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周总理的健康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无法再处理公务，时常会陷入昏迷。在他难得的清醒状态下，一些老战友、老同志就会特意过来看望。
有次两位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锡联结伴来到病房，周总理看到是他们，强忍着疼痛撑起身子与他们打招呼。在握住陈锡联的手时，周总理久久不愿放开，他有些愧疚地说：有两个人的事一直让我不安，一个是你，现在你怎么样？
陈锡联感动地回答：总理，我已经过关了，你先不用管别的，照顾好身体为重。
周总理点头，然后接着说：还有一个是温玉成同志，当初不是我要关他的，是被江逼的......总理越说越激动，在旁陪同的医生连忙让他躺下，为他舒缓心情。
李先念担心情绪剧烈起伏会影响周总理的身体，就宽慰道：“总理，您身体要紧，先不要讲话了。”说完他就拉着陈锡联往外走。
在他们即将走出房门时，周总理突然有些痛苦地哭诉：温玉成真不是我要关的，你们帮我去找找他，看看他怎么样了。
被总理如此牵挂的温玉成，此时正在四川成都郊外的一座院子里生活，软禁？关押？判刑？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是何待遇，可就是莫名在这里过了五年。
那么，当初的事到底是怎么个经过？以至于让总理心怀愧疚呢？
温玉成战争年代是我军的一员虎将，15岁参加红军，亲历中央苏区的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战争及艰难的长征。他在红五军团战斗多年，西路军时曾亲眼目睹军团长董振堂牺牲，自己也因重伤被俘。
待身体有所恢复，温玉成开始寻找归队的方法，经一番努力，他成功越狱，靠着沿途乞讨回到延安。
后来温玉成在军中一直表现不错，靠着战功接连升为旅长、师长、军长，抗美援朝时他还是首批入朝的军长之一，率部歼敌超过4万3千人，能力得到上下的一致认可。
回国不久，温玉成被调到广州军区工作，历任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本来他是远离权力中心的。但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他被毛主席点名担任卫戍区司令员，这是一份极大的信任。
但是，在特殊年代，职务、权力大有时并非好事，当时北京林、江两个集团最为势大，其他还有一些老干部也能发挥关键作用，温玉成掌管着卫戍区的武装力量，自然会被各方拉拢，也被迫夹在中间。
他对于一些政治方面的事能躲就躲，然而1969年就躲不过了。这年夏的一天，温玉成结束工作正准备休息，突然秘书过来请示，说黄上将的秘书李必达拿了封信过来，坚持“必须面交给温副总长”。
黄上将是温玉成四野老战友，时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以为有什么军务方面的要紧事，就过去接待。结果他拿过信一看，内容全是黄上将和叶主任的不正当关系及他们私下谩骂江某的话。
这不是信，而是烫手的山芋，温玉成本想拒绝，可李必达一定要他交给江某。温玉成考虑到如果李必达出去宣扬自己看过这封信，一样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还是接过手了。
不过信到底要交给谁，温玉成也没主意，就想着能拖就拖，丢进抽屉里锁了半年。后来他交给的也并非江某，而是林办。当叶主任看到信后，迅速将李必达关押至广州，而知晓内容的温玉成同时被叶主任、江某视为眼中钉。
当然，这时江某还不知道信的事，只是由于她要搞样板戏，多次想为文工团争取特权，但温玉成都没有配合，所以江某就觉得他要跟自己作对，渐渐在很多事情上都抓“小辫子”。
最终在1970年5月，四野老首长林总召见了温玉成，第一句话就让温玉成傻眼：鉴于北京的环境你自己不适应，经过军委内部讨论，决定调你去成都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
这并非商议，而是命令。温玉成本来的职务相当于大军区正职，突然被调到成都给昔日同级战友梁兴初当副手，他的心里非常失落。
其实林总把他调走也不全是要整他，只是在卫戍区司令员这个职务上经常把林、江两边都得罪，再搞下去只怕会更危险，所以林总将他调出北京，也有几分保护意味，希望这个昔日的部下能远离漩涡。
可是，次年九一三后，李必达被释放，江某也得知了那封信的来龙去脉，她愤怒地斥道：温玉成是林的死党，不能放过他！
1971年10月23日晚，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奉命就地隔离审查温玉成。随即温玉成被解除职务，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日子。
那段时间里，他每天要自己烧水、拖地、搞卫生，他不会做饭，全靠监管人员帮忙。周日别人放假，温玉成就得饿一天。监管人员时常会换，有的好相处，有的则喜欢捉弄人，甚至还有人打过他。昔日名将，如此稀里糊涂被关了五年多。
周总理当时迫于压力，没办法帮温玉成说话，还签了字，因而心里产生愧疚，到生命最后的阶段一直想要把温玉成解救出来。
1976年12月，温玉成重获自由，夫人宋琬明前去迎接时，完全不敢相认。五年前的温玉成有140多斤，如今只剩80多斤，整个人精神很差，言谈举止有些木讷，宋琬明流着泪将丈夫带回到军区大院生活。
不过温玉成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结论，最初他也不算着急，还能开玩笑说自己这段经历是“不幸中的万幸”。
可事情拖了好几年，许多老战友都得到平反，自己却还没一点消息，温玉成也坐不住了。1980年秋，温玉成、吴信泉、梁兴初三人结伴去找黄克诚。黄老当时是中纪委书记，专门负责审查旧案。
三人的汇报长达一个多小时，都是希望能为自己恢复应有的名誉，给出一个定论。黄克诚从事实出发，牵头此事，最终在1983年一切尘埃落定。中央给温玉成的结论是：属于办错事、说错话范畴，对其免于处分，以大军区副职待遇准其离休。
比起一些老战友来说，温玉成的确如自己所言的“不幸中的万幸”，但对他自己来讲，这样一位战将最年富力强时却被不明不白地关押，还是非常可惜的。