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天，宋霭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疯狂收割之后，转移阵地到上海棉纱布交易所兴风作浪，她联合杜月笙，大做棉纱投机生意，不料中途遭到由政学系支持的北四行——金城、盐业、大陆和中南银行的凶狠对抗。
神仙打架，小民遭殃。
由于双方力量旗鼓相当，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资本家，结果，这场风波闹了好几个月，使得大多数中小商人和散户惨遭浩劫，不少人家破人亡。
舆论哗然，震动庙堂。
老蒋初时不知道宋霭龄介入其中充当后台老板与政学系恶斗，只以为是一般奸商在兴风作浪，于是闻讯大怒。
很快，老蒋派遣当时的经济部长吴鼎昌前往上海调查此案。
作为高坐庙堂的乱世枭雄，老蒋的猜忌心颇重，为防止被部下蒙蔽、愚弄，他行事向来遵从一条心诀，每遇大案要事，绝不轻易交给一人去办，而是这人从这边派出之后，一定要再从那边派出那人，总之一定要一静一动，相互为用，动静之间相互制约。
上海滩没小事，加之吴鼎昌与政学系关系很深，于是我们看到，吴鼎昌前脚刚离开南京，老蒋便密派戴笠后脚跟去，从另一个方向对此案进行调查。
吴鼎昌和戴笠分两条线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很快弄清了这起投机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宋霭龄和杜月笙，但对于处理手法，吴鼎昌与戴笠之间却有微妙之处。
宋霭龄是无冕女王，杜月笙是江湖龙头，这两个人在民国都是法力无边的人物，动不好就可能引火烧身，但不动在老蒋那里又无法交代。
为了争功，同时暗中援助政学系打击宿敌，吴鼎昌虽不敢直接动宋霭龄，但手握确凿证据，他的动作还是很强硬的。
刚有结论，他便下令扣押了宋霭龄手下直接参与此案的财政部税务署长吴启鼎、苏浙皖三省统税局局长盛升颐。
戴笠跟孔家的关系一般，照他的本意，他是很想将矛头对准宋霭龄手下那些人的，但吴鼎昌抢先一步，他只好另谋他法。
戴笠跟杜月笙，属于一个在政界，一个居江湖的盟兄弟，真去对付杜月笙，他当然不能干，但拿杜月笙的手下做做样子，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吴鼎昌干的是政敌，戴笠干的是盟友。
谁大公无私，谁大义灭亲，一目了然。
于是乎，与杜月笙商量后，戴笠将杜月笙手下大将徐懋棠的弟弟徐懋昌扣押了起来。
这徐懋昌跟此案有一些关系，但关系不大，这就是戴笠做做样子的妙手，他根本不去抓跟此案关系甚大的徐懋棠。
牌摊开，事情闹出来之后，杜月笙很老道，他没有急于出面斡旋，而是将皮球踢给了宋霭龄。
杜月笙这样踢皮球，是很讲究的，他不能喧宾夺主，更不愿代宋受过。
对宋霭龄而言，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危机时刻，需要她拿出一流的危机公关的能力。
宋霭龄不愧是久经战阵之人，她的一套应对办法，尽显豪门大家的手筋。
首先，宋霭龄深知老蒋的家族观念高于一切，而老蒋的脾气也是吃软不吃硬，所以她第一时间亲自给老蒋挂去了电话。电话中，宋霭龄向“介兄”坦诚，这次投机活动有她的成分，没想到闹的这么恶劣。
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是被端坏的，只要你有弯腰放下的格局，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如宋霭龄所料，她这么一弯腰承认，老蒋瞬间就释然了，再没有针对她穷追不放的想法。
但这只是阻止了事情进一步恶化，可现实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和杜月笙的人都还被关着呢？
女人的大智慧，在于以柔克刚。
这其实也是危机公关的一大法宝。
宋霭龄以柔克刚做的非常巧妙，给老蒋打完弯腰电话后，她随即策动杜月笙直接上庐山见蒋，面求老蒋不要逮捕徐懋昌，并由杜动员徐氏兄弟“捐款”购买飞机献给国家以求弥补过失，求得老蒋的谅解。
这一套组合拳下去，老蒋感觉甚好。
原因很简单，杜月笙太懂事了，台阶铺的太舒服了。
真正一流的危机公关，绝不是只有守，没有攻。
宋霭龄让人觉得惹不起，就在于此，基本将危机解除之后，她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玩了一手转身反击。
有人讲，这叫先做人，后咬人。
宋霭龄走完“先做人”的两步棋后，立即组织力量暗中搜集政学系支持“北西行”参与棉纱布交易所投机活动的黑材料，然后亲上庐山向老蒋告状，以求后发制人。
宋霭龄的这些对策和办法步步奏效。老蒋在庐山接到宋霭龄亲自递上的黑材料后，果然马上改变态度，大骂吴鼎昌，并要求吴鼎昌放人。
这边吴鼎昌还没有来得及将老蒋的指示传达下去，那边宋霭龄已经派财政部总务司庶务科科长边定远将吴启鼎、盛升颐接走了。
这一场吴鼎昌与宋霭龄的斗法，在政学系来说虽是蓄谋已久也属等待已久，但是在宋霭龄来说则是略施小计三拳两脚也就对付过去。结果，宋霭龄毫发无损，杜月笙安然无恙，吴启鼎、盛升颐平安无事。一场天大的危机祸事在瞬间化干戈为玉帛，吴鼎昌和他背后的政学系，辛辛苦苦一场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遭到了老蒋的严厉训斥。
换言之，宋霭龄的这一场危机公关，公关到最后，危机竟转嫁到了政学系头上。
那些黑材料，你政学系怎么解释吧？
宋霭龄的这一招后发制人，在当时差点叫政学系栽了大跟头，幸亏政学系大佬张群关键时刻及时出手，搬出浙江奉化元老叶琢堂，这才勉强渡过难关，留下一脊背冷汗，轻易再不敢招惹宋家大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