起，自己动手搭茅棚、挖窑洞，在荒野上安营扎寨。没有生产工具，就派人到处收集废铜烂铁，架起烘炉，打造犁、锄、斧等工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片沉睡了百年的土地上展开了。
七一八团五连在连长带领下，四处寻找废铜烂铁，他们发现了一座破庙，菩萨已经没有了，但是，一口破钟睡在庙里。
战士们如获至宝，连长命令：“把它抬回去，砸碎，烧化了打成锄头。”战士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破钟抬回去，又花了很大工夫，用锤子、石头才把钟砸碎。
一个外号叫“小钢炮”的战士拿了一大块，嘻嘻哈哈地说：“连长，给我打一个大锄头，在战场上没来得及立功，我争取做个‘开荒英雄'！”
连长说：“好，你要说到做到！”
结果，铁匠给他打了个5斤重的大锄头。“小钢炮”拿着这个大锄头和大家一起上山开荒，他一锄头下去就一尺深，没一会儿，他就把大家甩在了后面。第一天，“小钢炮”开荒全连第一。第二天，他一个人开荒一亩地，获全团第一名。
几天后，“小钢炮”已累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看上去瘦了好多。当地一位老农说：“三天的肩，四天的腿，五天的腰，再过几天就要命啦！”
王震知道后，来到五连，他指示连长：“派炊事班买几斤猪肉，晚饭给‘小钢炮’加个肉菜，干得多，就比别人辛苦，有功劳，应该奖赏。以后，开荒争第一的，每天都加肉菜。”
王震又强调“一定要注意战士们的身体，不许提前上工，也不许晚上加班蛮干，累垮了战士们的身体，我处分你们！”
后来，五连全连上山开荒更是你追我赶，展开了开荒大竞赛，指挥员也更加注意让战士们劳逸结合。
面对困难，三五九旅的将士们没有低头，战士们乐观地唱道：
英雄气概三冬暖，
战士哪怕风雪寒，
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
更使陕北出江南。
开荒好比上前线，
没有后退永向前，
困难纵有千百万，
它怕咱干劲冲上天。
1941年3月，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王震发布命令：“全体参加生产，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一律参加生产。”三五九旅各团指挥员带领部队向荒山进军。
南泥湾一带的荒山上，到处是很深的蒿子草和大堆的羊胡子草以及山桃树，还有“咬人”的狼牙刺、蝎子草。生长这些植物的地方，往往都是土质肥沃的土地。
战士们刚上山，缺乏开荒经验，最强的劳动力干上一天，也只能开出5分地，与计划中的开荒指标差距很大。后来，通过实践，办法越来越多。
七一七团一营二连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验：刨树时，先把根扒出地面，这叫“侦察敌情”；然后砍断支根，这叫“扫清外围”：最后看准主根，把它砍断刨出来，叫做“发动总攻”。
全团马上推广了这个经验，这样干，开荒效率明显提高。同时，由于每天检查开荒效率，公布成绩，更加激发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展开了劳动竞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中，许多战士手掌都打满了血泡，大家风趣地把大泡叫“野战炮”，把小泡叫作“小钢炮”，把满手磨出的新泡和旧泡连在一起的叫“连环炮”。
在这样辛苦、繁重的劳动中，指战员们依然精神愉快，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着歌：“开荒啊！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旅部的《战声报》和各团的生产快报，定期报道生产情况，公布开荒成绩。各单位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捷报频传，开荒纪录不断刷新。开始几天，每人每日平均开荒5分地，一个星期后，上升到每人每日开荒七八分地。
七一七团劳动英雄、班长李黑旦，1942年首创一个人日开荒2.5亩的新纪录。七一八团组织了一次有170个生产能手参加的开荒大竞赛，有6个人创造了日开荒3亩以上的新纪录。
根据评定劳动英雄的条件，这6名战士经旅部批准，被授予“特等劳动英雄”称号，并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于是，“向劳动英雄们看齐”的口号传遍了部队的每个角落，从而又掀起了新的竞赛热潮。
在开荒生产中，各级指挥员都身先士卒，作出表率。从旅长到排长全都战斗在第一线，担负着和战士一样的生产任务。按照王震旅长的要求：凡是出现困难的地方，干部一定要走在最前面。他们真正做到了领导生产不是“指手画脚”，而是“动手动脚”。
王震旅长更是以身作则，经常挤出时间参加劳动，一有空就到山上与部队一起挥锄开荒，后来，他也被选为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劳动英雄”。
一位到边区采访的外国记者，赞叹王震的双手像他的部下一样，长满了老茧：“王将军有一双农民一样的手！”
那段时间，王震走到哪里，肩上都扛着锄头，有空就到地里劳动。副旅长苏进、副政委王恩茂、供给部部长何维忠、政委罗章、副部长甘祖昌及卫生部部长潘世征等，也常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战斗中是英雄，生产劳动也是英雄。他17岁参加红军，20岁就担任了茶陵县委军事部长，长征中任师参谋长，从万里长征到抗日前线，他在三五九旅中是一位无人不晓的战将。
身为一团之长，在开荒中也不落后，他组织了一个“陈宗尧开荒小组”，由参谋长尹保仁、警卫员、司号员等8人组成，他担任组长。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锄头带领全小组上山开荒。他与战士们展开开荒竞赛，他挥舞着锄头，弯着腰，不停地挖，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他也不休息，一天开荒一亩多，创了纪录。为了夸陈团长，战士们专门编了一首歌叫《生产忙坏了陈团长》。
陈宗尧
在战斗中失去右臂的七一八团政委左齐，拿镢头开荒有困难，他就给战士们做饭，送饭送水，当伙夫，他不分春夏秋冬，挑着担子，把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送到地里，就这样，左齐政委成了名副其实的“火头军”。
曾在战斗中负过15次伤、身上有20多处伤疤的四支队支队长苏鳖，也不甘落后，加入到劳动大军中。
七一九团有20多位50岁以上的老同志，他们组成了一个“老头队”，由老军医蒋维平当队长，他们下决心要做到自给有余。所有干部家属也积极参加纺线织布，还主动帮助战士缝洗衣服。
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使战士们很受鼓舞，三五九旅的领导干部也多次受到了毛主席的夸奖。
左齐将军
七一七团一连连长刘顺清年仅19岁，他12岁参加红军，长征时是一名红小鬼，是位年轻的“老革命”。他带领全连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他号召战士们：“我们向荒山进军，要像进攻敌人的碉堡一样，就是流血牺牲，也不能后退！”
刘顺清组成了一个十几人的开荒突击队，天不亮就起床，天黑才收工。仅一个多月时间，突击队就开荒1000多亩，在刘顺清的带领下，全连开荒3000多亩。刘顺清被授予边区的“劳动英雄”，一连获得“战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的奖旗。
后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还专门编了一部秧歌剧，剧名就叫《刘顺清》。
开荒告一段落后，为了不误农时，部队及时进行了春播和夏耕。沉睡了百年的土地翻了身，大片荒地变成了良田，满山遍野长出了谷子、豆子、玉米和土豆，十分喜人。
1942年，部队又开始在河沟两旁平整土地，引水灌溉，种上了水稻。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连年的丰收，耕地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自给自足程度逐年提高。
1941年开荒种地1.12万亩，收获细粮1200石（一石相当100升），收获蔬菜82.4万公斤，每100人约养20头猪，粮食基本自给。
1942年，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石，粮食自给率达到96.3%。蔬菜、肉食、油以及鞋袜全部自给。战士伙食大为改善，每人每月吃2斤肉，会餐还能吃到鸡鸭、大米、白面，干部、战士住上了平整光洁、舒适宽敞的窑洞。
1943年，王震提出“官兵一体，战时皆兵，平时皆农”的口号；规定每日劳动11小时，除伙食单位留3名炊事员外，一律上山。最初，计划种地6万亩，之后又被突破，最后，达到种地10万亩。全年收细粮1.2万石，收获蔬菜295万公斤。三五九旅完全做到自给自足，成为边区和八路军大生产运动的榜样。
到1944年，全旅播种面积26万多亩，建成南阳洼、西阳洼、西南阳洼、东阳注四大垦区，农业生产获得更大丰收，主副食和经费全部自给。再不需要边区政府的一分钱、一斤粮，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
三五九旅平均每人生产细粮六石一斗，可达到“耕一余一”，上缴公粮1万石(100万升）。在开荒种地的同时，三五九旅共打窑洞1300多孔，修建土房600多间，农具1万多件，在边区和八路军中率先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
每年到丰收季节，南泥湾的野兽也趁机“大兵压境”，成群的野猪犹如滚木礌石下山，钻进玉米地里，它们经过的玉米地，顷刻间被一扫而光。
为了保卫丰收果实，部队组织起了巡逻队，战士们说：“对这些野猪，就像打日本鬼子，一定要消灭它们，坚决保卫我们的劳动果实！”大家想了许多办法，修围栏、挖陷阱，组织战斗小组“伏击”野猪。不久，大部分野猪被“消灭”了，战士们不仅保护了庄稼，打来的野猪肉还给指战员们改善了伙食。
一天夜里，一只豹子钻进了七一八团的羊圈，咬死了几只羊，后被战士用枪打死了。炊事班做红烧豹子肉给大家美餐了一顿。
作战勇猛的团参谋长尹保仁看到扔在一边的豹子内脏、下水，告诉司号员：“这些东西不能浪费，把豹子的胆和心肝煮了，给我拿来。”
吃了豹子的心肝胆后，第二天，尹保仁参谋长起了一身泡，脱了一层皮，犹如得了一场大病。许多战友们拿尹保仁开玩笑：“老尹真是胆大包天，敢吃豹子胆！”这个故事在三五九旅中流传了很久。
尹保仁
1942年4月15日，贺龙师长带着120师的“战斗平剧社”，来到南泥湾看望和慰问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
仅过了一年，南泥湾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烂泥湾”已变成了粮食满仓、鸡鸭遍地、牛羊满圈的米粮川。为了奖赏三五九旅，剧社给指战员们演了三天大戏。
贺龙师长对旅首长说：“越是工作艰苦，越要重视文化娱乐生活，要经常听到战士们的歌声、笑声，这样的部队劳动才有干劲，战斗有冲劲。”
中午，贺龙来到七一七团的操场和大家一起聚餐，各连都争先恐后地请贺老总到自己连里吃饭。后来，王震决定，全团每个连给贺龙师长拿一个菜来。
各连都送来了最好的一个菜，贺师长看着这摆满一地的一盆盆香喷喷的鸡鸭肉菜，笑呵呵地对王震说：“我己有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王震笑着回答：“贺老总，这些都是指战员们亲手劳动的成果，都产在南泥湾，你一定要多吃些。”
贺龙视察359旅
贺龙看到又白又大的馒头，对王震说：“再拿几个馒头来，我带回延安给毛主席尝尝！”王震高兴极了，说：“贺师长多带些回去，我们请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也来南泥湾！”
贺龙离开时，给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挥笔写了四个大字“铁的七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