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上午,宁波余姚泗门镇万圣村渔民傅建龙在杭州湾海域意外捕获了一条长约1米、30公斤重的中华鲟,当即将其放生。

据当地渔民统计,8月16日以来,40多天里他们先后捕获、放生了33条中华鲟,这相对以往,频率较高。但与中秋人团圆的热闹景象相比,濒临灭绝的中华鲟这一家子的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会长、中华鲟保护联盟主任委员李彦亮就曾披露,2021年回到葛洲坝下产卵场繁殖的中华鲟已不足20尾,从2017年至今已连续6年没有监测到其自然繁殖,岌岌可危。虽然我国早已成功实现中华鲟的人工繁殖,但效果并不明显,作为中华鲟长期生活成长的近海海岸带,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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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村渔民傅建龙将捕获的中华鲟放生。

40多天33条中华鲟

密集造访杭州湾海域很少见

“我们渔民这40多天捕获、放生的中华鲟最重的五六十公斤,早年我们祖辈放生最重的中华鲟有一百六七十公斤,可大了!中华鲟可是‘长江鱼王’啊!”9月27日,记者在余姚泗门镇万圣村采访时,万圣村党总支书记宣振良难掩内心的激动。

万圣村位于杭州湾南岸,是余姚市唯一的一个渔村,世世代代都以打鱼为生,目前还有20艘渔船。8月16日当天,万圣村渔民开船出海才几个小时,就意外捕获、放生了两条中华鲟。接下来几乎天天都有渔民邂逅中华鲟,仅8月23日一天,就放生了4条。截至9月29日,该村渔民捕获、放生的中华鲟数量达到了33条!

万圣村渔民沈文焕最近一个多月放生了6条捕捞的中华鲟,图中这条超50公斤。

“短期之内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以前基本没有碰到过。”这期间放生了6条中华鲟的渔民沈文焕告诉记者。

梳理渔民放生记录的视频、图片资料,记者发现这33条中华鲟,有三分之一的体型都非常小,仅有四五十厘米长,1公斤重左右。宣振良介绍那是增殖放流的中华鲟鱼苗,他们上月还发现一条背部上做有标记的中华鲟,那也是保护组织放生的,目的应该是跟踪监测其生活状态,研究增殖放流的效果。

对于杭州湾海域中华鲟密集出现的情况,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河口室副主任冯广朋研究员乐见其成。他表示,长江流域从2021年元旦起实行长达10年的禁渔,以及实施了28年的东海伏季休渔制度,禁止和减少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使得中华鲟有了很大的休养生息空间。再加之增殖放流的规模逐渐扩大,目前每年放流30至40万尾中华鲟,39年累计放流达700多万尾,使得中华鲟的种群栖息与生长出现向好迹象。

“长江鱼王”一生90%的时间都生活在海洋里

“这是一个好现象,但还不能让我们乐观。‘长江鱼王’的称号最开始并不属于中华鲟,而是长江白鲟。长江白鲟一般体长2至3米、重约两三百公斤,最大的一条达7.5米重一吨左右,远远超过最重600公斤的中华鲟。只是从2003年起,长江白鲟消失(2022年7月,长江白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宣布灭绝)后,中华鲟才取而代之成为‘长江鱼王’,我们不希望它步长江白鲟的后尘……”常年与中华鲟打交道,万圣人对中华鲟有了更深的了解,讲起那段历史,宣振良显得忧心忡忡。

记者查阅资料显示,中华鲟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距今约有1.4亿年历史,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在研究生物进化、地质、地貌、海侵、海退等地球变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难以估量的生态、社会价值,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10年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目录列为极危物种,被誉为“水中大熊猫”。

江里出生、海里生长,中华鲟的一生从淡水产卵场开始,经历鱼苗孵化、藏匿、边滩浅水区索饵、到河口转化,小鱼游至海中索饵生长。十几年后,即将性成熟的中华鲟找到长江口,在夏天溯江而上,到达上游产卵场越冬并根据水情来回迁移。第二年秋天亲鱼再次进入产卵场进行自然繁殖,结束后顺流而下回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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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红色网格为中华鲟生活的近海海区生活范围,来源于危起伟研究员论文资料

进入大海后的中华鲟,在沿海大陆架地带度过九成以上的生长发育周期,主要集中在人类活动干扰强的近海海域,曾有科研人员跟踪在厦门海域标志放流的258尾中华鲟显示,它们几乎都游曳在海岸线15公里内,大量摄食底栖鱼类和软体动物,因此东海、黄渤海、台湾海峡以及南海北部这些底栖生物丰富的水域既是中华鲟生长发育的“索饵场”, 更是他们主要的生存地。

“虽然近海海域是中华鲟的主要生长地,但目前开展的譬如人工养殖、研究与保护、增殖放流等都是在长江流域的淡水环境中进行的。对中华鲟幼鱼进入海洋后的生活史研究非常少,它们在海洋环境中的生活,包括摄食规律、生长过程、海洋栖息地分布等连基础研究都极其匮乏。”今年年中,记者在宁波、上海两度采访冯广朋研究员时,他坦诚目前中华鲟近海研究、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专家呼吁:

中华鲟保护需放眼向“海”

目前,沿海城市保护中华鲟力度最大的是上海。上海的长江口,是海水与淡水的交汇处,因其营养盐和饵料丰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长江口渔场”,亦是中华鲟生命周期中的“待产房”与“幼儿园”。

2003年,上海在位于长江口的崇明岛设立了总面积27600公顷的中华鲟湿地自然保护区,以中华鲟及其赖以栖息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主要保护对象。15年后,该保护区入列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捕名单。

2021年,长江口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现场。

2020年5月15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将中华鲟保护的范围扩展到整个上海市的水域和陆域,将中华鲟栖息地保护增加到栖息地、物种、禁食等全方位的保护。这是全国率先对长江流域特定物种保护的地方性立法,开创了国内特有物种立法的先河。

在宁波,早年就颁布规定鼓励渔民对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实施放生,并进行奖励,而这从客观上增强了渔民保护中华鲟的意识。2019年,宁波海洋世界开辟了“国宝中华鲟馆”,通过展示10尾中华鲟,掀起了一波市民了解、保护中华鲟的热潮。而在余姚泗门镇万圣村,除了渔民放生中华鲟外,他们还成立了“中华鲟志愿保护队”,设置展板标语,利用文创产品、小品表演等形式宣传保护中华鲟,目前正在打造宁波第一家村级中华鲟展馆。

然而,这些属于“散打”的措施,并未形成沿海城市的巨大合力。曾担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有着“中华鲟之父”之称的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呼吁,中华鲟保护要放眼向海,要将保护区域由长江延伸至近海,保护力量从专业机构扩展至社会公众,共撑一柄更大更有力的“保护伞”。

图来源于武汉市人民政府官网

危起伟表示,农业农村部曾在2015年颁布的《中华鲟拯救行动计划(2015—2030年)》中提出“陆—海—陆”接力保种计划,以人工辅助的方式帮助中华鲟完成“淡水—海水—淡水”的洄游过程,满足中华鲟不同生活史时期的生长和发育需求。下一步,需要论证在东海建设大型海洋养殖平台、海湾围栏、海洋养殖工船等措施,推动实施海洋保种工程,是中华鲟保护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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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洞头白龙屿海洋牧场

记者获悉,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杜浩等科研人员通过在温州洞头白龙屿海洋牧场,选用300尾海水驯化后的中华鲟幼鱼试养实验后发现,在仅靠海洋牧场天然饵料供给的情况下,可供69尾中华鲟幼鲟正常生长发育至性成熟。同时,他们通过声学追踪监测,解析了中华鲟在海洋牧场中的分布情况及规避台风的能力,进一步证实近海围栏式养殖是中华鲟海洋保种的可行模式,而这无疑为中华鲟近海保护走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

来源:宁波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